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宜州永定土官韦廷璧

韦廷璧作为清代宜州永定正长官司土官,清政府敢于将另一个正长官司的政务全权委托给他代理处置,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韦廷璧拥有很强的军事和政治管理能力;二是韦廷璧忠勤国事的人品深受清政府信任。     

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官与岑毓英的“土司后”

本文考证上林长官司的建置沿革、上林司岑氏土官荣衰以及岑毓英不是明上林长官司岑氏土官后裔。     

鄂西土司遗迹调查

<正> 自元代始,封建王朝在鄂西土家族地区开始实行土司制度,对表示愿意归附的当地首领,招抚优待,委以土司官职。结束了唐宋以来的羁縻政策,加强了朝廷对边远少数民族的控制。据史料记载,到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止,鄂西地区先后设立了大小土司三十多个,而以明代为最盛。明王朝在鄂西设置有四个宣抚司,九个安抚司,十四个长官司和五个蛮夷长官司。     

试论湘西苗区“改土归流”——兼析乾嘉苗民起义的原因

清康熙、雍正年间,包括湘西在内的原湖广的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六十余年后,湘黔苗民以湘西永绥(今花垣县)、乾州(今吉首市)、凤凰三厅和贵州松桃厅为中心,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清王朝统治的乾嘉起义。湘西苗区的“改土归流”情况如何?它对湘西苗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乾嘉起义与“改土归流”有什么联系?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永顺土司及邓文茂考

永顺土司及邓文茂考李楚荣（宜州市文管所）弘治五年（公元１４９２年），明王朝析宜山县地置永顺正副二长官司和永定长官司，这是宜山县境内设置土司之始。永顺长官司第一任上官为邓文茂，最后一任土官为邓治住，永顺土司于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改土归流，寿终正寝，历...     

《明史·广西土司传》论说

清张廷玉等修纂的《明史》,据明政治现实,创立了阉党、“流贼”、土司三列传,为前代封建正史列传所未有。其中《土司传》十卷,分别记载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五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全书的卷三百十七至三百十九是《广西土司传》。此传对明代广西土司及瑶壮等少数民族的状况,作了纪述。故此传对广西土司制度及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它论说,对进一步了解此     

对“土司”名称的出现、内涵、使用范围的考析

元代至明嘉靖中期没有“土司”名称，嘉靖四十一年才出现“土司”名称。嘉靖、隆庆时土司是对武职个体的专称，在四川、贵州少数地方使用。明嘉靖至万历时，土司、土官区别明显，土司主要指属兵部的武职带“司”的职衔、衙门和官员，土官指属于吏部的文职。万历至天启、崇祯时，土司扩大为武职、文职的统称。清承明制，只是兵部所辖武职称土司，吏部所辖文职称土官。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两广使用土司名称，东北诸夷、西北诸夷和属番的同类职衔没使用土司名称。清乾隆时，土司使用范围增加了甘肃、青海、西藏的土司。因此，把元明清王朝在民族地区以各族首领为世袭土职的统治制度称为土官土司制度更准确，称为土司制度不准确。     

桑植土司文化遗产的利用与开发

<正>桑植土司是指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在今桑植县域所建立的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一系列土司建置。土司的设置与沿袭,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土司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土司时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面貌,     

从《容美纪游》看容美土司的社会经济结构

<正> 容美,是湖广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司的简称,其先或称柘溪、容米峒、容美峒,又称容阳,通称容美土司、容美司。容美土司是湖广诸土司中历史较久、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一个土司。据史料记载,容美田氏家庭在其地的统治长达九百多年,所谓“自汉历唐,世守容阳”,元代以后,中央王朝开始在其地实行土司制度,至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止,容美土司经历了三十多个土司     

武陵山片区明代金石碑刻所见土家族土司的“中华情结”

本文在明代湖广、四川、贵州行省毗邻区民族分布格局基础上,对目前发现的由明代皇帝、“客家”知识精英、“客家”官员与土司及其代办和土舍分别书写的60块金石碑刻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认为这是生者的自由书写和对死者的盖棺论定,客观地反映了土家族土司观念、情感和意象世界在明早中晚期及南明时期的形成发展与变化,展示了土家族各土司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机关连的“中华情结”的聚积及变化过程.在明清易代之际,它对旧朝是“情结”,对新朝却是“症结”.基于土司学所做的此项研究,对于客观地评价我国土司及英文化具有启迪意义.     

土广东、东山客族与四川客家——洛带闽粤赣移民后裔的身份变迁

洛带是成都周边以客家旅游为主要特色的知名古镇,洛带的闽粤赣移民后裔在旅游开发前后发生了从“土广东”到“客家人”这一族群名称和认同的变化。本文指出,首先,在四川客家研究中,要区别“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闽粤赣移民的移民史,及其后裔成为土广东的认同的历史。在清代至民国时期移民的本土化过程中,洛带的闽粤赣移民后裔与湖广移民后裔之间的族群互动,促使土广东这一族群形成。其次,四川客家族群形成受到整体性的客家族群形成和地方文化精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东山客族”的名称出现,主要受到“民系-文化”客家研究范式的影响;1999年开始,土广东这一族群名称变为了客家人,该变化体现了全球性的客家网络、地方发展、文化精英对于族群形成和认同重塑的共同作用。     

“撒尔嗬”:土家人原始生命意识的独特传递

<正> 在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土家族聚居地区,至今流传着一种原始古朴的丧事习俗——跳“撒尔嗬”。“撒尔嗬”在土家族民间歌舞中别具一格,其艺术表现神秘诡奇,展示着独特的民族色彩和地方气息,更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于“撒尔嗬”的由来及表现形式,研究者多有介绍,这里不作阐述。本文主要是从“撒尔嗬”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着眼,来探讨这种古朴神奇的民俗事象千百年来久传不衰的原因之所在。 自古以来,土家族先民基本上一直活动在     

以柔远人:清朝对容美土司的政策(1644-1735)

<正>一、前言"以柔远人"是康熙年间官员奏折中的用语,意思是对容美土司采取怀柔政策。容美土司,旧为宣慰司,辖盘顺、水浕、源通塔坪各安抚司,椒山、玛瑙、石梁、下峒、下冈、平茶、五峰、石宝各长官司。雍正十三年改置鹤峰州长乐县。①过     

库尔班·吐鲁木见过毛主席以后

“庫尔班·吐魯木从北京回来了”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圖尔尕孜乡的各个角落。老汉的家里挤滿了前来打听消息的人們。“您見到毛主席了嗎?”“咱們的領袖健康吧?”“我們托您捎去的信,您是不是交給毛主席了?”几年来就和庫尔班·吐魯木老汉一样盼望着見毛主席的农民,接二連三地向他們的代表詢問着。庫尔班老汉洋溢着喜悅的心情,对他的同乡說: “我見到了毛主席,他簡直象天上的太阳一样!和毛主席見面的那一天,我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的生命。咱們的領袖非常健康,你們托我捎去的礼物和問     

不断拓展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

<正>进入新时代，贵州各族群众相互交往更加广泛、交流更加全面、交融更加深入。特别是近几年来，从“村BA”到“村超”，群众性体育活动和“村”字头体育赛事在贵州愈发兴盛并火爆出圈，其背后蕴藏着贵州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密码，也展现了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的内生动力和实践路径。今年6月，我们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台江县、丹寨县，就当地不断拓展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开展了调研。     

甘肃土司始于何时

甘肃土司始于何时,这是撰写《中国土司制度通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根据《明史》《清史稿》等记载,明代甘肃的卫所官并未列入土司系列,《明会典》中所列明代的土司职衔,也不包括卫所官。明代严格区分土官与夷官,土官指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之土官（即土司）,而甘肃及东北等卫所官则属夷官。此外,明代甘肃卫所官的世袭与内地卫所官并无区别。甘肃的卫所官是在清朝划归土司系列的。     

“历史·历时·流变”——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研究的三个维度

“历史/历时”为西方民族音乐学仪式音乐的两个重要概念.基于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的多元历史证据、仪式音乐与文化建构、“道得尔”历史流变三个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和研读,实现对拉卜楞寺仪式音乐“道得尔”在“历史/历时”研究领域的重要个案的理论取向与实践价值探讨.     

线条艺术&文字艺术 草书形成发展一瞥

<正>“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草书作为书法艺术最具表现力的书体,具有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笔势流畅、气势奔放之特点,不愧为书法艺术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生动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美学精神。     

达斡尔族源流考

达斡尔族是我们伟大祖国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达斡尔” (Daur)是达斡尔族人的自称。“达”为“从前”或“原来”之意,“斡尔”为“住处”之意,“达斡尔”含意为“原来住处的人”。达斡尔族人民有语言无文字,过去由于音译不同,在一些汉文的记载中,曾有达古尔、达呼尔、达瑚尔、达胡尔、达呼尔、打虎儿、打虎里、打虎力、达虎里、达瑚里、达呼里、达乌里、达古里、达乌尔等二十多种写法。“达斡尔”这一族称最早见于     

读《简介明万历刻本重修〈贵州通志〉》一文——并就其中若干问题与谢国桢先生商榷

得读《民族研究》1980年第3期所载谢国桢先生《简介明万历刻本重修〈贵州通志〉》一文。由于此文立意介绍万历《贵州通志》这部“宇内孤本罕见之书”;并摘录了其中一段有关贵州苗族、彝族、仡佬族和布依族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历史资料;又以著名历史人物奢香的事迹为例,述说了“我国西南兄弟民族与汉族人民,同心协力,修建由蜀入黔道路”,共同发展祖国的经济、缔造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史实。因此,读后颇受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