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太平经》的政治倾向——答卿希泰同志

《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5期刊登卿希泰同志《<太平经>中反映农民愿望的思想不容抹杀》一文,对拙文《论<太平经>的政治倾向》提出不同看法。读了之后,有一些意见,写出来与卿希泰同志再商讨,并向学者、读者求教。我在上篇文章中曾指出,研究《太平经》的政治思想,必须“抓住它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总的倾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我认为研究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都应当如此。卿希泰同志一再强调,《太平经》这部书内容庞杂,“许多观点自相矛盾”,不是一人一时一地之作,并批评我没有从这一特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把全书的思想似乎看成是很单纯的”。他的意思是说,《太平经》根本没有一个思想体系,也没有一个总的政治倾向,因此就只能满足于指出它“既有”某种思想,“又有”某种思想。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论《太平经》为汉代道书之合集——兼与金春峰先生商榷

关于《太平经》的成书时代和作者,今人多认为该书成于东汉,非出一时一人之手,是一部集体编写的道书,宫崇、于吉均为重要编著者,全书170卷,是个大部头书籍,成书有个过程,可能先有个秘传简单的草本,即《太平经复文序》所谓“太平本文”,流传民间,以后逐渐增修而成。卿希泰先生则认为:“《太平经》一百七十卷,绝不是一时一地一人所作,就其内容的庞杂,卷帙的浩繁来看,也不象是某一个人的著作,可能是当时秘密流传的原始道教中很多人的著作,经过逐步积累,最后汇集而成的。”这里用了“可能”二字,是一种推论,故金春峰先生认为:“至于早已存在一个民间道教并有许多道教徒创作道书,就更是以《太平经》是道教经典而作的推论了。”我认为这种推论是合理的,可以成立,本文即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些研究。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也谈《敕勒歌》——兼与王曙光同志商榷

《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发表了王曙光同志《试论<敕勒歌>的作者及其产生年代》一文,就《敕勒歌》的作者、产生年代问题提出了新的意见,     

《中原雅音》考辨——兼与蒋希文同志商榷

《<中原雅音>辑佚》从《韵学集成》里抄出1422条关于《中原雅音》的资料,其中有1288条是释音的。本文只就1288条立论。查证的《集成》,是嘉靖补刻本。 一、《集成》里的条目不全是《雅音》的原文     

论故意犯罪的阶段——兼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关于故意犯罪的阶段问题,我国刑法学界曾有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理解故意犯罪的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另一方面是如何划分故意犯罪的各个阶段。由于这一问题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因而有继续探讨之必要。何谓故意犯罪的阶段?     

再考《京本通俗小说》——兼与苏兴同志商榷

看了苏兴同志《再谈〈京本通俗小说〉问题》一文(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4期),有些想法,现提出来就教于苏兴同志和古典小说研究者。对公认的七篇宋人话本小说,苏兴同志只承认其中的五篇是宋人话本,而其余两篇即《拗相公》和《冯玉梅团圆》,不是宋人的作品,而是冯梦龙编撰“三言”中的拟话本小说。其实,关于这两篇话     

《太平经》的家庭法则与政治法则析论

<太平经>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做一体化的思考,其家庭观念与政治思想紧密相关.作为社会范畴的"家"和作为社会角色的"父"、"母"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它们常常被用作论说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及相关的道德思想的重要理据.在<太平经>中,家庭法则与政治法则是一种相互比附、相互论证的关系,父权至上成为王权至上的依据.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论分工的起因——兼与赵惠明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第二期刊登了赵惠明同志的文章:“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该文对商品交换产生于分工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不能否定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命题。笔者就此谈点不同意见,并对分工的起因作一些探讨。 一、亚·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命题是错误的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论规律的发展——兼与秀民同志商榷

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天津社会科学》上,秀民同志发表了《评‘规律发展说’》的文章,对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应当把规律发展的观点写进这本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中去,因为规律是不发展的。他的理由有正反两面。正面理由是,规律是一种抽象,而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发展的主体。反面理由有三:(1)承认规律的发展,会“使发展的原则走向反面”,“排斥事物的发展”;(2)承认规律的发展是“对规律的否定”;(3)承认规律的发展“必将陷入繁琐哲学”。这后三点理由都涉及到规律的永恒性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     

再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兼与徐庆凯同志商榷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争议较多,本文暂不涉及)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逻辑学界一个流行的基本观点。对此,徐庆凯同志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三条规律根本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只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就向逻辑学界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规律?2.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在一般逻辑论著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点探讨,顺便谈一点对徐文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关于列宁的《论合作制》——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在当前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问题时,人们常常引证列宁的《论合作制》。复旦大学出版社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文集。文集中发表了蒋学模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克恩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一文。该文有一个结论是:“以合作社为范围的部分劳动群众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作为与全民所有制共存、受全民所有制领导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也谈庾信的《拟咏怀》诗——兼与凌迅同志商榷

1982年第2期《文史哲》刊登凌迅的文章《读庚信的〈拟咏怀〉诗》,是近年评价庚信的少数论文中的一篇,该文从分析《拟咏怀》诗入手,认为只应肯定诗中“所具有的浓烈的乡关之思,而决不认为这种乡关之思有多少故国之情”,并指出     

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兼与汤志多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的《大同书》是他名著之一,全面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大同”思想。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本书。《大同书》著作在何时,大同思想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理想,它的形成过程怎样?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汤志钧同志认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定稿更迟。”并且还认为     

《诗经》现实主义艺术的再探析——兼与廖群同志商榷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这在学术界似已成定论,毋庸置疑。但近年来有人撰文提出异议,说《诗经》不具有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种种特征,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廖群同志在《河北师院学报》(1992年版》上发表题为《关于(诗经)现实主义艺术问题的重新审视》(以下简称《审视》)的文章,对这一传统命题提出质疑。 文章首先阐述《诗经》被冠以现实主义称号的由来或背景,现实主义的具体内涵、特征。然后列举四种类型的作品,说明《诗经》艺术的总体特征。最后从《诗经》所处的时代特点,特定的文化氛围两方面揭示《诗经》艺术传统形成的原因。文章列举了为数不少的诗作进行较为具体深入的分析论证,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这种勇于探索,敢于打破传统观念的精神值得称道。但不论是从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看,所持的观点仍值得商榷。     

评金圣叹批改《水浒》的问题——兼与张国光同志商榷

早在四十多年以前,鲁迅就对金圣叹作过较为精当的评述(见《鲁迅全集》4卷《谈金圣叹》、《“论语一年”》)。解放后,学术界的同志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对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问题,展开过讨论。在持褒扬观点的一派中,张国光同志在1964年4月号《新建设》上发表的《金圣叹是封     

幽默漫议——兼与徐侗同志商榷

<正> 自瓦特令蒸气推动历史的车轮,伽利略用望远镜开阔人类眼界之后,“上帝”贬值,“幽默”看涨。诗人以幽默显其达观、机敏,哲人以幽默见其深刻、犀利,就连商贾也看重幽默在经商中的作用。 幽默在中国真正掀起大潮。实是近几年的事。王蒙、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张洁、冯骥才诸人的幽默,千姿百态,各具神采;连史诗大匠姚雪垠在严肃的笔触中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