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福建阳村的田野研究 ,运用象征地权的概念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象征地权是一种象征资本的产权形式 ,具有象征资本的再生产性。象征地权的分析 ,令我们思考中国历史上不公平的地权结构及其社会观念。象征地权的过度膨胀会压缩契约地权以及相关法律、合同的效果 ,形成权力占有者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 ,通过造制度、玩政策来公开寻租 ,瓦解社会公平 ,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     

赋予农民双重地权下的土地财产权

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是“三农”问题中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上实行双重地权下的土地产权制度,明确界定和承认农民拥有对田面价值的增值部分的所有权,既有利于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和财产权益,又有利于解决土地制度变革中国家、集体和农民土地剩余索取权的利益之争。     

传统乡村地权市场的重新审视——《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评介

<正>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地权形态的发育及其交易形式的多样化,使土地流转趋向活跃,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优化配置。当前,"三农"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索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众多学科和学者纷纷关注传统乡村地权,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重新审视。不过,学界对传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和地权交易的研究多集中于民国时期和前近代社会。近些年的研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农地制度的弊端,多集中于提出各种农地制度理论模式的预设。至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流转和交易问题的研究却尚未有专门的探讨。令人欣喜的是,湖北社会科学院张静新著《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独辟蹊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农村地权制度再创新的路径选择

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 ,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称之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目前我国的农村地权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是对改革前制度的依赖 ,即对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和土地计划经济的依赖、留念 ,不敢或不想创新 ;一是对初始选择制度的依赖 ,即对改革初期的土地制度安排过分信赖 ,而不进行再创新 ,从而沿着初始选择的制度往下发展。这就导致了农业制度的变迁总是不能到位 :土地依然由村组分割所有 ,不能进行社会化市场配…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地权基础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然而,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却普遍存在"分之有余、统之不足"的问题。不同于经济视角和组织视角的解释,本文基于农村和农垦的典型做法试图从地权视角进行解释。通过系统分析我国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实践及其地权结构的理想类型,发现统分双层之间形成的地权结构直接影响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实践效果。具体而言,统一经营层在土地利用权和农业经营权中所拥有的权能大小,决定了其在土地集中利用和农业规模化服务中能发挥多大的统筹作用。其政策启示在于,在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应该在村民自治基础上适当增强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权能,以有效发挥其在土地集中利用和农业规模化服务中的作用。     

产权的不完全转移：中国近代以来地权逻辑的延续与变异

中国近代以来土地制度发生了多次剧烈变迁,但地权流转却始终遵循着一种未变机制,即土地所有权的不完全转移。史学研究强调中国与西方个体化的权利观不同,中国产权的基本单位是“家”,土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祖产。以埃里克森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研究强调这种复杂地权结构使中国近代落后,也使当下经济发展受阻,只有个体性产权明晰的“简明地权”方能使中国跳出发展的陷阱。本研究在检视这两种研究基础上,分析了土地产权不完全转移的社会基础,并提出当下中国土地产权的主要困境是“同地不同权”,即同样的土地占有者身份不同则所拥有的权利完全不同。只有在身份与产权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下产权变革的进路。     

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的转型

文章在总结了传统中国社会农村地权关系及制度思想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呈现的变化和特征的基础上,应用托马斯和诺斯以及速水和拉坦的分析框架,指出人口压力在近代土地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提出农业技术层面进步缓慢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受阻是影响农村土地制度效率的发挥以及进一步变革的内生因素。     

把地权还给农民——于建嵘对话陈志武

于建嵘:欢迎你来到京郊东书房.我们上一次见面是2005年在哈佛大学一个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会议上,当时我们讨论了中国农村土地问题.我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到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略论近代中国农村地权形态的演变与趋势

地权形态是土地所有制关系在法权上的表现,是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归属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由于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地权形态也发生了急剧变动。本文拟对这一演变过程和发展趋势作一个初浅的探讨. 一土地占有关系的急剧变动及其趋势土地占有关系是地权形态的主要内容,包括土地所有权的占有与使用权的占有两个方面,主要表现为土地所有权的占有。在中国古代,土地国有(井田制是表现形式,但并没有完全国有化)的奴隶社会演变为土地分封、土地多层次占有的封建社会以后,土地占有关系基本上是沿着国家占有和私人占有的双重轨道运行,在私有土地中,又是沿着大土地占有与     

家庭农场地权稳定性提升的实现策略——从土地租赁型过渡到土地产权型

家庭农场的规模化土地是通过众多土地流转合同构建起来的"契约式合并",存在着地权的不稳定性、收益分配的复杂性、生产经营的低可持续性等问题。应通过农民土地退出这一桥梁和纽带,逐步扩大家庭农场享有完全支配权和控制权的承包地规模,进而实现由土地租赁型家庭农场向土地产权型家庭农场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过程可能面临土地退出对价补偿水平以及补偿方式的确定、家庭农场主支付土地退出对价补偿的资金来源、退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应科学界定土地退出对价补偿标准,设计多元化的退地对价补偿方式;拓展家庭农场筹资渠道,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完善退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退地方式,降低农民退地风险。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与中国转型期的地权流转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认为,在权利转让方式中蕴含着权利保护的经济逻辑,权利转让是联系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纽带,因此,个体权利的保护应该在社会整体的最优目标中来考察。通过对中国转型期地权流转的考察发现,中国的土地产权是一种没有防护的权利,权利的内在缺陷是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和土地财政膨胀的主要根源。     

土地问题的六个常识

当前学界及媒体在土地问题上寄予太多的理想化色彩,似乎中国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土地制度不好,土地一私有化就可以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这种认识缺少对当前中国土地制度合理性的基本理解,具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在讨论土地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具备关于土地的一些常识,这些常识构成了讨论土地问题的前提性认识。     

土地依然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中心问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把农村土地的流转制度正式作为解决农村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标志着中国农村开始掀起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也表明中国农村发展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土地问题。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 ,以牺牲农民利益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思路和做法 ,令人担忧。失地农民问题实际暴露的是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缺乏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是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原因。要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关键是尊重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建立保障农民利益和经营自主权的土地制度以及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同时 ,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增强就业与再就业的能力     

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变动的一般理论

近几十年来,随着各地契约文书的大量发现,学者们开始努力构造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不仅从经济制度史的角度,更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围绕"典"与"田面权"这两个核心概念,以及相关的其他次一级概念,发现并不存在从"私相授受"到田主承认佃户的田面、再到佃户自由转佃田面的过程,而是佃农或通过交纳押金获得永佃权(或"相对的田面权");或因改良土壤而获得田面权,又因通过转让佃权而实现田面权。同样,田面权的形成与实现的过程,也不是佃户斗争的结果,而是市场机制的运作所致。中国存在一个形式与内容基本统一的乡村土地市场。各地不同的土地交易方式,可以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内得到统一的解释。中国近代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以及改造乡村的理论与实践,实有重新检讨之必要。     

土地利益改革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研究

土地问题一直是中国的热点问题,如何从法律上构建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制度,又是个难点问题。实现“公平分享”必然伴随一个制度创新,制度变迁的过程。土地利益的公平分享法律制度应以机会公平为切入点,从明确权利、限制权力、宏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等三层面进行构建。这一法律制度的实现是可以用经济性标准和社会性标准去评判其优劣的。     

农地市场与地权配置: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本文分析了农地市场与地权配置的逻辑关系和隐含的前提,指出在不同的前提条件下农地市场对地权配置具有不同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会使得农户为渡过生存难关而出售土地,从而导致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当农村中信贷市场、保险市场不完善以及存在不恰当的政策时,家庭农场并不比雇工农场更有效率,土地使用权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也会发生集中,家庭农场被雇工农场所替代。     

现实、立法与地权的近代变迁——民国前期一起土地纠纷的时代启示

清末既已拉开中国法制转型的序幕,及至民国,法制近代化进程进入全面实践阶段。该时期尽管法律对民事审判的依据已有明确规定,但地方官在审理土地所有权纠纷时,有时却并不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裁判,而是动用国家权力对土地所有权法律关系的形成进行干预。这一司法现象的产生,并非因为承审法官法律素养的欠缺或枉法徇私,而是其面对地方土地与国家立法现状时,受当时立法理念与立法趋向影响而自由心证的结果,反映了中国法律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初始过程中民法的粗疏、功能欠缺、发展变动以及由此引发的司法问题与社会问题。     

土地改革、地权的安全性、土地登记：来自西方的视角

文章对现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拉美、亚洲和东欧部分地区）土地改革政策进行分析。土地改革在这些国家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针对土地过度集中问题而实施的重新分配和土地权利的确权及登记。土地登记是西方捐助国、国际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学术界所推崇的土地改革方法。文章对土地登记和确权的三个核心概念——地权的安全性、赋权和习惯法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对国内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是落实农民土地使用权

中国农村普遍存在政府随意征地和农地流转不畅等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农村土地问题的症结是土地产权不明晰,但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并非界定土地的所有权归谁,而是确保土地使用权真正落实到位。这是因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的基本土地制度,土地所有权改革中短期内行不通。明清时期的永佃制,以及香港和新加坡的现行经验也都表明,只要土地使用权落实到位,所有权归属并不是最重要的。基于此,解决土地问题的可行思路应该是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在使用权上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