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法结构与语言功能比较研究

四言诗与五言诗的句法结构与语言功能比较研究赵敏俐青岛大学文学院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四言诗和五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歌形式。在《诗经》时代，中国的诗歌体式基本是四言，到汉代以后则逐渐变成以五言为主。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四言和五言在诗体结构与语言表现功能上有...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论四言诗音节分化与五言诗的发生

人们已习惯在四言诗之外探寻五言诗之源,但将汉语诗歌之分为"四言""五言"等仅是不得已的语言策略,已将鲜活的诗歌纳入语言的牢笼。由于诗歌本为"长言",其音节数量往往会挣脱汉字数量的束缚,而五言诗正是源于四言诗的五音节化。《诗经》主体为四音节诗,这将汉语诗歌发展纳入齐言框架。主体情境和解读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有音节长度及句读模式被打破,音节之顿挫及语气沉郁,已对音节之绵延和分化虚席以待;《楚辞》在汉初的盛行,使得"句外"之语气助词"兮",栖息于四音节模式之中,进而演化为早期五言诗之语气词,后正式分化为一个独立音节,成为五音节诗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汉初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及《楚辞》独白式私人视角,也使得长歌当哭成为一种必然。     

从东汉五言诗的社会地位看共形成的原初形态

东汉五言诗的产生和当时不受人们重视的俗乐有关，它具有俗乐哀怨的特点，而这恰恰满足了落魄文人抒情的需要，同时五言诗低下的社会地位又使文人不必像写作四言诗那样拘束，从而在诗作中不经意地流露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在客观上成就了五言诗的审美效果，为五言诗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

本文通过分析《诗经》至魏晋四言诗的句式和篇章结构方式 ,认为早期诗文具有某些共通之处 ,早期诗歌没有形成稳定的诗化四言句式 ,即《诗经》中的某些四言句从句法特点看保留着先秦一般散文的构句方法 ,从而决定了早期四言句的散文本质 ;四言的诗化主要是通过建构一批典型的句式来完成的 ,而句式的序列规律是四言诗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言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三言加“兮”的形式 ,只要把这些句子和节奏延长一倍 ,即可构成楚辞句式 ,而四言的赋化趋势也与辞赋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雅乐对《诗经》文本形式的影响

《诗经》时代的歌诗应该是齐杂言并存的,整齐的四言诗不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今本《诗经》整齐的四言诗却占据着绝对优势,在《雅》、《颂》部分,这一特点尤为突出。《诗经》以四言为主、整齐形式的特点和其音乐风格的雅化有密切关系。     

论王粲与五言诗的成熟——兼证《七哀诗》、《杂诗》的写作时间

王粲《七哀诗》三首和《杂诗》都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他在建安十四年之前的现存诗作,都是杂 言诗和四言诗;而其现存的五言诗作,全部是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作品。王粲建安十四年之前的四言诗作尚属汉音, 建安十四年之后的五言诗作则纯乎魏响。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大体上来说,从建安十四年至十六年是"汉音"与"魏 响"的分水岭。     

由曹氏父子看魏晋四言诗的新境界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四言诗盛于西周，之后便日渐式微，至魏晋则再度复兴。本文通过对魏晋时期有代表性的曹氏父子四言诗的具体分析。揭示魏晋四言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开创了四言诗的新境界，成为两汉四言诗至两晋四言诗的桥梁。     

兰亭诸诗的诗体特征及成因

现存的东晋三十七首兰亭诗,表现出以四言八句、五言八句与四言四句、五言四句为主的诗体特征.其原因主要是诗人创作时强调兴会以及玄学的审美渗透,"曲水流觞"只是即兴赋诗的外在机缘.将兰亭诸诗置入同类题材中加以考察,其短篇的诗体特征及其成因就更加明显.     

《庄子》与东晋文学

东晋时期,《庄子》随着玄学的兴盛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因其自身所具有的文学特质,它与东晋的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东晋文人将《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思索融和到诗歌抒情之中,这不仅拓展了东晋诗歌的题材,也升华了诗歌的意境,在诗歌情景交融之外强调理与情的结合,《庄子》成为流淌在玄言、隐逸、游仙、山水等东晋文坛主要题材中的一股潜流。通过与文学的结合,《庄子》亦扩大了影响,实现了庄学传播从玄学领域到文学领域的跨越。     

论魏晋送别诗的演进

送别诗在曹魏时进入了关键的发展阶段 ,突破了描写游子思妇离愁别绪的局限 ,把个人生活与广阔的社会联系起来。西晋士人将玄学素养展示在送别诗中 ,抒写离情别恨成为体验人生的重要机会和媒介 ,在形式上多采用新颖的五言诗。东晋后期景物描写成为送别诗的有机成分 ,对大自然的亲和与欣赏取代了以深奥的玄谈来超越离别痛苦的表现方式 ,并最终影响了唐代送别诗的写作模式     

曹操诗歌的分期及其在诗歌史地位的重新认知

曹操现存诗歌有四言、五言和杂言三种体式,这些诗歌内部存在着艺术水准差异较大的特点,这种差异是由东汉末世的消亡和建安时代的开启这一易代之际的时代背景所决定。诗歌发展至建安,出现了与汉代不同的新局面,而建安诗歌的觉醒正是发轫于曹操。这种觉醒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曹操诗歌创作的轨迹体现了由混沌到觉醒的过程,二是曹操开启了五言诗由言志到抒情的转型。从诗歌史发展历程看,曹操应是汉魏五言诗的真正奠基人。     

六朝美学范畴：哲学孕育之结果

六朝美学范畴：哲学孕育之结果吴功正《江海学刊》编辑部魏晋六朝的哲学思潮表现为玄学思潮，它起于魏代齐王正始，经竹林期，至中朝，历时七十多年，成为玄学的鼎盛时期。到东晋，衣冠渡江，仍带来了玄学，但其思辨形态有所不同。它风靡思想界，在玄学理论上产生了许多引...     

郭璞和《游仙诗》

东晋初年诗人中,最为历来评论者所称道的无过于郭璞。他的诗中最著名的是《游仙诗》。这些诗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的仅十四首;此外散见于锺嵘《诗品》、《北堂书钞》等书中的佚句也不算多,加起来大约也超不过二十首。除了《游仙诗》,他还有四言诗四首和某些四言诗和五言诗的佚句,数量更少,艺术价值也较差,因此不大为人们注意。所以今天我们来评价郭璞的诗歌,主要是探讨他的《游仙诗》问题。     

《太平经》中的七言诗

七言诗与五言诗是继先秦四言诗之后发展起来的诗歌体裁,但这两种体裁在发展初期所经历的命运却颇不相同。五言诗经过西汉的酝酿,到东汉便迅速形成繁荣起来,涌现出班固《咏史》、张衡《同声歌》、辛延年《羽林郎》,以及《古诗十九首》,还有苏、李诗等相当多的作品。而且五言诗比较受人重视,比如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曾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七言诗的起源虽然并不比五言诗晚,可是它在汉代的发展脉络却很模糊。相传西汉武帝曾在柏梁台大会群臣,以七言联句,作成一篇《柏梁台诗》,为七言之权舆。可是对这首诗的可靠性后人颇有议论,许多学者认为该诗实系伪托,不可信。王力先生则认为它是西汉的作品。此后的七言诗仿佛断了线索,一直到了东汉,我们才看到张衡那首著名的《四愁诗》(我所欲兮在太山)。然而,直到晋代的傅玄却仍然批评此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拟四愁诗序》)这反映了当时人对七言诗的颇为轻视的态度。     

正始玄言诗论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迅创立玄学。“夫玄学者，乃本体之学，为本末有无之辩”①。玄学综核名教与自然，调和儒道，本质上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②。但到了激康、阮籍时期，由于“现实变得更不合理，连调整的可能性也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而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由政治哲学转变为人生哲学”③。税康、阮籍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他们“使玄学深入到自我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问题之中分从而使玄学走向人生，走向诗歌，以玄言为内容的玄言诗便产生了。然而，众人对玄言诗的产生时间，一直认…     

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的思想归属,历来众说纷纭,但纵观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诗人的思想及人生变化,则不难看出诗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甚至诗人的创作风格及题材上,都打上了玄学的烙印。     

玄理在诠释之中——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儒学与玄学的对立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玄学变迁的思路，也为玄学的产生和瓦解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学界在研究玄学史时，较多关注玄学的产生，却较少关注它的瓦解。思考玄学的瓦解意味着思考儒玄对立的问题如何得到最终的解决。南朝梁时的儒学家皇侃通过注解《论语》，将玄学对应到义理，并将玄理内在于儒家的经典解释之中。皇侃的这个思路为理解儒玄对立之解决和玄学之瓦解提供了一些线索。     

陶诗与魏晋玄风

玄学、玄谈在魏晋时期曾风靡一时,其衣被所及,远非止于哲学领域,即如当时的政治、道德、学术、乃至文学艺术的理论和实践,无不沾溉至深。魏晋南北朝是五言诗绝唱诗坛的时代。诗歌创作因受玄风的影响,永嘉以来,一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的玄言诗大为兴盛起来,前后约一百年,直至晋宋之际,才算“庄     

论班固的《咏史诗》与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成熟问题──兼评当代五言诗研究中流行的一种错误观点

关于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时代问题，几十年来在文学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已成定论．本文对这种观点的依据重新考察辩析，提出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应在东汉初年．当代研究者多引钟嵘《诗品序》中一段话为主论依据．其实钟嵘并没有文人五言诗到班固时代而不成熟的看法，他说班固《咏史诗》“质木无文”是他对班固诗风的批评，并不涉及五言诗是否成熟的问题．班固的《咏史诗》从用的、内容表现、体裁方面看实际已很熟练．其写的“质本无文”，与他的文学观念有关．本文认为．要探讨汉代文人五言诗成熟问题关键在于弄清西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