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而下的法治与自下而上的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

“女性农民工”与“依法治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相遇”,法治的理想与女性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的冲突,产生了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建构的问题.法律实践把法律意识建构的主观结构和女性农民工背后的客观结构连在一起,成为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建构的关键要素.只有根除女性农民工法律意识建构的核心障碍,即法律实践缺场的背后根源,女性农民工的法律意识才可能正确建构,维权实践才可能顺利进行.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建构与认同——以昆明市的调查为例

学校场域中流动少年儿童的身份是由包括现行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外部结构性力量建构的,也是由作为互动主体的教师、同龄群体等多元他者所建构的,流动少年儿童形成了“外地人”和“既是本地人又是外地人”的身份意识.流动少年儿童作为行动主体,对被建构的身份形成认同和困惑,面对群际差异,积极用行动寻求从“我是谁”向“我会成为谁”的认同变迁可能性.     

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社会工作学科恢复重建三十余年来,学科的“主体性焦虑”从未缺席。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下,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身份形塑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以前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专业身份,是由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相关之社会服务需求与专业断续发展所产出的“制度驱动”式主体身份。2008—2019年,政府主体和专业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嵌入式”“双向赋权”的主体身份特征。2019年之后,政府主体与专业社会工作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驱动下呈现出“嵌合”式过程性认同的特征,专业社会工作的主体身份得以进一步彰显。社会工作介入应急治理场域的发展既反映了我国应急治理制度演变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政府与社会力量之互动关系折射出应急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体现出社会工作于应急治理场域的实践自觉必然与制度化体系保持紧密关系。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从主体间性看《历劫佳人》中的女性身份问题

在希区柯克的影片中,《历劫佳人》是较少被探讨的一部.运用拉康—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从主体间性角度探讨女主人公的女性身份问题.她在与自身镜中映像的想象性关系中,在与仆人以及男性的符号网络中构建了有效的主体身份,在他者的注视下凝定了自我的位置.同时,她在“缺场”的状态中成为他者要求的客体,从而进入“要求之辩证”,作为男性间的媒介确立着他们欲望的坐标系.     

县域城镇化视角下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差异研究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问题揭示了中国农民工最终走向的一个可能。“家乡”的边界因务工经历和资本积累发生了拓展,超四成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返回老家地级市、县城或中心镇,“城里有房、老家有地”成为第一代农民工的普遍追求。他们返乡决策差异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较低、经济能力较弱、社会融入较差的第一代农民工选择返回“村域乡”;而年龄相对较小、教育水平越高、经济能力较好、社会融入能力稍强的第一代农民工会选择返回“城域乡”。身份认同、城市住房、乡村土地共同影响着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决策差异。构建良好的县乡关系,提升和完善县域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发挥县域“国家—社会”“城市—乡村”纽带作用,是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背景下第一代农民工“软着陆”的关键。     

农民工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排斥

社会排斥是造成今天农民工在社会保障中进退两难窘境的主要原因。结构性安排和制度性安排将农民工阻隔在农村,并贴上了“农民”的身份标签;空间的阻隔和身份的另类标签又影响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资源的获得;社会排斥是一个过程,存在着再生产的问题。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才能消除社会排斥。应加快城市化进程,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逐步实现“同籍化”;建立符合农民工保障需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文化隔阂”。     

文学场域与中国现代"自由撰稿人"作家

中国现代作家身处各种各样的场域关系之中,包括文学生产场域和文学权力场域在内的文学场域,是影响和限制现代作家最为主要的场域关系.由于卖文为生的身份特征和生存特征,文学场域对现代"自由撰稿人"作家的影响和限制更为显著.     

“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及其法制依赖——职业移民立法及其展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成为一类新的社会群体——“农民工”,他们融入城市是我国现代化的组成部分。30多年来,这一系统工程尚未有过实质性展开,近年来,“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农民工市民化”就是将身份尚属农民、在城市务工的流动人员接纳为新市民。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需要操作的实务工作。类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移民法制,农民工成为市民必须依据法定条件、法定程序进行,必须纳入法制轨道。     

底层:表述与被表述

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开始重新升温,尽管质疑、讥讽甚至詈骂尾随而至.这并非标新立异的时尚,而是重返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目的就是让"引车卖浆之徒"发出声音.陈独秀的"三大主张"之一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显然,这里的"国民文学"很大程度地指向了底层.20世纪的文学史上,"底层"背后存在一串相近的概念家族.劳苦大众,劳动人民,无产阶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工农兵,这些概念均与底层具有密切的血缘联系.人们在各种场合援引不同的概念,意味了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定位底层."无产阶级"表明了强烈的阶级意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显示了底层的精神状态,"劳苦大众"形容的是谋求生存的劳作方式.这个概念家族的共同之处在于,底层通常被视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而不是单独的个人.因此,底层的谈论往往隐含了一个社会结构的视域--"底层"这个空间位置的隐喻必须诉诸社会结构的整体轮廓.     

论孙中山自下而上的建国构想

基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主共和屡遭破坏的教训,孙中山提出了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以县自治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建国构想。该构想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于中华民国主权在民的理想追求,但与训政相结合的设计导致其后国民党的相关实践充满曲折。     

论我国企业底线的失守与政府底线监管责任

企业经济、环境、社会三重底线及道德与法律底线是企业生命线,企业底线坚守不仅对企业长远利益,且对社会底线与政府底线坚守及社会管理与政府治理,都有重大意义.通过对企业底线失守的现象分析、行业调查、动态考察及中西方对比等现状评估,可看到目前我国企业底线失守形势极其严峻.究其原因,企业主体责任不可逃脱,政府管理和监督责任更不可推卸.各级政府企业底线的监管存在着认识不足、法律漏洞、监管缺位、追责不力等责任缺失.为此,要善用底线思维,完善底线法制,加强底线管理,强化底线问责.     

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能力乃当务之急

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的能力,是我党执政多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的迫切要求,是实现党的执政为民宗旨的必备条件,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关键环节。     

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研究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3)在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中,地方政府和家族企业控制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而中央政府和其他性质企业控制与大股东利益侵占负相关,但不明显.这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证据.     

1997—2002年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全球最佳之探究—对前一届政府工作的评价和新一届政府工作的建议

过去的五年，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除了失业率之外，宏观经济指标全球最佳。中国经济表现最佳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得到明显的加强和改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五年前就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和宏观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目前的经济特征是三大产业发展极不平衡，第二产业发展为主导力量；投资大幅度增长，消费需求仍显不足；社会发展取得明显进步，社会保障覆盖率不断提高，失业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处在财政收入增长最快时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所以，建议新一届政府采取如下措施第一，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稳健性；第二，实施新的反贫困行动计划(直至2015年)，把反贫困作为大的战略，制定更大规模的减少贫困举措，为实现全球反贫困目标作出重要贡献；第三，减少农业经济比重，减少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村人口，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第四，控制政府成本上升速度，提高政府治理宏观效率，下决心坚决压缩不必要的开支特别是行政开支；第五，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把中国建成世界最大的学习型社会；第六，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防止重大决策失误。     

现代企业高层经理的选择与激励问题

本文首先通过现代企业与古典企业特征的比较,说明现代企业既是企业追求效率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经理选择与激励问题产生的原因。其次,本文分析了现代企业经理选择与激励问题的解决途径。最后,在对国有企业实行经理激励存在的现实问题分析基础上,提供解决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