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数据库建设中地名解析的原则与方法

《读史方舆纪要》是明末清初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名著,以明代政区为纲,记叙全国地理地物分布及沿革,包含的地理信息详细而全面,是一本常用的历史地理参考书。但该书卷帙浩繁,检索困难,且空间关系不易定位,因此以GIS技术为支撑,构建信息化的管理、检索系统显得非常必要。而构建该系统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地名信息的解析及其关系的构建。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地名条目的鉴别与分割。在总结《读史方舆纪要》行文特点基础上,提出了条目鉴别与分割的原则。第二,地名所属行政系统的确定,即按照地名隶属关系,将其分为普通政区与军管型政区两大系统。第三,政区地名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的确定,即按照明代行政区划的特点及《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确定地名的上下隶属关系与层级关系。第四,非政区地名类型的划分,即按照地名所代表的地物性质,将其划分为山脉、河流及其他地名三大类型。从这四个方面出发,提出《读史方舆纪要》地名挖掘、分类解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古籍地名数据库建设和信息化提供借鉴。     

朐衍、盐州、花马池考

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山区的盐池县,东与陕北定边接壤,北与内蒙鄂托克旗相邻,南部是甘肃省的环县,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秦统一全国施行郡县制,即设置了朐衍县,属北地郡所辖。南北朝至五代时期又为盐州。明清时期改为花马池,是我区政区建置较早,历史悠久的县分之一。朐衍、盐州和花马池,是宁夏地区历史上的重要政区名称,也是整个鄂尔多斯台地西南缘的重要历史地名。笔者试就这三个历史政区作一考证,兼及盐池县历史的简要     

“龙”字地名命名与神话思维——基于宜宾县192个“龙”字地名的调研与普查

地名既是一种地理、区位指称,又是一种历史文化符码,蕴含着传统文化元素,体现了民间思维。宜宾县192个“龙”字地名有五种历史文化与神话思维依据：一是因地形地貌如龙而产生;二是从风水视角将有关龙的传说附会于地名故事中;三是从龙图腾的吉祥意义出发命名,祈求禳解降福;四是基于龙有邪恶特性的民间认知,将降龙传说附会在自然物上,形成地名;五是以龙喻人,因该地出了很多有名的才子而命名。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原始图腾,负载了多方面的神话因子,在民俗中获得了广泛接受,对地名命名产生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影响。     

广州市南沙区地名文化研究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具有既可悟、又可视的特点,体现着自然、社会的双重性。广州市南沙区位于珠江的入海口,是历史时期由河流泥沙淤积和人为围垦,加上海水潮流的顶托而最终形成的。南沙区许多地名都带有地区特征,有着本地区的命名规律,反映着南沙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特征。     

浙江县以上古今异地同名地名考辨

今浙江省上百个县级以上的政区地名,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它们出现的时间有迟有早,出现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政区始置时即命名的,有在政区变革中出现的,但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即使在“十年动乱”这种滥改地名的浪潮中,全都不为所动,充分地显示了它们的生命力。然而对这些政区地名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在历史上的更替、代谢也是非常剧烈和频繁的。对绝大多数县来说,都曾经历一次或数次的县名更改。始终未改者极少,在秦汉时建置的只有余姚县(今为市)及汉末的安吉县;三国时建置的只有桐庐、     

醴陵市乡镇地名初解

醴陵市于公元前184年建县,近现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乡级建置多变,到1961年才开始基本稳定.现有26个乡镇,4个街道办事处.现有的醴陵市乡镇地名主要还是以地理面貌本身,即山川河流命名,另辅之以名胜、标志性建筑、民俗风情,这符合一般地方命名规律.换句话说,该市乡镇地名,也是本地历史地理面貌、风土人情的缩写.     

维吾尔语中植物名称探究

本文主要介绍了维吾尔语中植物的名称特点以及与植物有关的命名：在维吾尔语言中植物名称带助词性;维吾尔语中植物或农作物的某种器官、生长和浇水时期及与植物栽培有关的独特称呼较多;维吾尔语中以植物命名的人名、地名也较多。此外,本文还介绍了植物名称在维吾尔族中的象征性意义等。     

中央苏区行政区划研究

中央苏区先后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和赣南5省,其中,江西省先后辖有54县,福建省先后辖有25县（含1县级市）,闽赣省先后辖有22县,粤赣省先后辖有10县,赣南省先后辖有8县。中央苏区的政区的划分一般从小不从大,并且贴近群众、便于革命。政区层级有省、县、区、乡（市）四级。此外,政区命名的方式有沿用旧名、组合地名、方位地名、人名地名和寓意地名5种情况。     

刘备的迷信心理与三峡三国地名传奇

三峡地区有许多“三国地名”。这些三国地名中,一部分本属旧地名,因三国人物或三国历史事件而闻名于世;另一部分直接源于三国人物的更名或取名,属于典型的三国地名,其中,以刘备更名的三国地名为最多,也最富于历史传奇色彩,而刘备乐于更改地名,又多半源于其浓烈的迷信谶语的心理。     

浙江县以上古今异地同名地名考辨

今浙江省上百个县级以上的政区地名,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虽然它们出现的时间有迟有早,出现的情况各不相同,有政区始置时即命名的,有在政区变革中出现的,但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即使在“十年动乱”这种滥改地名的浪潮中,全都不为所动,充分地显示了它们的生命力。然而对这些政区地名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它们在历史上的更替、代谢也是非常剧烈和频繁的。对绝大多数县来说,都曾经历一次或数次的县名更改。始终未改者极少,在秦汉时建置的只有余姚县(今为市)及汉末的安吉县;三国时建置的只有桐庐、建德、永康三县;唐宋之际(包括吴越)建置的也只有象山、新昌、青田、缙云、庆元等数     

民国以前文献中的伊通河流域满语地名原因研究

伊通河流域是满族的聚居地和发源地,积淀着富有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内涵,满语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地名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对于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认知,这使得满语地名文化成为伊通历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伊通河为依托,研究民国时期以前文献中伊通河流域满语地名的存在情况,考察命名的原因、满族先人当时的居住环境及社会生活等因素。     

试论古代云南政区地名的第一次大变迁

云南的政区地名始于西汉中期,此后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其大体上呈延续发展的情形,相对稳定而又逐渐变化,各朝代相对于前代都有数量不等的一些增减,改易也时有发生。隋至唐前期,一种基本上是全新的政区格局经两个王朝前后相继的积极经营而建立起来,从而诞生了一个新的政区地名组群,将云南政区地名的发展史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唐代以来的政区地名在这一阶段经历了整体性的、大幅度的更迭。导致这一次大变迁的原因,一是云南各地部族分化状况的较大变化,二是羁縻政区制在云南地区的普遍推行,三是隋唐政区层级制的变革。     

《本草纲目》释地八说

《本草纲目》中的地名资料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然而目前有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更存在着不少失误。通过对《本草纲目》的研读,可以得出八个方面的初步认识:从书中地名出现的频次看,地域重心偏于南方;书中提到的"顺州南河"、"余杭"、"爆山"等地名的方位可以考订;书中政区地名以古地名居多,所涉及的州、郡、县、府等政区地名需要厘定;书中很多地名系一词多义,需要认真辨析;有些地名中的错字需要考订;存在误引古书造成错谬的情形;地名中有些是合称、泛指、简称、别称、代称与雅称;对于地名之理解,因专业知识背景之不同,今人容易产生偏差。     

南宋“临安”得名略考

南宋都城为何被称为"临安",在现有的史料与学术论著里都尚无答案。笔者认为:"临安"是得名于杭州一带的已有地名,但如仅仅以地名来阐释其得名,就会产生一些令人无法解释的疑问。因此,在另一方面,"临安"又应是得名于高宗所赋予它的政治寓意。而最合理的解释则是,"临安"称谓的由来是已有地名与政治寓意的结合。     

论重庆涪陵地名的命名类型及文化意义

一个地方的命名总有其根据,或依据自然因素,或依据人为因素,一个地名要么反映了该地的自然特征,要么反映了该地的人文特点。涪陵地名的通名主要以地理形态特征、建筑物和行政区划为命名依据,专名主要以地理形态特征、动植物、姓氏、生产活动、历史故事人物、宗教传说等为命名依据,文章从命名依据中探究了地名所蕴涵的文化意义。     

十多年来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研究综述

近10多年来,西南、全国及港台学者对西南历史地理作了一些开拓性研究,取得了许多十分可喜的成果.一、西南历史政治地理方面取得的成果最为突出在政区沿革和地名索考方面方国瑜先生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一书中对从上古到明清今云南、贵州大部及四川西南部政区治地沿革、民族部落、山川、馆驿关津作了系统考释,征引广博,考征精辟,成为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必读之书.蒲孝荣的《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一书,对战国至建国初四川政区治地沿革作了系统爬梳和注释;吴光范的《云南地名探源》一书,对云南地名发展的特点作了深入探索,特别对傣、彝等民族地名作了开创性研究;史继忠执笔的《贵州通志·地理志·历史沿革》则对贵州从春秋到现在政区沿革和民族部落作了全面系统爬梳通释.     

“霞山”地名考释——民族遗留地名研究

"霞山"是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行政地名,因霞山村得名,但"霞山"本身的含义和民族属性都不清楚。有人认为它就是汉语地名,但是经过考证,它实际上是一个壮族地名,就是壮族地名"下山"的不同写法而已。从粤语看,"霞"与"下"存在同音关系,而且在该地区古代有"霞山"与"下山"两个地名同时存在。"霞山"壮文本作"hazgodau",因节省音节变作"hazdau"。"霞"指茅草,"山"指桄榔树,"霞山"原本就是以茅草和桄榔树命名的一个古村落。     

湖北省地名的由来和特点

地名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专名起定位作用,通名起决定性作用.本文对湖北省地名的文化和民族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概括,把专名和通名分为八类和七类,把优势地名分为十类加以论述,对地名命名的科学性与真实性的性质进行了初步探讨,论证了地名得名的真实性和历史资料可信性的区别.     

从“以河为界”到“以山为界”——秦汉时期太原郡、西河郡政区调整过程浅议

对历史时期政区形成过程的考察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时期政区变动的历史因素以及所遵循的内在规律。这样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同时也为今天的政区调整提供参考。秦汉两朝太原郡、西河郡的属县及地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黄河以西的陕西部分、吕梁山以西,黄河以东部分以及吕梁山以东部分三个地区以独立地理单元为基础的结构。而且,秦朝在这一地区的政区设置以河(黄河)为界,西汉汉武帝时期,则变成了以山(吕梁山)为界,但不管其政区如何调整,总会出现犬牙交错的现象。本文兹对这一政区调整作一回顾,并简要分析其中原因。     

中国菜的命名理据及翻译策略

中国有着丰富的饮食文化,中国菜的命名理据也是多种多样,可分为主要理据和次要理据两种:主要命名理据包括菜的主料、配料、刀法和烹饪方法;次要命名理据有历史典故、动物名、植物名、贵金属或玉石、缩略语、地名、吉祥语,等等。翻译中国菜名时,不同命名理据的菜名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即以主要命名理据来命名的菜一般用直译法;以历史典故或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要用直译加注法;以动物、植物、贵金属、玉石、缩略语和吉祥语命名的菜名要使用意译法;以地名命名的要采用音译加直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