贾仲明和他的戏曲活动

贾仲明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杂剧作家 ,曾创作杂剧 18种 ,现存世 6种 ;他又是一位戏曲史家 ,所编《录鬼簿续编》存世 ,搜有元末明初杂剧家和散曲家 70余人 ,著录剧作 80余种 ;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杂剧评论家 ,曾为锺嗣成《录鬼簿》的 82位未写“挽词”的戏曲家补写了挽词 ,评论了每位曲家的艺术成就 ,成为后人研究元曲的参考要籍 ,在我国戏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关汉卿剧作版本的比较和选择

关汉卿,是元朝初期杰出的剧作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元末明初的贾仲明极力称道关汉卿:“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关汉卿在当时的影响和威望。王国维纵览戏曲史,也盛赞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辞,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关汉卿在戏剧史上自有其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而历代赞评总还让人们觉得没有充分地说出关汉卿的真正价值。     

从水浒戏和水浒叶子看《水浒传》的成书年代

我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成书年代,学术界至今尚未取得一致认识。多数人坚持《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著作权归施耐庵和罗贯中两个人。我认为这种传统的元末明初说,根本没有确实证据。试问,嘉靖以前哪一本书里记载过元末明初戏曲作家罗贯中写了《水浒传》小说?哪一本书里记载过元人施耐庵的身世经历并创作《水浒传》?朝廷的哪一条禁令提     

论《元曲选》与元刊本相比较的进步性

《元曲选》收录元人及元末明初人的杂剧作品一百种,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相比较,发现二者均选录了十三篇相同篇目。通过对相同篇目的比较,可以看到《元曲选》较元刊本《元刊杂剧三十种》在外部形态、情节、宾白、曲词、人物等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性。     

杨景贤《西游记》中独特的女性形象

元末明初蒙古族剧作家杨景贤以独具民族文化特征的艺术视野和包容坦荡的创作胸怀,在《西游记》中塑造了众多鲜活灵动又富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女性形象,凝聚了不断进步的时代精神和鲜活跃动的民族文化,进一步丰富了古代文学创作的女性世界。     

元诗评价浅析

长期以来,人们对元诗评价较低,常批评元诗浅薄,甚至有元代无诗之论。但这种评价,往往不是出自深入研究,而是承袭前人旧说。重新评价元诗,有必要考察一下前人诸说的科学性。回溯前人评论元诗的情况,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一、明代前期。二、明代中后期。三、清代前期中期。四、鸦片战争以后。下面依次述及。一明初文人中,有不少由元入明者,对元代诗坛,多有亲身接触体会。初明诗坛,受元诗影响,本是情理间事。奇怪的是,明初文人,很少议论元诗,散见的零星议论,都是针对个别人,个别时期而发,都避免明确地、总体地评价元诗。这种现象,做何理解?这与经历了元末明初的战乱,经济凋残,因而文事不盛,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当是由于朱明代元而兴,对元代文治武功做何评     

宋末元初诗文批评理论的确立与转型——以戴表元的批评理论为中心

戴表元诗文理论是在对南宋末诗文风气的批评中确立并形成的。在诗歌方面，他提出的宗唐理论有其特定内涵和背景。其核心是在向唐人学习的同时，也要借鉴《诗经》、乐府诗和建安六朝的诗歌资源。宋末元初，戴表元的影响局限于四明、杭州等地；到元大德、延祜年间，其弟子袁桷逐渐在大都发扬、传布其派理论，渐具全国性影响，因而他们的理论主张和诗文实践具有转型性意义。可以说，元人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风气的形成，戴表元无疑具有先导之功。     

论杨贵妃籍贯不在广西

从元、明、清代一直到今天,几百年来,不仅广西有少数学者,而且外省也有少数学者,撰写文章认为唐代杨贵妃的籍贯在广西。他们究竟根据什么证据或理由来断定杨贵妃的籍贯是在广西呢?他们列举的证据或理由是下列三点:(一)《全唐文》卷四○三唐代天宝时门助教许子真撰写《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记述了杨贵妃出生于广西容州(今容县)杨冲;(二)元、明、清代一些文人的著作和诗文中有关于杨贵妃出生于广西容州的记述;(三)广西容县有几件杨贵妃的历史文物、古迹(如杨妃井、杨妃庙等)。除了上述三点之外,他们再也提不出其它任何一点新史料、新证据。下面我对他们的全部证据和理由逐个地进行探讨和评论。     

元曲“稍瓜”再考

元曲中屡屡提及“稍瓜” ,为元人常食之物。郑光祖《伊尹耕莘》第一折王留说 :“俺虽是庄农田叟 ,闲游北疃南庄。新捞的水饭镇心凉 ,半截稍瓜蘸酱。”又如关汉卿《五侯宴》第三折 :“秋收已罢 ,赛社迎神。开筵在葫芦蓬下 ,酒酿在瓦钵磁盆。茄子连皮咽 ,稍瓜带子吞。萝卜蘸生酱 ,村酒大碗敦。”对此食物 ,今有研究者认为 :“元人作品中所说之‘稍瓜’ ,可能即今之丝瓜。”(林昭德编著 :《诗词曲词语杂释》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理由有三 :一是从季节看 ,“秋季 ,吃茄子的时期 ,也有丝瓜可吃” ;二是从形状看 ,元人说“半截稍瓜”而不说…     

近百年《西厢记》研究

同世界上任何事物发展过程一样,《西厢记》的研究历程也是波澜起伏的.自从这部古典名剧问世以来,七百年间其刊刻、评论及演出,曾出现两次高潮.一次是元末明初,一次是明中叶至清代初年.元末明初,杂剧虽然趋于衰微,但《西厢记》的影响却伴随南戏的复兴与日俱增,获得人们越来越高的赞誉.这一时期存留的文献资料虽然不多,但从朱权“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贾仲明“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等言简意赅的评价里,     

管窥锥指说“玉带”——《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一证

关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自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将其定在“元末明初”之后,即为学界所遵从,似乎已成定论。现存几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也都将其定为元末明初人罗贯中所作。但近年来有人出了一些疑问,认为此书既然刊行于明嘉靖壬午年(1522),且前此并无罗贯中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明确记载,因而从中国俗文学发展的史实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会是成书于元末明初,而应当是明中叶的产品。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并无多少确证。另一方面,又有人从该书的地名注中找了一些证据,定此书为元代的作品,     

析元人的“诗为尤难”说

元代文人比较重视中国传统的古近体诗。他们态度严肃、谨慎,把诗歌创作看成能“与天地相流通”的盛事。元人对诗歌创作的高度重视,自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多重因素,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从不同角度坚持了金元大诗人元好问力倡的“诗为尤难”的美学观点。那种“壮夫不为”的傲慢态度,在元人文集中,的确不易见到(笔者不学,仅在元后期吴莱诗中找到一例)。元人的“诗为尤难”,其理由往往因人而异,主要有以下几种: 首先,元人在创作实践中,深刻体会到“物     

论现代法德留学生作家群的贡献

法德留学生作家群由于独特的艺术天赋以及受法德浓厚学术和艺术氛围的影响,表现出了与留日、留美、留英作家群不同的艺术追求与创作倾向,这就是他们专注于人的生存境遇,偏重于艺术性的追求,擅长于先锋性的探讨。他们在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中引进更多现代派技巧,融入了更多现代性因素,从而大大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实事求是 反映原貌——关于编修回族史的几点建议

回族,在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就人口数量说,已跃居第二位;就分布地域说,是各省(区)、市所在皆有的民族,除了人数比它多一百三十倍的汉族以外,其他各族都没有分布这么广;就历史概况来说,它萌芽于唐、宋,融汇于元,逐步形成于元末明初。有上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就类似民族说,它跟另外九个与伊斯兰教紧密相关的兄弟民族比较,既有不可忽视的共同点,又有无可否认的独特点;就语言文字说,它是通用汉语的少数民族中最大的民族;而就融合因素说,它又是包含广大地区外来的、土著的多种民族,在特定历史环境、条件下凝结成的共同体,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员之一。因此,人们都切望史学工作者能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修订或新编出一部较详备而又有质量的回族史。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入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李贺行踪小议

李贺是中唐时期富有理想、抱负、立志改革黑暗现实的进步知识分子。由于仕途坎坷,政治失意,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寄情于诗,在诗国中驰骋。在元和诗体变新中,李贺表现了创新才能。诗作被誉为“长吉体”,张碧、李商隐等相继效仿。然而由于他的早亡,和当时统治者不注重人才,有关他的生平事迹的记述留下来的实在太少了。同时又由于当时有传奇创作思潮的影响,对他的记述多杂有神鬼内容的传奇情节,什么“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见李商隐《李长吉小传》)“今为神仙中人甚     

杨景贤及其杂剧《西游记》

杨景贤是蒙古族第一个剧作家。杂剧《西游记》是作者剧作中有影响的作品,成书约在元末明初,比吴承恩所著百回本小说《西游记》早二百多年。可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却说:“蒙古色目人中,亦有作小令套数者,而作杂剧,则唯汉人。”这恐怕是很大的疏忽。杨景贤在当时的曲家中间,虽然名位不比别人尊隆,但是他弥补了我们中华民族戏曲史上的不足。其杂剧《西游记》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集中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有强烈的感染力,是一部较好的作品。     

王府家人、宗室姻亲与明代宗藩犯罪

宗藩犯罪是有明中后期严重的社会问题,笼统地说,它与分封制度的落后性分不开,具体而论,又与相关官员、亲郡王的贪贿、失职、管理不当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王府近侍、宗室姻亲长期与宗藩混在一起,他们的行为对宗室有很大影响,宗藩危害社会,既有他们的教唆,又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和充当帮凶.     

知青作家与70年代后中国文学思潮

70年代后的中国大陆文坛有两个作家群极其引人瞩目,那就是右派作家群和知青作家群。它们都是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的产物。右派作家群中的大部分作家在50年代就已崭露头角,文化大革命后,他们“重新拿起笔”,吟唱“归来的歌”,70年代末出版的一部作品集《重放的鲜花》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作家群体     

诗派标准与“岭南诗派”

从元末明初开始,岭南诗人群已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崛起于诗坛,该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日见繁盛的局面,这表现为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而且在每一重要时期,骚坛差不多都有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人向来“法汉宗唐”, “诗风雄直”,作品地方色彩鲜明,有着大体一致的审美旨趣.岭南诗人群体在元末明初崛起之后,便引起了岭内外诗评界的关注,在明中叶以降数百年中,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而受到评家的重视与认可.历史事实证明岭南诗派符合诗派的基本标准,但岭南诗派组合松散,没有系统、成型的诗学理论或纲领主张,前后也不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自觉的”诗歌诗派,只是“非自觉”或“半自觉”的诗歌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