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左联”——批判“四人帮”否定三十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谬论

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下,以共产主义者鲁迅为主将,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心,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怎样看待鲁迅与“左联”,以及三十年代左翼革命文艺运动,是我们与“四人帮”在文艺战线上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论新文学运动中歌谣征集的模糊态度

1918年从北大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是同“五四”新文学运动紧密联系,与“民主”、“科学”相呼应的一场“平民化”活动。“学术”与“文艺”的两极选择反映出社会大众在“民众意识”的思考方面还准备不足,不够深入稳定。     

发现女性的光辉:《歌谣周刊》的妇女歌谣研究

妇女歌谣自《歌谣周刊》创刊之初便是歌谣搜集与研究的一大重要主题。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歌谣与妇女所具有的内在天然联系和外部妇女解放运动的社会背景合力作用的结果。《歌谣周刊》作者们对妇女歌谣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研究底层乡村妇女命运的历史和社会材料的不足,有利于引起社会大众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然而需要留意的是,《歌谣周刊》的作者们在分析妇女生活时侧重于揭露乡村妇女在家庭中的凄惨境遇,这种选择性的文本阐释忽略了对妇女能动性的认识。同时,由于《歌谣周刊》本身“学术”“文艺”的办刊目的,其能为妇女解放所起到的实质作用无疑也是十分有限的。更进一步来讲,透过《歌谣周刊》对妇女歌谣研究的逐渐丰富与深入,也可窥见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逐步建立的过程。     

北京大学与中国民俗学的建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扩大了国学研究的范围，把学术的重心由清末的经史子集扩大到民间文化与社会心理方面，推动了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的建设，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天地，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组织发起了全国性的歌谣征集与风俗调查活动，搜集整理了大量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北大的国学研究乾们结合西民俗学原理，对歌谣与民俗学之间的关系，民俗学的界定以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使民俗学理论与学术实践实现了有机结俣，最终使中国民俗学以一门新的学科的面貌出现于学术界，北大也因首倡之功而成为我国民俗学的发源地。     

为什么说“整理国故”是一场运动

胡适本人虽然不曾对他提倡的“整理国故”冠之以“运动”的称谓,但“整理国故”确实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场运动。无论从目的、组织、规模声势还是动态过程来看,“整理国故”都具备了所谓“运动”的一般特征。而且更关键的是,“整理国故运动”在当时就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通称,被诸多学者广泛运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胡适揭橥的“整理国故”不仅看作一种理论主张,而且也视为一场颇具声势的学术文化运动,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第三种人”新探

三十年代初,当左翼理论家与“自由人”胡秋原所展开的一场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大论辩正趋向高湖的时候,《现代》月刊编辑之一的苏汶,带着他那引人注目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参加了论辩。他自称是“第三种人”,以     

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探略

考察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发起过程可知,它是延安文化界有领导、有计划开展的一场全国性文艺运动。“利用旧形式”活动是这一运动开展的基础,毛泽东的“民族形式”命题是这一运动的理论依据。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文化,其最大意义在于一条新的文艺道路和方向的重新选择与确立———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兼说《国风》、《乐府》的现代意义

论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运动─—兼说《国风》、《乐府》的现代意义李怡对于民歌民谣，中国现代诗人表现出了一种广泛的异乎寻常的兴趣。“歌谣热”几乎与“五四”的激情一起生成，１９２０年１２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成立的一批群众社团之一...     

有关“抗战文艺运动”的一点感想

读茅盾写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的《“抗战文艺展望”之发端》,有点点感想。 《发端》涉及了抗战文艺运动形成的时限问题,其中有这样两句:“抗战以来,我们有抗战文艺作品,然而没有抗战文艺运动！”意思很清楚:在“展望”抗战文艺的当时,抗日战争虽早已全面展开,但抗战文艺运动却还没有形成,抗战文艺作品的出现,并不表明抗战文艺运动的“存在”。 对这一论断,《发端》有所解释。“所谓‘抗战文艺运动’,不是多出些文艺刊物,多发表些作品之谓,而是就现实中看清了何者是中心问题,问题的实际怎样,然后由此而决定文艺工作的方案。有了这样的方案,然后文艺工作者不会在心中浮起了‘我的工作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大学生

1978年～1990年,中国当代大学生在这历史性的十年中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学术思潮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笔者在此就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关系作一定的探讨。一、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当代大学生的视角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在“先锋主义”、“颓废主义”、“实验派”和各种现代文学艺术流派名称之下兴起和汇合的一场文艺运动,一股文艺思     

“普及”与“提高”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运动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原则,尤其是《讲话》中在回答文艺如何为广大群众服务时谈到的“普及”与“提高”这一文艺思想,对我们当前以至今后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于“普及”与“提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如果要使文艺真正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努力于普及,因为“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提高”就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     

知识分子、“公文复写”与“自我批判”——从《大众文艺丛刊》看1948年的“文艺运动”

1948年的"文艺运动"是左翼文艺界发起的一场政治整风运动.其主要刊物<大众文艺丛刊>从创刊伊始就力图把自己表述为"主流代表"与"主导方向",它的纲领性宣言呈现出一种学习、响应式的公文写作的特征.这场运动所反映出来的学术与政治的混淆问题、"自我批判"对合理界限的超越问题,为反思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一种特殊的隐喻视角.     

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探讨

今年八月,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在庐山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这次讨论会是在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总口号之后举行的。到会同志一致拥护党中央提出这一新口号以取代过去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旧口号。同时,本着学术问题自由争鸣的精神,解放思想,各抒己见,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意见分歧仍然是明显的,因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学术课题,继续研究和探讨力求得到正确的解释,取得统一的认识,这对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挥文艺在社会主义     

唐君毅审美阐释的“融通之境”

现代新儒家唐君毅的审美阐释活动，继承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旨趣，对中国诸种文艺现象的审美活动进行分析与剖解，最终目的是“合外内之道”，实现“内在而超越”。唐君毅运用历史和美学的观点，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品评中国古代绘画与诗歌艺术。在广阔的学术视域中，唐君毅精心剖析中国古典文艺的民族特性及其审美历程，把握中国审美文化的精髓，其审美阐释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现代”与“后现代”

"现代"与"后现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在西方学者的论述中颇为纠缠。其实,"现代",从社会历史进程上说,是指以启蒙运动为先导,以理性为观念核心,以科学技术及哲学思想的发展为基础,以人及人类的主体性的树立为标志,以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目的的一个历史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是现代进程的正面的表现;以反对浪漫主义文艺兴起的现代主义文艺,则是现代进程的负面的表现。"后现代"有三个层面。第一,从社会历史进程上说,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全球化在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计算机的发展愈益使社会信息化了,从而人的生活方式、研究与教学的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黑格尔的、启蒙运动的大叙事被颠覆,主体中心理性失落了,纵向等级的社会相当程度地容纳了更多的并列与横向的关系。自信自足的、理性的资产阶级独立个体不再存在,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下明白自己微不足道的个人,却又处于网络的交流、联结之中。偶然与无序,成为日常的经验,被重视的是信息的联结与组合,而不是思想与文艺的创造。第二,从文化变迁上说,"文化产业"构成了后现代的文化世界:文化平面化、低俗化、快餐化、碎片化。"主体的灭亡"成为一个相当盛行的观念,它有三项含义:一是去中心,二是主体性的失落,三是理性之被颠覆。第三,从文艺上说,后现代文艺将现代主义文艺中反理性的,表现个人的卑琐、孤独、反叛与狂放的倾向,更进一步加以了发挥,并增加了反深度、反精英文化、反审美、反形式等一些新内容,因此,后现代文艺对于现代文艺来说,是集继承与反叛于一身的。     

《解放日报》与“新秧歌运动”

“新秧歌运动”是在抗日救亡语境下产生的一场文艺运动。作为改版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纸,《解放日报》在新秧歌运动的发起和促进及宣传报道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邓小平关于“实践标准”的理论贡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下简称“实践标准”）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本命题，20年前，在混乱、沉闷、僵死的中国理论界却围绕这一“命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到这场争论的深远意义及其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将引起的深刻变革，及时地抓住这一契机，使之沿着正确方向开展起来，由此引发出现代中国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坚持“实践标准”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点人类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任何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到来之时，都必须有理论的变革为其先导。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一场…     

节日狂欢氛围与歌谣的共——论吴越婚礼歌谣的“狂欢化”特征

婚礼仪式对人进入新的角色有一定的文化塑造作用。在婚礼歌谣中,作为相互邀约手段的歌谣,因为仪式的狂欢化而体现着狂欢的主题。吴越婚礼歌谣中表达的这种狂欢种类繁多,有的表达了身体的解放,有的表达了以“性”的狂欢,有的表达则以语言为主的狂欢。在吴越婚礼歌谣中,狂欢化主要体现在以“性”为描写对象的狂欢化主题;以夸张为重要特征的狂欢化的体语言;以“歌”“谣”结合的狂欢化体裁。通过婚礼歌谣的念诵,可以缓解新娘的不适、思念或欢悦之情,宣泄内心的不安,达到身心的平衡,因此,具有一种“狂欢化”的“叙事治疗”效果。     

“文学革命”:“文艺复兴”的前驱——以顾毓琇《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为中心

顾毓琇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华裔科学家,他曾在《中国的文艺复兴》（1948）中提出,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学革命”,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冲突,但也许更好的理解是把之作为“文艺复兴”的前驱,看到二者前后承继、缺一不可的紧密联系。顾毓琇的这一观点既不同于胡适、蔡元培等人直接把“五四”看作“中国文艺复兴”的观点,也不同于李长之强调“中国文艺复兴”与“五四”之间存在着断裂转向的看法,而为当今学界提供了一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关系的新视角。     

从“刚健激越”到“哀而动人”——论1920年代安源工人歌谣风格的流变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歌谣一直肩负着重要的动员使命。作为中共革命开端阶段的1920年代的安源工人歌谣,其情感基调经历了显著变化——由“刚健激越”转向“哀而动人”。这种风格流变关联了几个重要面向：首先是安源工人运动领导者各异的个性气质以及革命思潮的变迁;其次是“哀而动人”动员策略下的诉苦主体由中共革命知识分子转向工人群体;最后是激越豪迈的自由体诗歌形式和激进的现代革命修辞转向对“孟姜女变调”传统歌谣形式和“牛马”等受难意象的征用。安源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哀而动人”政治美学成为井冈山时期、苏维埃时期、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情感动员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