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及政策 ,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有必要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同农民土地持有产权等制度衔接配套的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论二元结构转换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二元结构转换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促进。二元结构转换滞后重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的二元化程度较高,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等。导致二元结构转换滞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方面,首先在于城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二元结构转换的切入点应是在提高农业和土地生产率的前提下,减少农业剩余劳动和相关人口,实施“有效减少农民”的战略。     

中国进城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探索

以英国“圈地运动”和工业革命为起点的“农民进城”难以避免和化解长期以来的不平等矛盾。尽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其做了大量辩解,开出了理论“药方”,但“农民进城”困境一直延续至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根本消除进城农民面临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解决了农民进城面临的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我国农民进城后仍遇到了城乡二元经济差异、福利待遇城乡不均等诸多问题。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农民进城”中的不平等问题,为我国未来进城农民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应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保障机会公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分割;坚持和完善土地集体所有制,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中国城乡贫富差距与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相互作用,使城乡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保障制度本应缓解贫困,缩小城乡差距,但是,我国“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与当前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三元”人口结构不一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或使我国城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只有为我国“三元”人口各自建立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解决农民生活普遍贫困的现状。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我国城乡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     

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与城市化进程的战略思考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能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取决于农村。没有农村的发展就没有全国的发展,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始终将“三农”问题作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利益的根本问题来对待。研究解决“三农”问题,首先要对“三农”的现状有一个准确的分析和基本判断。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可以概括为:农业落后、农村不稳、农民贫困,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焦点是收入问题。解决我国的农民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问题的研究,不从根本制度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和社会地位的问题,我国的“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就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当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三农”问题的探讨方兴未艾,众说纷纭。本文试图从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城市化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我国从传统的“二元结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向新的“二元结构”(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过程中将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理论依据,解决过剩的农业人口问题。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思考

我国按城乡属性进行分类的社会保障制度 ,即二元社会保障制度 ,使农民一直处于中国社会保障的边缘。在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上 ,农民根本无法与其他社会成员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按照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公平原则 ,我国现行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无论从过去的形成、政策的影响 ,还是农村的现实需要都表现出一种公平性的缺失     

黑龙江省农民收入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近年来,黑龙江省农民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增长仍然是黑龙江省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而特色种植业、种植业和畜牧业"主辅换位"以及农民外出务工也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基于现行财政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农村经济组织制度、农地经营制度及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对黑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的制约作用,黑龙江省应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农民收入保障体系,并在完善过程中促进农民增收.     

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制度障碍与途径——基于就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视角

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丧失基本生产资料的失地农民,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二元用工制度”和现实存在的“城市二元社会”使失地农民失业并且缺乏基本的就业保障。当前,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存在着制度障碍。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失业失地农民市民化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保障和相应的法律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中的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

农村社会保障是以遭受自然风险与人为风险为常态的农民的社会保护。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沿革,庞大农民群体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边缘,需要未满足且呈非均等化供给态势。在此,运用社会权利与需要满足理论厘清建构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可行性,并阐明保障每一位公民普遍享有“无差序”的社会权利、满足需求、提高生活质量,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行为--基于温州的个案研究

以温州为例,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点是破除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温州开展以“三分三改”为核心的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寻求整体性制度安排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外部利润使制度创新主体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制度变迁,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得合算。温州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的结果。地方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赋予农村市场力量的成长空间和农民自我发展的能力。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步破解,农村的市场力量逐步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导力量,此时地方政府职能应适时转变,承担起服务和协调的角色。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特性与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

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而且为城市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蚀提供了制度安排。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明晰农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构建农村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机制,解决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与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分享农地增值的收益。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一体的转变──我国市政体制改革的特色

1955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这标志着新中国开始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市民住在城里，农民住在乡村，实行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分开管理，严格限制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这就是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治上“崇农”与经济上“保农”并举，城乡差别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大，成为农村经济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与农村反贫困

社会保障权是社会成员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的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基本人权,被现代宪法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理应人人享有。由于我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农民社会保障权缺失,这不仅带来了社会的不公平,而且导致因老而贫、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在农村频频发生。农民社会保障权与农村反贫困存在着正向关系。夯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既是宪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     

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

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顽疾,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切实加以改变,实现城乡土地权益和土地市场的一元化,保证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同地、同权、同价"的土地权利,这或许是解决目前城乡土地二元制度顽疾的有效方法。     

二元经济理论的再探讨

本文提出我国在二元理论的认识上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制度因素 ,并以此展开对二元理论的重新认识 ,认为二元理论只能放在结构转变的背景上来理解 ,并进一步提出中国二元结构转变的特殊性质在于它是一种工业化的结构转变和市场化的制度变迁相统一的“双重演进”过程。在对二元理论探讨的基础上 ,引发作者对发展经济学学科发展的一些思考。     

城镇化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发展研究

由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围绕“单位制”设计、户籍制度使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形成、合作化运动固化了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等历史原因,社会保障制度自设立之初便存在二元分割状况.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推进的速度明显提升,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停滞给城镇化加速增添了障碍.目前,我国的公共服务制度设计仍坚持身份和地域设计,因此,既要针对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出现的原因实施有效的统筹路径,又要使这种路径切实可行,挑战巨大.     

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研究——基于制度变迁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重庆市集大城市、大农村为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目前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五个重庆”的背景下,完善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路径既具有必要性,更具有迫切性。从制度变迁及路径依赖的视角对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创新重庆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提出建议。     

从农民到农民工:经济发展战略下的制度变迁分析

中国的农民市民化进程呈现出"农民→农民工→市民"独特路径,进城务工的农民先成为"农民工",不能享有市民的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转为市民则面临重重困境,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由此产生。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民工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与二元户籍制度密切相关。文章对农民工的制度变迁进行研究,阐述农民工制度的形成背景、博弈过程、路径依赖特征以及制度构成,并对农民工制度的效应与影响进行分析。     

构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村和谐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切实维护农民权益: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格局;尽快出台《农民权益保障法》,进一步明确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制度;加大对农民的保障力度,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调整国家利益分配机制,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分配格局;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     

从“圈地”到“丈放”：民生视角下清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制度是国家重要的制度安排和工具性制度设计。清朝的地权形态主要有庄田旗地制、地主所有制和自耕农所有制。明末清初,满清贵族通过“圈地”“拨补”“兑换”建立庄田旗地制且实行奴仆式生产。而后,通过“计丁授田”“更名田”“租佃制”让农民获得了部分耕种权,通过推动租佃制发展、废除主佃主雇之间的封建名分少量松动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通过“摊丁入亩”等田赋制度改革助力了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数量增长。清朝中后期,由于地权高度集中和多重剥削压迫,农户纷纷破产,民生日益凋敝。内外交困之下,清政府“丈放”旗地以转嫁危机。从“夺民田为官田”到“价卖官田为民田”的双重掠夺,承载了庄田旗地制的兴衰,也折射了清朝土地制度与民生状况的互动过程。以史为鉴,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警惕资本侵蚀和权力掠夺是乡村治理中民生工作的基本准则;农地制度的工具性应当首先尊重农民的创造性,注重农民的生计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