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利益表达机制 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提高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关键在于要首先破除利益表达的体制性梗阻,并注意培育社会自主治理主体,强化利益博弈和制度化解决的组织基础,同时进一步完善相关协商机制,将利益冲突纳入合法、有效的协商,这些是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根本之道。     

城市交通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研究

城市交通群体性事件多发,严重影响着城市公众的生产、生活和城市的安全。文章基于博弈论、情绪感染理论的方法论,剖析了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出租车政府职能管理部门的博弈过程。城市交通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诉求机制不畅通,城市地方政府在交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意识和能力还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完善利益诉求型城市交通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化解冲突,应完善利益诉求与表达制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健全出租车司机的行业组织。     

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多样化导致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增多,有些甚至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在于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不顺畅.提出了畅通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的对策建议,以引导群众以合理合法的诉求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政策议程视角下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研究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由于结构性断裂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加剧，各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因无法通过合法的政策议程进行利益表达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因此在政策议程的视角下研究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对于从政策制定源头上预防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 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意义探析

群体性事件是新时代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之一,成为引起社会各方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对科学研判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完善和发展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多渠道多层次的干群沟通机制、社会利益平衡与共享机制以及教育宣传机制等群体性事件的相关预防、沟通和化解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表达权视域下的群体性事件治理

当代社会,表达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然而现实中公民表达自由的充分实现尚存在诸多制度限制和障碍,其结果是非制度化表达逐渐成为现阶段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策略性选择,当前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正是这种非制度化表达的极端表现。因此,正视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认可多元社会公民利益表达的正当性,并为之构建制度化的表达机制,或是一种妥善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可行路径选择。     

对引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近年来,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呈直线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利益意识觉醒与被剥夺心理扣不满情绪的并存、基层干部的不作为心态和群众"讲理"不"讲法"心态的二元化以及集体行动的"易感性"和"去责任性"是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和畅通利益表达机制;改革干部升迁考核制度,使基层政权合法化;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使民众的行为更加理性.     

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深层成因探析

处在转型期的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既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阶段性矛盾的突出表现,又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前预防和有效处置各种群体性事件,深入分析其形成原因是必要前提。群体性事件爆发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公民维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由于利益诉求渠道不畅导致长期压抑的社会心理得不到及时的疏导,从而形成群体心理的失衡和情绪化的冲动,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内在原因;由于行政和社会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产生的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群体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容易选择非正常的渠道表达自身的需求和愿望,这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     

善治视阈下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伴随而来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到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但长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却始终不尽如人意,文章尝试从善治视阈深刻剖析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实和深层次原因,并试图从善治视阈探讨并提出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机制。     

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宪政思考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原则,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缺失成为了一种常态,这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又是直接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制度因素。因此,回归农民的公民身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宪政思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文章首先从宪法语境分析农民的含义及其宪法地位,其次分析我国农民在结社自由权、村民自治权、财产权、劳动权、社会保障等权利缺失的状况,最后剖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在农民利益表达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得出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渠道是尊重宪法还权于民的结论。     

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的建构

我国社会转型期不断出现的弱势群体,已成为引发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也成为关系社会公平、公正的焦点问题。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是群体性事件引发和难以良好解决的关键因素。建立完善的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并注重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建立和扶植代表他们利益的各种社会组织,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利益表达机制

当前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冲突的利益矛盾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补偿不公引发的利益纠纷、自然生态破坏产生的利益威胁、社会保障不实引起的利益矛盾以及民族文化权益被侵诱发的利益冲突。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分配不公、利益协调不力、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不达是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建立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机制,建构公平畅通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健全公开高效的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规避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风险,切实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须有效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多元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提高基层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重大决策论证机制,完善基层官员负责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体系。     

论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长效机制建设

社会转型期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合法性构成一定威胁。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是地方政府管理部门的重要职责,只有建立和完善一系列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如社会危机预警、群体利益表达、信息沟通与即时反馈、对社会不满的疏导以及地方政府领导问责等机制,才有可能将群体冲突纳入法律和体制框架内,从根本上予以化解。     

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及其矫治

近几年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呈现出突发性、组织性、对抗性等特点,并且"由乡入城",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利益冲突的加剧与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反映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缺失与预警机制的不足。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矫治,应以社会公正为目标,改变社会利益格局,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加快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健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机制。     

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的成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农民工集体性讨薪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些事件影响劳资关系、农民工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社会治安,甚至诱发违法犯罪。政府处理此类事件不当会造成权威资源的流失,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造成农民工采用群体性的方式讨薪的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的障碍、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第三部门独立性不强、政府寻租以及相关法律不健全。针对上述原因提出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培养第三部门的独立性、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等对策以便更好的维护农民工的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归因与治理路径

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重新分配和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或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基层政府合法性危机所导致的基层党政权威的弱化及民间权威的膨胀,农民的法制观念淡薄且易于产生从众行为等,是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重视农民的合法权益,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农民制度参与的有效供给,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重塑政府与公民间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是治理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路径。     

自媒体时代青年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动机结构与风险防控研究

本研究选取河北省5所高校的1200余名大学生为调研对象,围绕当代青年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动机结构和风险防控展开调查研究。研究发现,青年通常以"非高投入参与者"的角色身份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之中,缺乏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了解却又认可其强大影响力,同时对社会热点事件给予了充分关注。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受内部动机和外部诱因共同驱使,其中外部诱因包括群众表达诉求渠道的缺乏、网络监管部门管理不到位、网络平台运营商的炒作和放纵等。青年网民自媒体社交素养和自媒体"主人翁"精神的缺乏是当代青年无序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内部动机。基于此,本文从政府、青年、自媒体和媒体平台四种力量的互动博弈出发,为探索构建多样化网络群体性事件防控体系提出合理化参考建议。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利益反映与利益调适研究

环境群体性事件进入高位运行的凸显期,是公众以环境利益受损或预期受损为直接诉因,综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利益矛盾的整体反映。在公众环境忧虑普遍的情况下,环境群体性事件给社会治安带来较大压力,不利于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综合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动因,解决环境恶化、经济与环境对立、公众环境权利不足、生态文化滞后、人与人不和谐等问题,不断调适公众利益需求,有效化解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风险,促进经济发展、生态良好和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