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论析史诗与神话的辩证关系

神话与史诗作为人类早期文学的两种艺术形式,既存在内容与文体上的相通性与继承性,同时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神话作为原始的散文体的文学形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实因素的增强,它逐渐向“人话”过渡,最终从世界观上完成了自我否定。史诗正是在对神话世界观否定的基础上,融合了神话尤其是向“人话”过渡阶段的部分神话的内容,采用韵文形式,最终形成了一种“史”与“诗”相结合的新的文学形式。     

女娲补天：永恒回归的神话

女娲补天神话不是《红楼梦》的引子或楔子,而是《红楼梦》的原型。因而,女娲补天神话的解读对理解《红楼梦》就显得极为重要;女娲补天神话利用了“互文”与读者的“前理解”,实际上暗示了女娲神话系列;女娲神话系列所表现的是在男性主义文化对女性主义文化代替的大背景中,人们对女性主义文化“永恒回归”的强烈愿望。女娲补天是“永恒回归的神话”。来源于女娲补天神话的“宝玉”置换为贾宝玉进入现实的人生故事,是女娲补天“永恒回归神话”的置换变形,“宝玉”既是已经逝去的女性主义精神的象征,又是补天原型的象征;曹雪芹以女娲补天神话为原型讲述贾宝玉“永恒回归”的故事,意在表现要用中国文明之源的女性主义精神改造现实男性主义“甚荒唐”的“反认他乡是故乡”。     

日月神话比较谈

日月神话,属自然神话,是远古人们关于自然观念的一种幻想的艺术反映。但是,它并非只是梦幻性的存在,《文心雕龙》说:“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辅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这种把“文”和“辞”即口头的神话传说与宇宙万物相联系的思想,是人类早期文化传播的特点决定的。“言立而文明”,本文试图把少数民族的日月神话     

《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该文将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山海经》与古埃及神话、印度神话相比较,指出《山海经》将小说想象与奇丽而神秘的大地神思联系起来,从人的本性及这种本性的外化方式上思考,模糊人、神和禽兽的种类界限,形成了化生创世和异体合构的野性思维,以及二元对应原则.这种神话思维,使《山海经》具有迥异于史诗性神话的原始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的特征,为中国其后志怪之作提供了千姿百态的灵感触媒.     

卷首语

“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本期主题“神话观的变革＂,《新世纪神话观的变革与神话研究新趋势——中国神话学会前沿对话》文章中,叶舒宪与廖明君探讨如何让神话研究重新整合和沟通文史哲与宗教、政治、艺术、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谭佳《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从晚清由西学传入中国的“神话”与中国“天”之内涵的错位,造成了中国神话学从属于文学研究的尴尬境地,并致力于中国神话学何以能更贴近本土文化实质的思考。安妮萨·卡萨姆、杰梅楚·梅格萨著、唐启翠译的《铁和珠子：男性与女性的象征符号——一项关于博尔兰奥罗莫人饰品的研究》尝试在相对完整的传统文化中来探索和展示“物的意义”,是人类学研究“物的民族志”的典范之作。     

幻想的法则——古代神话艺术谈

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文学。对此,马克思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段话的要点是:1、神话的本质:一种“自然界和社会形态”,即客观现实的反应;2、神话的特征:它不是按事物的本来面貌反应客观现实,而是用“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把客观现实曲折地表现出来,而这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是幻想的产物。     

形天神话新探——兼释甲骨文“首”、“王”两字

列维一斯特劳斯发现人类的思维结构在神话中被忠实地复制出来,他同时还指出,这些基本的内在结构也存在于文学、艺术、语言和文字之中.这一揭示表明,思维、神话、语言、文字等是古代文化中有内在联系的几个链节.把握这种内在联系,能够帮助我们解开各个“链节”的奥秘.这一点,也适用于“形天”神话.《山海经·海外西径》云:“形天与帝争神(原文“争神”上有“至此”两字,今从清郝懿行校删——引者),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这是著名的形天神话的全部内容.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论《招魂》崇高与优美之艺术表现

《招魂》以诡异、谲怪的美学方法造成了离奇、华丽的诗歌氛围,奇异的神话荟萃和铺陈的夸张描写构成了诗篇的特异情调;另一方面,《招魂》对于自然物予以崇高与优美的艺术表现,也是其特色之一。     

《三国演义》神异叙事的范型特征及其文化透视

中国古典小说诞生伊始,便与神话、子书及史书浑融于一体,具有多种文化遗传基因。神异叙事便是这基因优化组合的产物。从魏晋志怪的“万物皆灵”、唐传奇的“怪诞梦幻”至宋元话本的“今古奇观”,源远流长的“神异”叙事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一大景观。罗贯中《三国演义》集前代神异叙事艺术之大成,不仅在叙事理念、叙事机制、叙事谋略上独具特征,并成熟为中国古典小说神异叙事范型,从文化学角度观照,更易感知其深刻的哲学精神和文化内涵。因此,这种熔铸了作家创作意图和文化意念的叙事手段其实为一种叙事智慧,其后的古典小说和现当代小说无不从中汲取营养。神异叙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于此功勋卓著。     

试论侗族《嘎茫莽道时嘉》

侗族远祖歌《嘎茫莽道时嘉》是一部特殊的、不常见的综合型的民族史诗,包括创造世界、人类诞生、民族形成、部落之战、迁徙定居等内容,表现了侗族先民从神话时代到人话时代的全部历史和物质与精神生活。《嘎茫莽道时嘉》(下称《嘎》诗)是侗族杨保愿以家乡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大寨本宗族的传抄本为底本翻译整理的,约9500行。据他介绍,史诗有正抄本与副抄本两种,副本可能是正本的摘抄本。由于“文化大革命”丢失了原文,他现在的汉译本仅是副本原文的     

彭咸考论

《楚辞》中多次出现的“彭咸”不是“投水而死”的代名词 ,它既是楚地传说中神巫的代表 ,又是殷商王朝杰出的历史人物。“彭咸”神话及政治的二重身份与上古神话的政治化、世俗化有关 ,它既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交替的产物 ,又是我国古代文化过早走上理性化历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如此来看 ,我们才可以对《楚辞》有关诗句作出合理的诠释。     

艺术感情律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白居易:《与元九书》)自居易这句话,总结出了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一切成功的感人之作莫不以情动人,艺术创作毫无例外地都要表现感情。以情动人的作品,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使“瞽者欲观,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如果在作品中一味进行赤裸裸的抽象说教,毫无一点点感情,仿佛人们都是根绝七情六欲的怪人。那么,这种“无情文学”不仅违背生活实际,而且从根本上违反了艺术规律,肯定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     

实中有虚 以虚衬实——浅谈《世说新语》人物塑造问题

《世说新语》(下称《世说》)是一部以历史人物言行为题材的“志人”小说。它从《国语》、《左传》、《史记》以及先秦散文中的历史故事汲取了丰富的养料,开创了我国“志人”小说的先河,与“志怪”小说一起形成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两大流派。“志怪”小说以虚幻神奇见长,而“志人”小说却以传神写照取胜。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基本上是忠于史实的,是否还有虚构成分呢?弄清这问题,对于肯定其文体的属性,深入探讨其写作特色,追溯小说艺术虚构的历史渊源,都很有意义。本文拟就这问题谈谈自己的浅见。我们认为,《世说》的人物故事不完全是“实录”式地刻板记录“人间言动”,其中有不少虚构或想象成分。有的是选取历史上或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或事,加以虚     

西方视角下的东方神话——解读赛珍珠的《大地》

赛珍珠的《大地》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它是西方视角与中国精神的奇妙结合,作者采用了适度“神话”的方式来对待中国历史。同时,在小说艺术手法上,赛珍珠采用“奇迹”的写作方式和与生活真实适当疏离的方法营造一种传奇色彩,曲折地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种写作态度集中体现在对主人公王龙三次婚姻生活的描写上。     

彭咸考论

《楚辞》中多次出现的“彭咸”不是“投水而死”的代名词．它既是楚地传说中神巫的代表，又是殷商王朝杰出的历史人物。“彭咸”神话及政治的二重身份与上古神话的政治化、世俗化有关．它既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交替的产物，又是我国古代文化过早走上理性化历程的必然结果。只有如此来看，我们才可以对《楚辞》有关诗句作出合理的诠释。     

《明夷待访录》思想渊源考

有人说,《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怪书”(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里所谓的“怪,”大约是指它发出了在那个时代看来可怪可骇的议论。封建社会历来奉皇帝为“天之子”,为“万民之主”,臣民在其面前必须三跪九叩,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人身受君罚,还要咏之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然而,黄宗羲在这部书里却痛诋君王为“天下之大害”,控诉君王“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明夷待访录·原君》,以下     

图腾、神、神话——读《山海经》

《山海经》世称奇书,在过去,它是很不容易被人理解的。因为书里记载了许多怪物,言之确凿,而又查无实据,所以太史公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然而,正是在《山海经》这部奇书里所记载的种种怪物和怪神,为我们研究我国古代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崇拜以及早期的神和早期的神话,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形象资料。     

奥德修斯3.0:新媒介现实与第三个神话时代

数字时代的文学表现出神话复兴的趋势。这种神话并不只是人们所认为的是对现实的脱离,也不只是技术运用的效果,而是以神话方式呈现的新媒介现实。古代神话、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与数字时代文学中的数码神话构成了三个神话时代,它们在神话性与日常性的结合、命运感及死而复生模式方面呈现出相似性。《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以及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中的超级电脑“哈尔”,代表了三个神话时代的人类形象及对世界的探索,数字时代的后人类主体构成了奥德修斯3.0。应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去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学,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在神鬼情节与大众欲望背后,折射的是数字化社会的现实。     

时空之钥--《山海经》的神秘数字探析(续)

《山海经》里的神秘数字有着特殊意义。抽取《山海经》中所包涵特殊数字 (即具暗示性而不纯粹为一般形容和计数功能之数 )的神话记述 ,进行分析 ,可寻找出《山海经》内之神秘数字 :三、四、五、九 ;从各神秘数字于《山海经》神话记载中之共通性及文本透露之线索 ,抽丝剥茧 ,解析其源起和象征意义 ,可发现神秘数字与初民时空观念间之密切关系 :数字三是“超越” ,象征“创生” ;数字四是“四方” ,象征“秩序” ;数字五是“中心” ,象征“完美” ;数字九是“边际” ,象征“极限”。笔者对《山海经》本文之客观统计与分析 ,辅以文字学原理 ,并引证人类学资料 ,冀能以《山海经》为基始 ,解开神秘数字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