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一则电文考证

历史论文的写作是靠史料支撑的。因此 ,充分地占有史料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史料的真实、可信是正确运用史料的基本前提。本文针对《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八辑中存在着的错误史料 ,为避免以后继续误用 ,通过大量的原始文献进行详细的考证 ,指出将冯军统错误地当成冯德麟的致命谬误 ,并考证出各个参与通电者     

唐修《晋书》缘何采录《世说新语》

唐修《晋书》是唐朝建立以后唐太宗第三次设馆而修的官修史书。当时，可供参考的史料很多。一是前人所修《晋书》唐时尚存。从晋代到南北朝时期，私人修撰的晋朝史书大约有２０多种，唐初犹存于世的尚有１０多种，一般被称为“十八家晋书”。二是晋代起居注唐初尚存一部分。据《隋书·经籍志》载，自晋武帝至隋开皇，起居注存４４部，１１７８卷，这是有关晋代最为原始的史料。此外，还有史料杂著、野史杂史共１７部，２４５卷，五胡十六国的国书３０家及《十六国春秋》等。唐人重修《晋书》可借鉴的史料如此广泛，而《晋书》的编撰者却大量…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批准号:02CZS005)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最终成果为专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十六国春秋》散佚考略

北魏崔鸿所著的《十六国春秋》,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文献。目前所看到《十六国春秋》,是明万历年间出现的残本。《十六国春秋》散佚的时间,清代学者多有猜测。王鸣盛认为,“盖当五代及宋初而亡。”钱大昕认为,“宋人已无见此书者。”然王、钱二位均未做深入考证。其实,《十六国春秋》于宋时仍存。如北宋初编成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即是抄录《十六国春秋》最多的一部类书。北宋中后期司马光编就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亦大量抄录了《十六国春秋》的史料。在南宋还是可以找到《十六国春秋》存在的痕迹。如南宋初孔传的《东家杂记》提到,他读过《十六国春秋》。号称宋代四部目录书之一的《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十六国春秋》。甚至明中期学者杨升庵也看到过《十六国春秋》,这比此后万历年间出现的《十六国春秋》残本要早。这说明到明中期,《十六国春秋》仍存在。     

《海国图志》与《职方外纪》关系考述

魏源深受艾儒略的影响,其《海国图志》至少在33处引述了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海国图志》的内容远比200多年前的《职方外纪》丰富得多,详实得多。但是,《海国图志》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存在着许多知识性错误和认识上的谬误。     

唐勤州考

唐朝的勤州在今广东省阳春县北半境,勒州城和勒州所领铜陵富林二县城址,《读史方舆纪要》、《清嘉庆一统志》以及《广东省志》、《阳春县志》之说多属误解。本文根据原始文献资料论证勤州城及其附郭铜陵县应在漠阳江西勒州水的中段大湾曲处,富林县城在漠阳江东,地名云霖。今云浮县西南地名富霖只是明朝的千户所城,非富林县故城。其他《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补梁疆域志》、《补陈疆域志》有关勤州记载上的错误也随处给予订正。     

谬误剖析本身不要成为谬误

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的谬误是指违反思维规律或规则的议论。谬误与诡辩是相通的，通常都认为故意违反思维规律或规则进行论辩，就是诡辩，但是故意与否难以明确分辨。古希腊时代的后期智者学派把诡辩推向极端，使本来旨在增强论证力量和表达效果的论辩术演变为可以为一切东西进行辩护的工具。谬误或诡辩妨碍人们之间正常地进行思想交流，甚至会为错误与邪恶张目，所以，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逻辑学家就一直极力反对诡辩或谬误，亚里士多德著有谬误专著《辩谬篇》，还在《前分析篇》中专门研究推理形式的谬误、在《修辞学》中讨论了讲演中…     

江苏青年学人

胡阿祥胡阿祥,1963年生,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02CZS005)。胡阿祥认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错综复杂,但其中有主要线索可循。此主要线索,在十六国北朝为胡汉问题,在东晋南朝为侨旧问题。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侨流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因此,研治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历史,理解侨州郡县…     

隋代人口的南北分布

笔者在《隋开皇大业年间户口盛衰考实》(以下简称《考实》)一文中曾指出,史籍所称大业五年(609)“隋氏乏盛,极于此也”,是指隋代疆域之极盛,并非其户口之极盛;并论证了《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隋志》)记载的各郡县数、户数为该郡初置时的数额。本文拟进一步考查隋代户口极盛时文帝末年的户口数量及其南北分布。     

对项英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兼与王辅一、王秀鑫同志商榷

项英,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也有过严重的错误。近读到王辅一同志《项英在皖南》[1] 和王秀鑫同志《关于项英在新四军王作中的功过问题》[2] 两篇专论,有感文中减轻项英错误、溢美之处甚多。笔者认为项英在皖南的错误,无论是其性质还是造成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对此决不可低估。     

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

唐庭州置有西海县。仅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新志》),谓该县为“下,宝应元年置”。其他文献诸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省称《元和志》)、《旧唐书·地理志》 (以下略称《旧志》)等并未志及。因此对其建置由来及地望,以往学界难以作深入研讨。日本学者松田寿男氏于《论唐朝庭州之领县》一文中,论及此西海县时,审慎地比拟于清海军,即旧名“镇城镇”之地,并疑西海县也许     

金末士人群体与文化认同——以《归潜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研究金代士人群体，《归遣志》是重要史料，备受史家关注。作为史料的《归潜志》既有其史源学方面的客观价值，又难免带有撰写者个人的主观认识。研习《归遣志》可知金末各族士人已经以金人自居，形成了统一的政治文化认同，而金代得以在中国文化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也与这一士人群体学术上的交流论辩密不可分。     

王大海与《海岛逸志》

王大海与《海岛逸志》吴琅璇清人王大海所撰述的（海岛逸志》（下简称《逸志》），详记爪哇及其周围岛屿、国家的山川、民族、物产、交通、风土人情和荷兰殖民统治及华侨的情状，大都为亲眼目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东南亚史、华侨史，中外关系史和荷兰殖民史不可或...     

评真理与错误“互相包含”论

在真理与谬误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提出:“真理是一个过程,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谬误。”(《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6期)“真理与谬误,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本正确的理论(真理),有一些也可能包含有谬误的东西。”(《哈尔滨日报》1979年1月6日)“就一定意义来说,真理与谬误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相渗透的,这是真理与谬误依存关系的一种表现”。(《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与错误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包含……在实际生活中,真理与错误相互包含的情况,古今中外,也是屡见不鲜的。”     

莒国史诸问题探讨

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中，莒国是一个疆域较大、经历复杂、有一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兼并战争中曾崭露头角的国家。然而由于司马迁的《十二诸侯年表》没有把它列入，《史记》中无一《世家》记载其事迹，故历来史学界很少提及。近二十年来，随着东夷古国史研究和当地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莒国史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莒国的时代、姓氏、疆域、盛衰、结局和地位，作一综合的考察，以求对莒国的历史有比较全面的、清楚的认识。     

《中国方志丛书》所收《新疆回部志》题录指误——兼论其后续增纂问题

《中国方志丛书》所收《新疆回部志》实乃乾隆五十五年永保纂辑之《伊犁事宜》初本残卷,是学界尚未发现的传世版本,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一定的史料价值,只因影印者将其与又名《新疆回部志》的《回疆志》相混淆,题录错误而遭长期埋没。《总统伊犁事宜》应是嘉庆年间松筠出任伊犁将军时,在永保《伊犁事宜》的基础上增纂而成,《总统伊犁事宜》虽然继承了《伊犁事宜》的体例,但二者丰薄悬殊,且后者纪事范围已经扩大至全疆,纪事时间也后延二十多年,不能简单地视为同一本志书,其纂修者不能只列永保,还应加入增纂者松筠。     

港台学术界近年出版的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著作概述

近几年来,台湾和香港相继出版了一批有关我省少数民族的专著,对研究白、纳西、彝、回等民族的历史、语言、艺术、民价、宗教等各方面颇具价值,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台北故宫博物院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是一本珍贵的文物史料,引人注目。该书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大理、丽江地区作过四年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去台后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有关我省民族问题著述甚多。在《综合研究》一书中,作者辑录了现存于台湾和美、日两国的南诏大理国四件重要文物,摄制成一百     

读《邺中记》

(一) 邺城(今河北临漳、河南安阳交界处。)是十六国时前燕慕容氏和后赵石氏的首都,以后东魏北齐也建都于此。《邺中记》一书,《隋书·经籍志》作二卷,称晋国子助教陆翔。撰。唐代此书还存在。贞观时欧阳询编《艺文类聚》,开元时徐坚编《初学记》都曾征引。以后止佚,清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四库总目提要》说,“六朝归籍,世远逾稀。断壁残玑,弥足为宝。佚而复存,是亦罕见之秘笈矣”。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史料保存下来的很少,《邺中记》确是值得重视的。陆翔当是西晋东晋之交的人,可能后来过江,作了东晋的国子助教。所以《隋志》题为晋人,把这部书和晋宋人著作列在一起。在记述石虎统治时的邺城以外,其中涉及高欢高洋的记载,大约是后人(?)入。     

东魏、北齐凉州考

东魏、北齐曾在境内侨置凉州,这个凉州不见于《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等古今地理志著作。文章从史籍、墓志中辑得13条东魏、北齐凉州及其所辖盘和县官员的资料,既可补史载之阙,又揭示了凉州地名的东西移动。这些凉州官员有一半源自河西或西域,其中不少是粟特等西域胡人。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目的,是为了安置从河西凉州及灵州等地迁徙来的民众,尤其是粟特人对东魏、北齐的胡化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西胡化风气在东魏时就已流行,此点拓展了陈寅恪提出的北齐西胡化的观点。     

广西地区最早的县——洮阳

历史上广西最早的县在哪里?这是研究广西郡县沿革的学者尚未解决的问题。按一般常识,谈论广西郡县沿革之始,都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于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岭南地区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今广西的大部分属桂林郡,小部分属象郡。但是这些文献略而不详,郡下辖哪些县,无从推考。《汉书·地理志》较之《史记》显然详细得多,郡下都注出了所辖县名和郡县设置的年代。据统计,今广西属当时的苍梧、郁林、合浦等郡,桂北部分县属零陵郡,桂西边区属群牁郡。但《汉书·地理志》所反映的只是西汉晚期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郡县情况,在广西各郡下虽都注明“武帝元鼎六年开”,如可信,也只能上推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后,仍无法与秦时郡县比较。经过对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出土的漆器铭文“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