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及其历史影响

江苏立宪派是清末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主观上反对革命;辛亥革命期间,控制革命并促进革命在全国的成功;在"二次革命"时背离革命,加速了"二次革命"的彻底失败.江苏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前追求立宪的政治活动,加速了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但在辛亥革命后支持袁世凯则埋下了帝制复辟的隐患.     

辛亥革命在湖南研究述评

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是当时全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武昌起义使湖北成为“首义”之区,那么,湖南光复则使本省成为“首应”之省。在湖南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各阶级阶层及其政治代表,诸如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立宪派,会党,满清官吏,地方绅士,下层民众等,都表现得十分活跃,在全国具有典型的意义。早在50年代史学界就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杨世骥的《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和李时岳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就是最早的研究成果。80年代后,随着史学研究领域贯彻“实事求是”和     

四川立宪派在保路运动中的作用

一四川立宪派是保路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对四川立宪派如何评价?其基本倾向是改良的、保守的、倒退的,还是进步的、革命的,应居保路运动乃至辛亥革命的首功?对这个问题向来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四川的立宪派虽然没有鲜明的革命意识,但他们的基本倾向是革命的。客观地说,中国近代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争论和分歧,只是在谋求中     

冲突与博弈:清末政治变局的另一视角

清末十年,革命派、立宪派与清政府三大势力角逐于中国政治舞台。革命派与立宪派相互冲突抵牾,又从革命与立宪两个方面左右夹击清政府。清政府欲避免革命,则不得不立宪,遂与立宪派有相呼应之势。但清政府之立宪,昧于大势,反应迟钝,且力图在政治变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得利益,立宪派于失望中日益分化、倒戈,清政府成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在此格局中,每一方的动作,都对其他两方造成影响,三方形成冲突与博弈的复杂关系。大致说来,革命党的每一激烈举措,必然推动立宪主义向前推进一步。而凡是清政府对于立宪消极应付,立宪主义遇阻,革命主义则必然前进一步。最后打破三方博弈格局,使历史天平倒向革命一方的,既不是革命风潮,也不是立宪派,而是清政府自身。辛亥年(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不过是易千年之帝制以共和的历史因果长链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辛亥革命"一词中的"革命"二字,也应从"改革"、"变革"的含义上去理解更为贴切。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与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梁启超既是立宪派的领袖,又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民国初年和辛亥十周年两个不同时段对辛亥革命曾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反思。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回忆并解读梁启超的评价和反思,以揭示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思想。     

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三个问题

关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当中的表现,史学界的认识颇不一致。本文拟就立宪派的所谓投机、同革命派争夺政权及拆南京临时政府之台三个问题,谈点粗浅之见。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一) 关于立宪派“投机”的问题此论自民国成立即为胜利了的革命党人所大肆渲染,至今不衰。在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总难免有个别投机分子混入革命队伍,辛亥革命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辛亥革命中的所谓投机者不是个别人,而是一个政治派别,众多的立宪派人士。     

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立宪派

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时期,它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反映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在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立宪派始终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君主立宪,指望清政府推行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政,反对以暴力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本文拟就辛亥革命时期广西立宪派的活动,试作粗浅论述。立宪派在广西的初步形成中法战争之后,洋务运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和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认识,由此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相继出现。     

东北立宪运动和立宪派琐议

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是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也是不可低估的一种政治势力。近些年来,已有不少历史学者对立宪派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作了历史考察。尽管在对立宪派的评价上,还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的分歧,但是都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学者们在论述立宪派的时候,大多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特别是集中在江浙地区。这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这些地区的立宪派的基础最雄厚、势力     

"救亡压倒启蒙论"的学术演进

李泽厚"救亡压倒启蒙"的学术体系推动了海内外学术界对改良与革命、"告别革命"、辛亥革命及激进主义的讨论.李泽厚对百年中国的"文化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副从不同视角反思百年中国历史的思想图景,体现了其走出"革命崇拜",祈求改良的发展思路,也促使我们对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入地思考.     

论汤化龙在武昌首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汤化龙是晚清时期激进的立宪派人物,在武昌首义前夕毅然转向革命,武昌首义爆发后他立即成为武昌首义的核心领导成员,为维护首义大局甚至委曲求全,在倡导和推动辛亥革命、组织湖北军政府、制订湖北军政府对外政策、策反清廷海军、制订《鄂军政府组织条例》与《鄂州约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全国辛亥革命和此后中国民主革命起到了实际的示范作用,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其历史影响非常深远。     

同盟会分化与"南北议和"--评孙中山"以和平收革命之功"

辛亥革命的发展,敌我斗争出现了新的格局,为此孙中山在不放弃武装斗争的同时并以其为基础进行了"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种种努力,但因不合中国革命实际而终成泡影.历史实践证明,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也说明历史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有时会向后作巨大的跳跃.     

走向共和:湘学在革命与立宪之间的历史抉择

20世纪初的中国,为了挽救危亡,清廷与民间有识之士都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形成了许多救国思潮。在众多思潮中,革命派所主张的排满革命与立宪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两种方案。二者之间的交锋是中国资产阶级内部关于中国前途或者说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根本抉择,也是中西文化之间在20世纪初的又一次大较量,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湘学人物也参与了在这场大交锋,对立宪派进行了猛烈批判,对清廷假立宪进行了无情揭露,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辛亥革命的两种起义方式——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革命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联合各阶层人士,以两种起义的方式而取得成功的。本文拟以对和平光复这一起义方式及与此有关的立宪派问题,试抒管见,以就正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     

立宪派阶级基础新论

所谓清末立宪派的阶级基础,实指它是哪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史学界曾就此问题进行过一场讨论,但意见分歧,结论相去甚远.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不过,从近年出版的有关论著看,立宪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说法,已为大多数论者所接受.例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胡绳武、金冲及所著《辛亥革命史稿》和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等专著,都认为立宪派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但     

天津教育界的辛亥革命民主活动

天津是辛亥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尤其在教育界涌现出"伸国权,保商利"、"立宪请愿"的热血青年,造就了宣传辛亥革命、发动武装起义的民主革命志士。他们当中以张相文、白雅雨、李大钊等人为代表,表现了中国知识阶层为建立民主共和上下奔走的民主热情,和不怕流血的牺牲精神。挖掘整理他们在天津的革命活动,丰富北方地区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展现教育界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主张和实践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为推翻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面对清政府实施新政以图自救、立宪派为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的局面,既点明了清朝的腐朽本质并认为清廷不能真正实现由封建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轨,也辨明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并指出清王朝已是“破屋漏舟”因而立宪法主张的君主立宪不可能实现,同时孙中山阐发了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思想内蕴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     

如何认识孙中山“让位”问题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而告夭折。这是中国当时各种势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互斗争,以及革命派内部相互斗争的结果。一中国社会,到辛亥革命时,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切事变,无不具有极大的左右力量。     

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

中国历史的航程在20世纪初年面临着一次艰难的抉择。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股势力互争雄长;可以说,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三种势力较量的结果,是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中国政治向近代化道路的迈进。历史的合力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论汤寿潜的立宪思想及其社会实践

汤寿潜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著名代表 ,又是江浙立宪派的领袖 ,是晚清维新派中唯一一位与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相始终并经历了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 ,在近代中国的风云变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曾撰写《危言》一书 ,阐述了他匡救时世的维新思想     

乡绅权势消退的历史轨迹——20世纪前期的制度变迁、革命话语与乡绅权力

以"新政"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实际上构成了绅权"体制化"扩展的制度性基础。从旧制走向新制的乡绅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权力空间,由此生成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在不断地蓄积。当清王朝作为制度意义上的革命对象被推翻后,现存社会的一切弊端就指向了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必将被国民革命和以后更为深入的革命风暴所席卷。"大革命"退潮之后,国民党放弃了"打倒劣绅"的政治诉求,转而选择制度重建路径实施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农村实行的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控制了乡村政治生活,传统权威的政治影响力大幅消退。乡绅权势地位的最终退出,才真正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