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造”与“改造社会”

“社会改造”为五四前后(1918 ～ 1921)出现的新词汇.尽管五四前后的“社会改造”论众说纷纭,但将眼光从政治、个人层面转向社会、集体层面,注重自下而上的缓进方式,以劳工平民为改造对象,致力于社会事业,建设人道、互助的新社会,则是当时知识界的主流共识.随着20年代初主义政治的兴起,“社会改造”一度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专称.后五四时期,“社会改造”已成常用词汇,但词义宽泛,范围缩小,主流倾向已演变为自上而下的“改造社会”,在40年代后期又成为政府“社会政策”的代称,已与早期的含义相去甚远.     

重读“五四”

本文通过对“五四”的重读，就几个有关“五四”的敏感话题发表了看法，对以下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所谓“五四”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所谓“五四”在文化上的“欧化”倾向严重丧失了“民族主义”的立场；所谓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期的文化失范、价值无序、道德失落等问题是由于“五四”对传统道德的批判过了头；所谓“五四”在社会革命和政治经济关怀方面有所缺失。文章认为，随意抹杀“五四”的历史功绩是一种轻率的、不严肃的态度。如果能以较为客观的态度，将“五四”摆到本世纪文化发展的特殊语境中考察，我们就能看到，本世纪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五四”的开创之功，“五四”所提出的许多文化命题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中国古史必须承继孔子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孔子是中国两千多年以前的人物,“五四”以前,长期被称为“圣人”,受人崇拜;“五四”以后,却成为打倒、批判的对象。同是一个孔子,为什么前后的看法如此悬绝呢?我认为“五四”以前,崇拜孔子是有道理的;“五四”以后,打倒、批判孔子,也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从政治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五四”以前,中国社会是封建、半封建社会,孔子思想能为这个社会服务;“五四”及其以后,中国社会政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孔子思想已成为社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戊戍”“辛亥”“五四”文学思潮 近代文学变革主体倾向

“戊戍”、“辛亥”、“五四”,是我国近代政治历史上三个重要的时期。在这里,我们以政治历史的分期来进行文学思潮的比较,是出于对这样的文学历史发展事实的尊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变革,始终与政治形势、与社会思潮的变化密切相关。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五四”运动期间的李大钊得益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途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些,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对“五四”价值取向的历史认证

“五四”价值取向是指“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先进中国人所实现的对思想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政治制度、社会改造……即对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的新选择，也就是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向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深刻转变。我们研究、反思“五四”价值取向，旨在揭示“...     

重新审视沈从文的“音乐重造政治”思想

沈从文的社会政治思想带有极强的“诗性”特征.他试图借助“音乐”(艺术)来清除现代政治、宗教和道德对人性的扭曲和压抑,激发人性当中追求“美”、“善”、“爱”的本能,从而为社会政治的变革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这种思想延续了“五四”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传统,但是也有明显的不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主要是以西方现代思想批判国民大脑中的封建思想残余从而实现人的革新.沈从文侧重的是人性底蕴的改造,即通过塑造健康的人心(性)进而建造健全的社会,其社会政治理想本质上是“人的健全”与“社会政治健全”的合一.     

“欲望”书写中彰显启蒙“理性”——评郁达夫小说的“五四”品格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毫不顾忌地用“爱”这种欲望形式表现对自由和解放的不懈追求的作家。他的思想、创作虽然比鲁迅稍逊,但在“五四”文坛上,也是一位公认的大家。在“五四”时期反帝反封建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他本身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使他能用人文主义的严肃态度探讨人的情欲和生存问题,从个体的本能欲望切入到所处的时代、社会;借欲望的外貌,灌注启蒙的理性,把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文本成为一面以独特视角反映“五四”时代人性觉醒历史的镜子。     

关于“五四”反思的反思

“五四”运动过去70周年了,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于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们都要年复一年地纪念它,需要从对于“五四”的反思来确定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有人把“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四”学者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乃是为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所支配;也有人虽然肯定“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却反对“五四”打倒旧道德,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还有人批评“五四”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认为“五四”学者由于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而难以提出正确的文化方案。本文试对上述观点作一“反思的反思”,以廓清人们对“五四”学者所作的某些隔膜的椰揄和不合史实的判断,并阐明笔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     

超越“五四”对传统的批判——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

对传统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历史特征。坚持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弘扬个性、顺应立宪共和的客观要求,是“五四”文化批判的合理诉求,也是近代中国知识革命基本特点的体现。学术与政治的矛盾、政治规范与伦理规范的矛盾,决定了“五四”文化批判的内在紧张关系。在探索真理、推进民主和输入外来文化方面,应当继承“五四”而又超越“五四”,以形成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新的文化传统     

“五四”运动中的上海资产阶级

“五四”运动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一道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是右翼,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时代发生了变化,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争取中国统治权的第三个战士。这里,我们就上海资产阶级参加“五四”运动中的经济原因、组织形式和行动中的表现试作一些粗浅的分析。一上海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进行斗争的经济原因。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的矛盾、特别是和日本资本的矛盾是上海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进行斗争     

重拾“五四”精神重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价值

"五四",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启;"五四"精神在中华民族精神史上具有开启现代性精神的纪元功能。竭力奋斗、敢于牺牲;善于思考、富于远见,既属于时代又超越时代;抛弃奴性的自由天性和现实批判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使命感是"五四"精神的内涵和"五四"知识分子的品格特质。全球化背景下,后现代主义元素的萌生严峻挑战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和主体价值实现。追寻"五四"、重拾"五四"精神,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新的进路有重要意义。     

鲁迅与“五四”运动

当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自然地会想起鲁迅。“五四”运动和鲁迅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列宁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伟大的“五四”运动造就了伟大的鲁迅;而鲁迅也在“五四”运动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五四”为标志,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阶段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同样,鲁迅也从辛亥革命时的“精神界之战士”,进而成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下的文化革命的英     

“少年中国”的理想追求及其分化——简评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影响很大的重要社团。它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 动,以创‘少年中国’”的旗帜下聚集起了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优秀者,试图寻找一条改造中国的道路。它的宗旨虽然宽泛朦胧,但是富有理想热忱和献身精神的有志青年却从中把握到一种根本的理想认同。在经历了种种思想的斗争和探索的努力之后,“少中”解体了。少年中国学会最后实际上经历了双重的分化一、选择政治改造道路和坚持文化改造理想的会员间的分化;二、投身政治活动的会员中信仰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两者间的分裂。对后者,历史已作出结论,而前者的文化含义,则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阶层的“中国梦”——以《新青年》杂志为视角

五四时期"中国梦"的双内核是富强和文明,这是摒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果。五四时期实现"中国梦"的依靠力量是"新青年"。五四时期追寻中国梦的偏差有:以文化改造文化,文化为政治买单;对待传统文化武断粗暴;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过于理想化。     

“行走苏俄”的时代意蕴——以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为研究案例

“走俄国人的路”,是“五四”以来中国一道最大的政治选项与政治命题。中国“走俄国人的路”不是偶然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苏俄革命与建设成功的榜样作用下产生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前赴后继地赶赴苏俄,除了经商、劳工及旅游这些以解决自身生存、娱乐为“纯客观”目的外,从本质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赴俄的目的是为了“取经”,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于不同的国内矛盾变化,不同的时代需要,在本质上“寻求救国真理”的大前提下,“行走苏俄”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五四”文学审美形式论

“五四”文学在审美心理上属于那种开放本真、青春感念、情感中心、冲动炽烈、悲观抑郁的文学类型。“五四”文学审美在形式方面的特征和它在审美心理方面的特征是相互呼应的。因为“五四”文学以感性为本位，“意在表现我自己”，“五四”作家在文学形式上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守成型决定了文学的守成型，而“五四”则相反在审美形式上是颠覆型的，几乎中国旧文学的一切方面都受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一直深人到文学的总根基处——语言。颠覆中国传统中已有的一切经验，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审美形式的“五四”新时代，是“五四”…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