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人》看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

在《北京人》的创作中,曹禺成功地借鉴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一、不再用奇特的事件去写悲剧,而采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了一部讽刺喜剧。二、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本性善良却不能适应生活的喜剧人物。三、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明显减缓,人物内心的冲突得到强化,内在戏剧性有所突出。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仍保留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民族特色。     

从《北京人》看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

在《北京人》的创作中,曹禺成功地借鉴了契诃夫戏剧创作的经验。主要表现在：一、不再用奇特的事件去写悲剧,而采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写了一部讽刺喜剧。二、成功地塑造了几个本性善良却不能适应生活的喜剧人物。三、人物之间的外部冲突明显减缓,人物内心的冲突得到强化,内在戏剧性有所突出。在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仍保留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和民族特色。     

曹禺对契诃夫戏剧的借鉴——以《北京人》为例

自觉地向契诃夫学习,使自己的创作向更加完美方向发展的,首先是曹禺。曹禺不仅欣赏契诃夫的戏剧,而且深得契诃夫剧作的精髓,向更生活化的契诃夫戏剧学习,改变了自己戏剧创作的风格。     

曹禺《雷雨》创作心理简论

童年生活中五位具有母性色彩的女性对曹禺施加不同影响,中学时期扮演女角的艺术尝试,使曹禺很早就萌蘖出强烈的女性关怀意识;清华园美好的学习环境与黑暗腐朽政治社会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反差积淀在曹禺心理形成正负情感的交错碰撞,因而曹禺在创作<雷雨>时能不断进发出诗意的火花;备受争议的结尾与序幕是作家抒发求学清华园,初涉爱河正性情感的唯一通道.     

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戏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他在戏剧创作过程中不仅善于汲取西方戏剧理论精华,同时他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戏剧家,他的戏剧创作同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剧作中对家庭氛围和家庭成员关系的描写以及对父权秩序的不满和挑战,是受到幼年家庭文化的影响;他在塑造女性人物形象和构筑戏剧氛围时,又借鉴并浸润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文化精髓;他对“仁”这一品质的不吝赞美,对善恶因果论的重视以及对原始人性的肯定和赞扬,则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的理解和运用。     

论曹禺舞台实践对其戏剧创作的影响

曹禺本人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他是由舞台演出起步走向戏剧创作的。长期的舞台实践对他的戏剧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创作时场面思维的运用、出色的舞台指示、人物性格的刻画、本色当行的语言以及注意观众的接受等。曹禺对舞台艺术的熟稔为他创作上的成功提供了难得的助力。     

浅谈古典戏剧创作的内驱力

本文探讨的是中国古典戏剧创作成就主要源于作家自身的内驱力,即剧作家们凭着一种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对民众进行义务宣传的观念、以及作家个人那种释放个人才气和发泄胸中气闷的自然性情进行创作的动力。这是一种信念和追求,为了这样的追求他们不顾个人名利,不在意仕途功名的得失,只是在这种动力的驱使下无怨无悔地做下去,并展示出进步文人的纯朴高尚的品格,是民族传统中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     

曹禺《雷雨》中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

曹禺的《雷雨》中有显而易见的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特别是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曹禺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充分利用了区分对比、心理分析和疯子形象等戏剧手法。而在构建《雷雨》的情节时,曹禺也使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多条线索和戏剧反讽等戏剧技巧。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生命体验与革命狂欢——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一

曹禺始终执拗地追寻生活表象后面蛰伏的人生困境,以强烈的生命体验和诗性描写,给读者以强烈的艺术震撼和畅快淋漓的审美享受,在全方位的戏剧描写中,曹禺努力探求和张扬一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原力与人文精神,引发读者对人之命运的辽远思考,这或许是曹禺剧作最为迷人的地方。老舍的两次话剧创作高潮都是在革命狂欢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两次话剧创作高峰的共同之处是与政治和革命的紧密联姻。若没有革命激情的涌动,稳重理智的平民小说作家老舍可能不会从事话剧创作,面对革命狂欢,老舍以他的勤奋和才智,为中国剧坛贡献出数量极为丰富的话剧作品,凝结着他对革命的思考和话剧艺术的不懈探索。     

曹禺戏剧话语的叙事策略：纵横交错的叙述

曹禺戏剧中有大量的叙述话语,这些叙述话语一方面为剧场演出进行必要的环境交待和角色阐释,另一方面却又以不可靠的叙述、客观描写的主观意向、角色介绍的未完成性等语言策略设置语义迷宫。要穿越这个语义迷宫,不仅需要读者的细致敏锐,还需要借助文本各部分之间,甚至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比参照。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论老舍与曹禺的婚恋择偶观

老舍和曹禺独具特色的婚恋择偶标准既是他们女性观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们和女性真切交往的现实反映。理性使老舍没有在那场刻骨铭心、美好曼妙的初恋失败后走向沉沦,反而坚定务实地寻找适合于自己的人生伴侣并组建起幸福温暖的婚姻家庭。激情使曹禺大胆走出不满意的婚姻,勇敢寻找自己的真爱和归宿,三次婚姻并不代表曹禺朝三暮四、喜新厌旧,恰是他作为现代文明人,认真思考严肃对待男女两性婚恋的明证。老舍、曹禺无论是从理论抑或实践都给我们现代人在婚恋择偶方面做出了示范,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也许不简单地限于文学范畴。     

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与传递者——小议《京华烟云》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学作品中文化负载词处理的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翻译质量,因此在译介过程中需要引起译者足够的注意。分析小说《京华烟云》中的众多范例,可以从多层次、多角度归纳出诸如音译、直译、置换、增译等多种有效的翻译方法,探讨源语文化成功融入目的语文化之路经。     

浅谈曹禺话剧舞台说明的特点

舞台说明是剧本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禺话剧的舞台说明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雍容详尽的叙述美、充满诗意的抒情美、富有表现力的动作美、写实写意的音响美,使剧本具有了相当的可读性,同时也成为了曹禺式的话剧艺术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     

关于曹雪芹的“补天”与“天”不可“补”的矛盾及其他——兼谈《红楼梦》文本研究的一些原则问题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意在“以文补天”———“补”封建社会的“天”,但是《红楼梦》实际告诉人们的却是天不可补。认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区分两个不同版本的“顽石”故事,并全面理解原著中的“顽石”故事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其“补天”思想的本意。有人否定程高本而又用程高本的“顽石”故事来研究曹雪芹的“补天”思想,这种“研究方法”不可取,是犯了不可思议的逻辑错误。《红楼梦》是一部“盛世危言”,不能离开书中描述的实际内容,随意拔高其思想。应实事求是地看待毛泽东关于曹雪芹“补天”思想的谈话,其基本精神早在20世纪的30年代,就有人著文讲过。     

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溪蛮丛笑》--兼论《溪蛮丛笑》在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中的地位

南宋人朱辅所著《溪蛮丛笑》一书,以条目体例形式记述了公元12世纪沅江流域各民族的衣饰发型、食物崇尚、居住婚丧习俗、土产方物、村社组织、等级、阶层、家庭制度、社会交往、节日生活、民众娱乐、民间宗教信仰、文物古迹等社会生活内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五溪”地区各民族的具体生存状况及生活理念,展示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五溪”地区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方面的大量信息,揭示了各民族生存的特殊社会环境,为中国社会生活史这门学科向少数民族社会生活领域拓展奠定了基础,是构建少数民族社会生活史这一新学科的重要素材。     

再论亚当&#183;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合理性（上）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建构在“自然秩序”和理性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是斯密“自然秩序”伦理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证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的理论抽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无论是在经济学视野还是在伦理学视野,“经济人”假设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要受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     

再论亚当&#183;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合理性（下）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建构在“自然秩序”和理性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是斯密“自然秩序”伦理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证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的理论抽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无论是在经济学视野还是在伦理学视野,“经济人”假设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要受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     

从旅游翻译看“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

翻译标准众说纷纭,各有千秋。本文尝试从旅游文本的翻译特点,通过例证来寻找旅游翻译的标准;并从旅游翻译的角度来思考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对旅游文本英译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