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徽州学术界对理学传统的重建

清初,徽州理学知识分子在汪佑、吴日慎和施璜等人的领导下,通过明确书院讲会的“宗朱”宗旨、建立塾讲制度和强化徽州理学的学术谱系等措施,清除心学的影响,使理学得到了短暂的复兴。     

东林书院与东林讲会探析

明末东林书院因与政治的牵连而闻名,故以往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加以研究,较少立足于书院本身,关注其兴衰轨迹。若以东林讲会为线索纵向分析书院的发展趋势,比较书院外部形势的变化和书院因之做出的反应,将发现政治性的“东林”概念与东林书院相互关联却又日渐分离,与此同时,特别是在书院发展进退维谷之际,东林讲会更趋学术化,这两种趋势有其特定的内涵。     

意见、议论与定本：由南康之辩看朱陆异同问题的展开

朱子与象山平生会面唯有两次,其一乃鹅湖之会,其二乃南康之会。相较而言,学界目前对朱陆南康之会的关注和讨论还较为匮乏。南康之会上,该不该因思索而有意见,因讲学而有议论,因一定的规模而在教学中设立定本,成为了朱陆争论的核心论题,而这三个论题又正辐辏于读书讲学是否具有必要性这一问题。朱陆两次会面所争论的话题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系统梳理朱陆南康之辩的核心问题,将拓展与加深对鹅湖之辩意义及朱陆异同问题的理解。     

论"鹅湖之会"的学术示范意义及其影响

"鹅湖之会"是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学术争论,"鹅湖之会"的学术氛围、学术交流模式及其学术公平是"鹅湖之会"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典范的关键."鹅湖之会"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示范意义是"鹅湖之会"的生命力所在.虽然一千多年过去了,"鹅湖之会"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典范作用依然十分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学术活动和学术争鸣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书院教育启示略谈

书院虽为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 ,但它的一些教育教学原则、方法 ,如自学为主、优游读书 ,盛行讲会、提倡争鸣 ,尊师爱生、水乳交融等 ,在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 ,应作为优秀传统而加以继承     

张栻与湖湘学派——标点本《张栻集》前言

张栻以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为基础,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初步规模,也使他自己逐渐成为集湖湘学派之大成的代表性人物。朱张会讲在湖南乃至全国书院和学术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是书院与理学的一次完美结合,也可以说是书院与学术一体化机制形成的标志,更是湖湘学派终成盛大之势的标志。     

中国古代书院兴盛原因考

中国古代书院兴盛了近千年,考其原由主要有:官学的衰落、佛教禅林的影响、政治斗争的需要和封建统治者的重视等几种。     

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

在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已注意到在明代中后期以后流行的一种与书院教育常相关联，但更有区别的“会讲”、“讲会”以及与书院无关的“会”。1事实上，讲会或会讲的涵义要远远超过教育活动。大体上说，除了在书院中定期举行的讲会常常与四书教育有关之外，一般在知识分子之间频繁举行的作为知识分子思想交往形式的会讲就不应属于教育的范畴；     

传统接续与理学嬗变：明代洛阳“文人结社”浅探

悠久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丰厚灿烂的文化遗产,诸如河图洛书、会社传统、理学渊薮等。尽管明清时期的洛阳早已辉煌不再,但其悠久的传统仍不断为地方士绅所称颂和追慕,并被作为重新建构地方文化的丰富资源。从这一视角来看,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与会讲活动既与整体范畴的理学嬗变合拍,同时也具有接续传统的地方话语意义。对传统象征和资源的发掘与对地方文人传统的接续和弘扬,贯穿于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和会讲活动之中,他们徘徊于传统与现实之间,探寻着应对社会变迁的良方。     

朱陆异同论的空间维度：一种批判地理学的视角

“朱陆异同”是中国儒学史上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从批判地理学的视野来看,一方面,朱陆异同论是朱陆学术思想在自然地理空间中通过跨越地理距离进行横向接触的结果,它有一个由鹅湖寺向江西及至全国以及东亚、全球扩散的地理过程;另一方面,朱陆异同论是朱陆求道精神在人文空间中通过超越地理距离进行垂直交感的结果,它使朱陆异同论在鹅湖书院、白鹿洞书院等教育祭祀场域形成了特别的纪念形态。从朱陆思想所蕴含的空间旨趣出发,朱陆异同论的地理过程体现了“道问学”的状态,而其纪念形态则显现出“尊德性”的状态。这项研究可以拓展思想史研究的空间议题。     

古代书院实施大学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

始于中唐以后的民间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 ,是实施古代大学教育的学院。古代大学“皆用口授”的教学方式向生徒可“视简而诵”的转变是古代大学教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飞跃。书院一开始就有补于官写“废坏”在数量上的不足和“皆用口授”在方法上的不足 ;书院在宋代与说学的结合则又使其在内容和教学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发展。书院在实行导师全面负责的教学制度下采取了教师升堂讲说 ,生徒个人读书、作业、自修 ,师生质疑问难 ,学友互相切磋。　展礼仪、优游山川 ,组织讲会、文会、诗会 ,以小考核、课试等教学组织形式。书院并将德行的修养当作学习的最高目标。书院的教学经验和理性思考中的许多问题对今天教育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均会有所帮助     

东林书院中诗社活动考

东林书院崛起于王学盛行之时，以“卫道救时”为宗旨，重在究明学术，传程朱道脉。然其讲习之余，时以文会“联属同志”，“以友辅仁”，体现了对于文学与学术关系的理解。从社之缘起、社之会盟、社之盟主及成员、社中文会盛况等方面可以考察东林书院中诗社活动的发生、发展，揭示作为学术阵营的东林书院不应被忽视的文学功用的一面，为对其进行充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书院文学教育的“大文学”属性——以成都尊经书院为中心

成都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课士,文学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书院不课时文,并非只重学术,举业既属于书院文学教育的内容,也是书院教育的一个目标。经史之学是文学教育的根柢,同时保证了文学教育的道德底色。文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经世倾向,书院文学的境界和气象由此阔大。文学教学注重分体研习、循序渐进、书目指引、示范评改。文学风格主要有两种,一是张之洞提倡的“清真雅正”,二是王闿运引领的“古雅绮靡”。书院的日常活动包括抄书、讲谈、考课、批阅、宴游等,文学教学与生活体验融为一体。总体来看,尊经书院的文学教育是审美的,也是功利的;是当下的,也是传统的;是学术的,也是生活的。它以儒学为学术本位,以文体为教学支点,向外融合“科举”“经史”“经世”等社会价值,向内关联“功名”“风格”“日常”等人生体验,是具有“文学与文化生命整体性”的“大文学”教育。理解近现代以来“大文学”观的发生,书院是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     

张Shi主教岳麓启示略谈

张将教育新理念注入岳麓 ,无论在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上 ,还是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 ,都不同于以往的书院教育。岳麓形成了以“关心现实 ,注重经世”为特色的湖湘学派特征。会讲制度由张首创 ,是一种把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相结合的典型模式。张倡导学术自由、学者交流的教育理念 ,与现代教育思想是相吻合的     

"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自己讲"、"讲自己"是张立文先生基于自己多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心得而系统提出和阐释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其理论内涵包括:"讲"中国哲学的"核心话题","讲"中国哲学家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讲中国哲学自身;其具体落实是"和合学"哲学体系的创构."自己讲"、"讲自己"度越了中国哲学"照着讲"和"接着讲"范式,实现了当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张栻主教岳麓启示略谈

张将教育新理念注入岳麓 ,无论在办学方针和指导思想上 ,还是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 ,都不同于以往的书院教育。岳麓形成了以“关心现实 ,注重经世”为特色的湖湘学派特征。会讲制度由张首创 ,是一种把学术活动和教学活动相结合的典型模式。张倡导学术自由、学者交流的教育理念 ,与现代教育思想是相吻合的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探源

朱熹是我国书院制度的建立者,书院传统的开创者,书院精神的奠基者。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的动机是:补官学之不足,纠科举之弊端;以书院为基地,发展儒学,宣扬理学,与佛教争夺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文化上的领导地位;弥补失落的官学社会教化功能的缺失。     

宋代书院与语录体

宋代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互动关系,是宋代教育史上一大特点;宋代语录体是书院制度的直接产物,反映了书院教育、理学与文学的联姻与背离;宋代语录体促进了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但也给文学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明“经筵”与“日讲”制度考异

经筵和日讲都是为皇帝专设的御前讲席,不包括皇太子.不知为什么,以前人们大都将“经筵、日讲”视为一回事,新点校的有关历史文献亦未将二者用顿号分开.实则二者的区别是很大的.春讲开讲于春二月,秋讲开讲于秋八月,各三个月左右.一般是初二、十二、二十二开经筵,其余时间除皇帝上朝外,则照常开日讲,但日讲并不全与经筵同步,可比经筵提前或延后;经筵设于文华殿正殿,日讲则设于“文华殿穿殿”;日讲官由翰林院侍讲、侍读专任,经筵讲官则要从多个衙署中挑选;经筵为国家大典礼,礼仪规格高,极为隆重,日讲则不属于大典礼,仪礼较为简单;所讲内容侧重点亦不同,“经筵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讲多规少”,即日讲重在传授知识,而经筵重在规谏和义理.经筵和日讲不仅是皇帝的学习制度,而且是臣下进谏的难得良机,对促进朝政的清明有重要作用.     

学术规范研究:一门新学科创立的构想

学术规范的宗旨应当在于促进经典性学术成果的生产,即以建设性为主。学术的繁荣与否不在于有了些学术垃圾,而在于是否有经典性的成果。因为平庸并不比垃圾高明多少。抑制了失范却成就了平庸,并非学术建设的福音。从另一方面讲,任何规范都包含权利和限定两方面,如果我们丢弃了学术规范自由、创新的内涵,即使在限定之下打磨得再玲珑,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在文化的商业运营与不健全的体制的强力介入下,文化垃圾本身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