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变迁及其政治根源(1978～2008)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属于典型的行政型治理.1978～1992年,国企治理结构经历了放权让利与两权分离的转型,但都没能解决国企面临的治理困境.1993年,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目标的确立与<公司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经济型治理结构的探索.30年来,意识形态的影响、党和政府的介入以及利益群体在公共决策中的博弈共同构成了国企治理结构变迁的政治根源.     

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在增多,治理空间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中国这个改革中的大国来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继续支持和鼓励.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治理结构问题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着治理的效率。从行政视角出发,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纵向由多层级的集权政府到少层级的分权政府;横向由蜂窝状结构到区域网状结构;治理机制由同质同构的单一化机制到多任务委托——代理机制。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虽在经历巨大历史变迁,但治理结构部分领域的改革尚需继续稳步推进。     

中美两国“政府创新”之比较——基于中国与美国“政府创新奖”的分析

"政府创新"的工具性意义大于其价值性意义。无论何种政治体制,都希望自己的政府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服务,因此,政府创新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虽然由于中美两国政治、经济体制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两国的政府创新存在着诸多反差和区别,但也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趋势。第一,"政府创新"在中美两国都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二,中美两国政府创新的重点都是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类项目无论从申报还是从获奖的数量上,明显占多数。第三,所有获奖项目都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第四,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动力不足的威胁。第五,中美两国的政府创新都面临着可持续性的压力。第六,民主治理在两国政府创新中的重要性正在迅速增加。第七,不断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扩大公众参与,增强政治透明度和政治责任感,是中美政府创新的共同趋势。     

论责任政府及在中国的建构

建构责任政府是中国政府改革的战略选择。这不仅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政府管理能力的现实选择。必须采取措施,循序加以推进。这些措施主要包括:第一,更新政府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责任理念。第二,理顺党政关系,明晰政府责任。第三,健全监督体系,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第四,建立和完善政务公开和政府绩效评估制度。     

中国政治发展三十年

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变革.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党内民主、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改革.本文围绕这六个方面,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历程和重大成就,分析上述六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     

民主、信息公开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信息公开与民主制度并无关联,因为"精英民主"模式通常与保密文化密切相关,它既不鼓励公民参与,也不希望公民知悉政府的信息。直到参与式民主在近几十年取得主流话语权,信息公开才与公共参与一道成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而且未来必将有助于民主的发展。     

邓小平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开启

1980年8月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是邓小平以全新角度思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起点。1986年至1987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总体设想,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载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1992年南方谈话,将实际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升华到一个新境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许多重大关系,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宜"、"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集权高效与分权制衡"、"资源配置的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等关系,邓小平都有重要论述。同时,对各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如"立场坚定,品德高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敢于担当"、"博学多识,笃行实干"等,这就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保障。所以,邓小平虽然没有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但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     

社会治理模式法治化——以“街头政治”为视角

街头政治的表现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风起云涌,乌克兰、泰国、土耳其、委内瑞拉、柬埔寨针对执政当局、执政者的游行示威活动风起云涌。我国的台湾地区2014年3月"反服贸"、4月"反核四"——两场声势浩大的"街头运动"搅动台湾社会,香港七一"占中环",大陆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街头政治现象,其负面影响极大。应该如何看待并规范街头政治行为,本文企图在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之间寻求合法的平衡点,使得街头政治行为纳入到社会治理法治化轨道,既实现了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又不至于使街头政治背离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而成为民主的暴政。     

变迁中国家治理模式的类型分析及其启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组织经历了重大的变革,治理成为许多国家改革的新趋势。作者着重分析了国家治理模式的4种类型,即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式政府和解制式政府,其治理精神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和治理模式的创新,包括政府治理理念的重建、政府结构的优化以及政府运作方式和过程的创新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迈向整体性治理:政府改革的整体性策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

整体性治理与协同型政府改革相互辉映,西方国家的协同型改革实践,逐渐完善了整体性治理的理论解释框架和制度化策略。整体性治理下的政府改革,是政府再造过程的系统体现,包括政府的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整体性策略。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还应与中国政府改革的本土实际结合,以型构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政府改革框架。     

治道变革: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的根本转变

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来看 ,政府不是公益物品的惟一提供者 ,它应该在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中承担“掌舵”的角色。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实现公共利益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国家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我国政府也在经历深刻的治道变革 ,具体内容体现在民主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自身的改革等三个方面。     

民主政治、政治改革与依法治国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深刻地表　明，民主是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既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性质，又决定着依法治国实　现的程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运行必须遵循和实现社会原则、民主原则、公开原则、程序原则和法制原则。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以及在此基础上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都离不开改革尤其是政治　体制改革的动力作用。     

政治改革政策的目标设定和策略选择

人们对政治改革目标选择和政策方案的设计出于不同的目的和考虑。政策选择过程充斥着各方的政治互动和博弈。然而,互动和博弈的各方所拥有的正当性、影响力和权威性不可能是均等的。占主导的一方往往可以运用优势的政治资源来领导政治改革的方向和决定改革政策的选择,并将其政策偏好和现实的政治需要转换为实质性的政策和行动。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和党的中央领导层实际上是政治改革过程中始终如一的主导者。为了维护政治改革的主导权和改革政策的稳定实施,中央领导层在面对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政治改革的道路。     

西方民主制的忧虑：兼论我国政治改革取向

由于中国民主传统不足,政治民主化可以向西方学习借鉴有益的地方。但这也易滋生西化情结。本文从分析西方民主制问题入手来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取向事宜,提出当代西方民主有八大忧虑、六种背景以及中国改革的三点启示。     

治理民主: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实践的探索与经验

治理民主是基于西方自由民主和中国民主实践探索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和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人民主权”民主理论指导下,通过改革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培育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协商民主以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举措,拓宽了治理民主场域,丰富了治理民主形式,并完善了治理民主规范,使国家有效治理与人民权利保障得以相互推进。经验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民主探索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并不断完善改革探索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与公民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政治文化与民族国家治理

现代政治文化具有世俗性、自主性、开放性与融合性。民族国家治理是国家公共权力控制和引导政治、社会活动的运作行为。政治文化现代化与民族国家治理之间存在互动关系。现代政治文化对民族国家治理提供支撑与协调,民族国家的治理活动推动、引导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政府能力建设与公共服务的治理变革

中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医疗、教育和住房的高费用引发了公众的高度关注。因此,一些学者主张放弃市场化改革取向,强化政府的责任,重建公立机构在公共服务中的主导性,甚至恢复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制度安排。这种意见忽视了现代公共管理的一项基本经验,即政府完全可以以多种不同的角色参与或干预公共服务。放弃市场化和推崇市场化的意见虽然在方向上大相径庭,但是在混淆政府行动范围与政府能力强度上如出一辙。推进公共服务治理变革的可行之道,乃是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但同时强化政府的制度能力,从而形成一个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与一个生机勃勃的市场同时并存的双赢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困治理大致经历了四个"七年"阶段,由于政府制订了符合国情的贫困标准、重点明确相互配套的扶贫政策,贫困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中国贫困治理存在治理理念偏差、治理效率不高、缺乏可持续性以及主体单一的不足,同时也面临返贫风险、城市贫困突出等新问题.为此,要加强贫困治理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反贫困合作,落实贫困治理项目的监管与审计,完善具体的项目实施细节,推进反贫困的技术推广和制度建设,坚持自然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源开发相结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