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

生命权具有不可恢复性和平等性两个特征,然而现代民法规范和民法理论均无视生命权的这些特性以及实际生活中生命被侵害的事实,这与现代人权思想相悖.而古代命价制度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侵害生命权行为的惩戒.因此,现代民法应当继承这一制度所蕴含的理念,即对生命权受侵害提供惩罚性赔偿的救济方式,且赔偿金额应为定额.     

生命权私法救济浅谈

现行民法体系对生命权的保护非常欠缺,这是由于对生命权保护的理论认识存在不足。本文试从受侵害致死人生命权受保护之必要性、如何保护入手,对受害人近亲属赔偿请求权法理基础作一梳理、比较,进而提出需要在私法上对生命权进行全方位保护的主张。     

"同命"缘何"不同价"的法理思考

＂同命不同价＂现象,一直为我国社会公众所诟病,具有很大争议。死亡损害赔偿不是生命按质＂定价＂,并非对生命权本身的救济,它应是对因侵害生命权所引起的各种现实利益损失的补偿。死亡赔偿应给予受害人更多的经济财产赔偿,体现对逝者的尊重,加强公民对他人生命权的敬畏,防止肆意侵犯他人的生命权,这应是我国立法政策的法治取向。     

从生命权平等看死亡赔偿金——兼评《侵权责任法》第16、17条等规定

人的生命是人体维持生存的基本的活动能力。生命权平等早已是深入人心的经验法则。没有人能找出生命权不平等的理由。生命权和生命价值都没有质与量的差别,因生命权被非法侵害应得到平等的物质赔偿。狭义的死亡赔偿金是对生命利益本身的赔偿。     

侵害生命权损害赔偿体系构成研究

侵害生命权所造成的损害是一个有着多个受害人的多种损害的体系,对侵害生命权的损害赔偿问题应从体系化的角度来予以研究,才能真正贯彻全面赔偿的原则。这一研究体系包括侵害生命权的受害主体、损害事实、损害赔偿请求权人和赔偿范围。     

我国生命权制度的构建及其立法完善

生命权是人类享有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权利。一方面,非经合法程序,任何人的生命不受国家、其他人的非法剥夺;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应尊重并保障生命的发展。在我国宪法中,生命权属于一项隐含权利,即没有明文规定,不符合生命权保障的需要。生命权的入宪不仅是由生命权的重要性与宪法的至上性所决定的,也是提高尊重生命权意识、培养尊重生命权的宪法文化的需要,更是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同时,我国也亟须构建生命权的宪法救济机制。     

安乐死与生命权的保护

安乐死的争议包括主动安乐死和生命自主性的关系,以及被动安乐死的理由。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探究宪法生命权的涵义。生命权的本质是自由权,也就是个人自主安排自己生死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授权医生协助其安乐死。对于非自愿的安乐死患者,仍然应该根据生命权的逻辑加以安排,将选择交给患者的家属。宪法学对安乐死问题的回答,解决的是国家的立场,并不排斥公民基于个人的良心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     

现代医学的生命伦理学前提:对生命权与人格权的尊重和保护

现代医学赋予当代生命伦理学全新的时代任务。现代医学所展现的伦理空间,是一个具有普遍伦理本质的生命权利体系,生命伦理学原则之间存在冲突的实质是生命权利体系中道德权利的冲突,沟通这些冲突的前提是对生命权与人格权的尊重与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权与人格权是现代医学的生命伦理学前提。     

试论生命权与安乐死权

摘要： 生命权是近代社会确立的人的三大自然权利之一。生命权不仅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和司法保护救济权,还应包括生命利益支配权。安乐死权属于生命权,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选择死亡时间的权利和选择理想死亡状态的权利。安乐死的权利属于安乐死的适用对象,安乐死的适用对象选择安乐死是一种权利而并不是一种义务。     

关于生命权位阶的确定性

生命权位阶反映生命权与其他权利在效力上的高低、功能上的强弱以及价值上的轻重关系。生命权位阶在非整体的不确定性和整体的确定性之间呈现出多维样式,很难有一个普适性的标准,为捍卫生命权的整体确定性,不能想当然凭借生命权推定出其他权利,否则生命权优先性将会被质疑和滥用。在区分生命权和生命权保护的基础上,在中国生命权诉求尚不具备整体确定性的情势下,生命权从消极防御体系走向积极保护的策略是大势所趋。在生命权利体系中,应当避免诸多权利话语产生的负性因素,从权利积极保护等迷雾中走出,转向确立生命交往互惠社会责任。     

论危险状态下公民生命权的保护——超级玛丽”案的启示

"超级玛丽"案表明,在危险状态下实施对公民生命的救助,必须正确认识生命权在宪法中的地位,处理好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宪法的价值取向以及生命权与其他基本权利的关系上可以看出,生命权在宪法基本权利中处于独立的首要位置,生命权优先于其他权利。在生命权与公权力的关系上,公权力为保护公民生命权而设置,具体警察权的行使应该以生命权优先的理念为依归。     

论食品安全权的权利伦理基质及其价值

在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的价值谱系中,食品安全权因其与生命权、发展权以及健康权、怯弱权等的密切关系而有其既基础、本源又核心、根本的价值意义。作为一种集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于一体的基本人权,食品安全权既是一种源自人最内在、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人权,也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价值诉求和社会所需要的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关怀。生而为人必然具有对生命的珍重、对健康的珍惜,此则构成人最为内在亦最为强烈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而生命本身和健康的脆弱性又使人产生了与生命权和健康权相契合的怯弱权。生命权、健康权、怯弱权内在地要求食品安全权。尊重和保护公民的食品安全权既是生命权的价值诉求,也是怯弱权和健康权的集中表现。食品安全权因其特有的基础性、本原性权利诉求和价值追求必然成为当代权利伦理学和人权伦理学以及人本主义伦理学、人道主义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价值大厦的“拱心石”和“顶梁柱”。     

伦理视野下生命权的国家保障

生命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国家对个体生命权的保障负有主要责任，这是现代国家合法性之依据。但国家对个体生命权的保障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及道德的影响。因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自由与生命关系的哲学透视——兼论生命自由论的当代建构

自由主义者在建构自由理论过程中存在两次逻辑抽象,第一次导致自由权与自由分离,第二次导致生命权与自由权分离,最终使自由与生命走向对立。马克思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十分注重对资本主义社会个人生存状况的研究,揭示出自由主义自由论缺少生命关怀的理论缺陷及其现实根源,从而将自由理论建立在对个人生命活动状态的考察之上,为建构生命自由论设定了基色。生命自由在内涵与外延上超越自由权和生命权,它以现实生命个体为主体,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命共同体为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与其他自由的关系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动态平衡。生命自由论为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案。     

从尊重生命权看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问题

生命权是一切权利之根本,属于基本人权之范畴.作为挽救病人生命的重要方式,人体器官移植应恪守尊重生命权的原则.因此,对人体器官捐献、摘取和器官捐献者生命状态的判定应遵循严格程序,器官摘取和移植中的相关法律责任要明确规定.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法规,也要根据上述要求,加以完善.     

论生命权的价值整合和规范建构

关怀、维护、扩大和发展生命权价值已成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应当通过宪法确认并保护。但宪法规定的生命权一般条款,在法律生活里,要靠“具体的做法”才能维护人的生命权利。当肯定宪法生命权保护的主观价值,在于生命权自由价值;但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内,无法发挥宪法生命权自由价值的客观功能,不具有请求权的宪法生命权不可能通过司法扩张社会权利,更不能直接从生命权价值中推导出其他权利,否则模糊的权利不仅会引发道德危机,甚至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混乱。我国当前亟需整合生命权价值,并建构生命权规范体系。     

因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所致反射损害研究--兼评我国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如何加强对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所至的反射损害的受害人的保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各国规定不一,但通过比较发现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草案对这一问题的规定还可从反射损害的形态和反射损害受害人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胚胎的生命权保障

对于胚胎①的生命权是否给予保护,各国法律的规定不尽相同。在我国的法律中目前没有明文规定胚胎的生命权保障问题,但随着生物医学科技的发展,胚胎有发展成为生命权主体和客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当然,胚胎作为生命权的主体相对于人的生命权来说其法律保护是有限的。     

生命权价值能否量化的思考——对德国通过《空中安全法》事件的宪法分析

生命权体现着人类的尊严和价值,是人的最基本权利。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公然反对过生命权,当前在我们很多人热衷于讨论生命权入宪问题时,其实我们对生命权本质内涵的研究还不完善。生命权的本质内涵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当部分人的生命权与大多数人的生命权发生冲突时,很难通过目前我们对生命权的理论予以解决。文章主要是通过对一个事件的分析来引起人们对生命权本质内涵的再认识。     

论生命权视角下的死刑废止问题

思考死刑的废止问题,应从生命权角度出发,生命权不仅是一切权利的基础,还是人权保障的核心。死刑无疑是侵犯生命权的刑罚,但死刑的功利主义的考虑和民意对死刑方式的支持态度,成为死刑存在的重要因素。死刑的威慑作用和惩戒功能不容置疑,但在当代,其与人权发展的趋势不符合,生命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权利应受到应有的重视。基于生命权保障的需要,死刑应当废止,以自由刑替代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