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我国公民的非制度化参与研究——以“开胸验肺”网络维权行动为研究视角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在互联网的助推下,网络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对社会冲击的广度与强烈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典型表现.通过观察近几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维权行动是一亮点.本文以政治参与理论为支撑,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对网络维权行动的发生机制与性质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以特定利益诉求为目的但并不冲击现行政治统治的网络维权行动应被政治体制所吸纳,成为利益表达的常态.     

从日常对抗到集体行动的实践逻辑——基于一起城郊农民维权事件的系统性考察

通过对一起发生在L村被拆迁户维权事件的描述和解释,研究城市化进程中被拆迁户维权行动的发生机制。首先对被拆迁户、日常对抗和群体性集体行动等概念作出界定,然后从过程角度解释并分析被拆迁户作为被动城市化群体是如何将一种心照不宣的、利用非正式网络展开的日常对抗上升到具有多数人参与的集体行动。最后跳出个案并提出旨在解释包括被拆迁户在内的城郊农民维权的双极维权机制。     

农民维权抗争的无效表达:流于过程的情感行动——对西安Y区征地抗争事件的解读

已有研究为农民土地维权抗争行为提供了较多理解和分析框架.通过考察西安Y区征地活动,捕捉到征地事件中农民维权活动中另样一番鲜活图景:村民"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抗争策略的无效表达导致了维权行动流向一个追求过程的情感行动,失效主要原因在于维权抗争过程中双方的组织性及力量悬殊、基层政府"正式权力实施的非正式运用"的运作逻辑、农民可供利用资源的缺乏和集体高于个人利益的潜意识.     

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集体维权行动的建构

本文通过个案研究发现,"单位空间环境"与职工集体维权行动之间有着特定的关系。相对封闭的单位空间环境,有助于形成集体维权行动的利益认同;能够节约集体维权行动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并能迅速传递维权行动的相关信息;对集体维权行动的参与者具有潜在的监控与赏罚功能,从而产生选择性激励并防止"搭便车者"的产生;居于一个相对封闭空间环境中的群体同质性越强,流动性越小,居住时间越长、越容易形成坚固的社会网络基础,产生集体维权行动的可能性越大。     

城市运动中的地方政府与社会——基于N区业主维权案例的分析

业主维权已经成为当前城市抗争运动的重要形式.对S市N区三个城市业主维权案例的观察,发现在城市业主维权运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与维权精英的博弈中采取了区分性回应策略.而策略的选择受制于三个变量:维权事件的起因与性质、维权领袖的构成、维权者的行动策略.研究还发现,新社会阶层和离退休的老年人日渐成为维权行动的主体.地方政府利用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变换各种策略,如吸纳与协商、压制与分化、组织动员与利益补偿等,用以平息不断加剧的业主抗争行动.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及逻辑关系分析

与传统利益群体性事件动因逻辑关系"压迫—反应"的简单因果模式不同,"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生成动因的逻辑关系呈现出"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源头,在事件现场"隐性"存在;利益表达受阻是连接"无直接利益冲突"产生的基础性动因和不公平感社会心理产生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冲突是无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现场行动的"显性"直接动因,"泄愤性攻击"是社会心理冲突能量的宣泄,更多表现为"暴力抗争"。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探析

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农村社会内部矛盾经过长期积淀而成,具有群体性、利益性、维权性、积累性、突发性、组织性、非理性和过渡性等特点.群体性事件一方面影响农村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维权意识和能力的不断提升.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努力探索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维权行动与社区工作的专业化

揭示居民与社区冲突事件的利益关联和组织居民进行维权活动是社区居民维权活动顺利开展的两个关键因素。社区维权行动往往因特定的社区冲突事件所引起。为此,有必要揭示社区维权行动与社区工作专业化之间的关系,具体分析社区维权行动中社区工作者的角色及介入以及社区工作专业化的意义与途径等。     

从日常对抗到集体行动：城郊农民维权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通过L市A区K乡L村庄十三户被拆迁户维权的个案考察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被拆迁户与地方政府围绕拆迁补偿所进行的一系列互动,运用日常对抗和集体行动这两个概念及借鉴相关理论,从动态和结构两个角度分别刻画了城郊农民在自身利益受损情况下所展开的独具特色的、不断变化的抗争活动。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当遭遇较大利益调整而使其利益受损时,一般都会与直接利益调整主体或利益剥夺者进行本能地、自发地日常对抗,当利益调整较为重大时或利益受损程度较为严重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就会理性地借用各种资源将日常对抗推向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破坏性的集体行动。     

失地农民的维权途径与反馈机制＊--54封失地农民来信的研究报告

2003年以后,农村土地纠纷取代税费争议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失地农民群体不仅经济利益遭受损失,社会利益也处于边缘化状态。文章基于54封失地农民的来信,试图通过对基础资料的分析,归类失地农民维权途径与反馈结果,展示失地农民诉求受阻的具体环节,呈现失地农民维权途径与反馈机制的运行机理,以期能化解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梗阻。     

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分析

农村维权精英是乡村政治过程中多重张力催生的特殊利益主体,其利益诉求既有个人的,也有集体的;既有正当的,也有非正当的.个人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道德化、底层问题上层化和"踩线而不越线"是农村维权精英常用的博弈策略.农村维权精英的博弈行为对乡村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当务之急是疏通乡村政治博弈渠道,规范乡村政治博弈行为.     

群体性事件概念之名实辨析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反映事件本身的真实内容。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实质是维权事件,反映了人们对宪政的诉求。把群体性事件改称群体性维权事件有利于解决公民与现政权的矛盾、维护宪法权威、促进社会和谐、顺应时代潮流和充分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当代农民维权问题研究回顾及反思

当代农民维权问题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而相关研究总体上可以区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知识领域。当代农民维权问题的已有研究一方面保持了学术上的连续性和对话性,促进了对农民维权问题的多维思考,而另一方面有关农民维权基本范畴的厘定、研究视角的创新、多学科基础上规范性研究的强化等仍是将来学术努力的方向所在。     

农民工的非正式利益抗争及其运行机制——基于“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分析

在农民工维权研究方面,无论是"对策法学模式"还是"民工维权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主要是在正式的既定法律框架下来研究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这就造成现有研究成果无法解释为何中国农民工非正式维权行为的长期普遍存在.通过对"太太讨薪队的故事"的法律分析可见,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运行于非法律的社会机制之中,正式法律的作用极其有限.而这种非正式利益抗争成功与否,取决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     

弱势群体维权方式的选择和转变规律研究

政策失衡与政策平衡分别是弱势群体维权行为的逻辑起点与终点。弱势群体的维权方式可以分为和平的沟通协商式的维权方式、临界状态的逼迫式的维权方式和对抗性的维权方式,三种方式可以相互转化。政策补偿的效果决定了弱势群体对维权方式的选择。弱势群体选择临界状态的逼迫式维权方式,是决定维权方式走向的分水岭,此时,地方政府必须迅速制定有效的政策补偿方案,尽快实现政策平衡,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维权的社会风险和社会成本。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土地冲突分析——现状、类型与趋势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探讨了农村土地冲突现状、类型和发展趋势.当前农村土地冲突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焦点,数量庞大;依据冲突主体不同,农村土地冲突可大致分为农户-农户或村-村、农户-村民小组、农民-基层组织及干部、农民-较高层政府及其土地主管部门、农民-资本持有者等五类,每类在方式、博弈过程、规模程度、争夺目标、利益诉求和政治特征上均有所差异;未来农村土地冲突将继续呈上升趋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加明显.     

论农民权益的保护

近年来虽然我国农民的权益保护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改善,但是农民的政治权益、社会权益、人身权权益以及经济权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同时农民权益保护也存在着维权意识淡薄、法律观念不强以及维权成本高的问题,但更关键的是缺乏有效的维权机制和维权组织。因此建立一种灵活多变、行之有效的维权机制和一个体系健全、影响广泛的维权组织是保护农民权益最根本的选择。     

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的策略选择

在当前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进行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底层视角与理论试图探讨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林权制度改革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文章总结广西全州县、资源县和北京怀柔区三种林改模式,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分析,提出在林改中,每一个利益群体的理性选择都只有相对性,有的甚至是片面的。如果不考虑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只顾个体利益,终究会影响到个体利益。文章提出应当加强对山林承包的政策指导,借鉴亚洲一些国家制定森林政策的经验;处理好农民利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当兼顾维权和管理,不能因为强调维护农民权益而放弃管理,也不能强调管理而损害农民权益。     

维权与维稳之争的问题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变革对两者的调和与统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改革的总目标,标志着党的治国理政理念与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一重大转变对于"维权与维稳之争"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维权与维稳之争"将不再是民间呼吁与官方政策之争,而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变革背景下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对话。这种制度内的对话与制度框架外的理论之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制度框架外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关注的是学理上的探讨,包括两者的内在联系与对话的可能;而制度框架内的"维权与维稳之争"则关注在实际中两者如何展开对话,包括对话机制的建立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