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的矛盾及其解决--兼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与制度设置及运用

诉讼中,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时常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二律背反关系。矛盾的焦点之一,在于对非法证据是否排除以及排除范围的大小。解决矛盾的良策之一,是合理设置并合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置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充分兼顾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二者的内在价值,以利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二者尽可能共同实现。合理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容许价值大小判定上的相对自由,以便司法机关掌握有效证明与维护程序正当性二者的适当平衡。     

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研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运行的程序环境存在程序空间封闭、程序结构压制、程序结果草率等问题,动议主体的无效性、裁判主体的偏向性、证明责任主体的不当性是排除非法证据的相关主体方面存在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标准在证据范围、证明要求、衡量尺度、证明方法等方面存在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主张为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的改革提供了诉讼法理依据;以此为基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证明机制需要从程序、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证明方法几方面进行改革,侦查、审查起诉阶段需要建立以审判职能为中心的审查机制,辩护方的证明责任需要进一步降低,证明标准需要进一步细化,证明方法需要进一步体现法治理念.     

非法证据排除实施问题研究--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实证案例切入

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基层公安司法机关适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方法方面,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应该对讯问时录音录像的“全程”“完整”两个要素以及相关技术要求作出详尽和统一的规定,构建合理的取证手段合法性证明体系;在协调非法证据排除与庭前会议关系方面,应明确法官在庭前会议中的权力以及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实体法关系方面,如果与案件定罪量刑的实体要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现有其他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即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物证、书证取得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也应当对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裁量权。     

关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若干问题探析

随着《关于办理开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实施,我国虽然构建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框架.但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界定,排除申请的提出时间,排除程序启动的证明标准等问题应作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缺陷,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民主化潮流不尽相符,也是滋生非法取证的根源之一。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理、程序与证明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具有正当性。但它又存在一定局限性。立法应增设专门的庭前听证程序，让法庭通过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作出裁定，同时，为被害人不服裁定提供救济。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采用自由证明机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最终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辩护方承担，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并在证据规则上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瑕疵证据之新解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直为我国社会所关注,其所蕴含的人权保障与程序正义理念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体现。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与非法证据相伴而生的还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侦查工作变革之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证据收集的角度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将非法证据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另一种是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但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的证据。因此,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人权保障为要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期待,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执法意识、程序规则、侦查体制等多方面的变革与完善。     

正确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程序性规则，理论基础是程序正义。程序正义体现了程序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注重程序本身的理性化和规范性。以正确的程序正义观为理论根据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相关制度。     

有效证明与程序正当性的内在冲突及其解决--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念与制度设置

文章主要分析了当前刑事诉讼中有效证明与程序正当性的维护两者之间的冲突及其选择,并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力图找到解决之道,同时在分析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者在此制度设置异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设置有条件的"非法证据全面排除"制度的建议.     

"他者"的存在和"身份"的追寻--美国华文文学的一种解读

美国华文文学置身美国却以华文进行创作的存在事实,使它客观上与生俱来地具有了一种双重“他者”的身份:对于美国的主流文学(英语文学)和东方母国(中国)的中国文学来说,它都是“他者”,这种“他者”性存在最终决定了它的“他者”立场和“他者”视角。而存在于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身份”焦虑,在经历了从本质主义的追寻到重建新的“身份”的变化之后,得以消解。     

论中西方民事诉讼的法律文化

在不同的法律文化背景下,解决纠纷的方式和机制是不同的。文章通过对中国建立在儒家思想意识形态所构成的社会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法律文化,以及美国人有着极强的权利观念,对法律有强烈的依赖所形成的法律文化的比较分析,指明了分析研究法律文化对于当前中国进行法治建设所起的启示作用。     

我国企业应对美国反垄断诉讼的策略研究

应对美国对华反垄断诉讼案的策略研究，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针对低价出口将会遭到反倾销制裁，而高价出口又可能遭到反垄断诉讼这一矛盾关系,提出“我国企业应对美国反垄断诉讼的策略研究”之主题，并结合相关案例，具体分析了应对美国反垄断的抗辩策略，以引起我出口生产、贸易行业企业对自觉维护经济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和高度重视。     

刊物封面报道的新闻视角差异——《中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时代》关于中国“冰灾”封面报道的比较

以中美两国的新闻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和《时代》的封面报道为研究对象,着重对《中国新闻周刊》和《时代》关于中国"冰灾"报道进行全面分析,从多个角度归·纳两份刊物的报道特点。以期从差异中找到差距,提出建议和意见,为中国主流新闻周刊提供建议和参考。     

美国法院查明外国法之考察

本文以当代美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美国法院查明外国法的若干问题。文章从外国法的性质在美国已从"事实"转变为"法律"的基本命题入手,着重研究了美国法院查明外国法的途径、程序及适用外国法错误的救济方式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做出总结,同时对我国国际私法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评论并提出建议。      

美国贸易救济法之非市场经济规则的理论起源

美国贸易救济法中的非市场经济规则是中国出口企业在应诉美国贸易救济调查时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中国在美国贸易救济调查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不仅使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着替代国、一国一税或替代基准等歧视性规则的适用,而且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被抹杀。美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接合理论、经济优势理论以及国家利益理论分别从制度、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的角度解释并论证了美国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开展贸易关系并将中国融入以自由贸易(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为基本特征的世界贸易体制的理论依据,并构成美国对中国适用歧视性贸易规则的理论基础。对非市场经济规则理论起源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非市场经济规则的实质,而且可以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正确对待中国在美国贸易救济法中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并寻求应对策略打开新的思路。     

审查起诉制度刍议

文章通过对起诉条件和立案要求的分析,剖析了审查起诉内容的实体法律性质,在比较国外民事起诉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审查起诉制度进行了深刻地理性反思,并指出,现行审查起诉制度缺少正当性和合理性,严重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      

民事诉讼目的略论

民事诉讼目的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最重要的基本理论之 ，数代学人对此进行的深入、持久而有效的研究形成了几种颇具代表性的学说。本文试图通过对现有学说的分析和评价，探索民事诉讼目的理论的规律性认识，并结合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我国的现实国情，着眼于实践性和政策性，构筑更有建设性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我国民事诉讼目的理论。     

COSO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内容、理论贡献和借鉴

美国COSO委员会潜心研究多年提出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理论,给理论界、实务界以广泛、深刻的启示,对我国仍处在改革进程之中的大多数企业来说,其理论导向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企业应强调对业务流程的动态控制,培育先进的环境文化,有效评估风险状况,建立有效的信息传导与沟通机制,加强监督,强调控制活动的效率、效果,这应该是我国企业完善内部控制手段的有效途径。     

1960年代中期美台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合作与分歧之研究

本文拟利用最新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论述1960年代上中期美国政府与台湾国民党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与分歧。国际形势的发展使得约翰逊政府不得不在中国代表权问题采取新的手段,而国民党却希望美国能够继续以“重要问题案”在联合国内维持“纳蒋排共”的旧局面。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约翰逊政府决定支持具有“两个中国”意味的“研究委员会”的决议案,作为防止其政策失败的主要手段,并迫使国民党接受。与此同时,美台双方为了保住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还通过PL480为国民党在非洲加大“援助外交”提供财政资助,暂时维持着美台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