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语境下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及其翻译行为

以权力差异为先导的后殖民语境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无论在文化价值观、诗学规范，还是读者意识等问题上都会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意识，表现其个人或社会的价值取向、翻译行为和策略选择。文化身份和翻译行为的关系实质上是译者在两种语言的诗学规范和文化价值观上加以抉择的体现。选择辜鸿铭的译者文化身份为个案分析，从后殖民视角分析他在译介实践中的翻译行为，探究文化身份有利于深化对译者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和翻译意图等问题的认识。     

翻译中的政治——读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

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思想富有创见,研究涉及面广泛.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一书,一来介绍他对后殖民翻译理论的研究,二来阐释翻译不单指语言文字著述在不同语种间的传播和流布,更重要的是包括著述在内的诸种思想、观念、礼俗和制度等通过何种渠道、采取怎样的方式,被不同的文化所认识、选择、重组和阐释.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正是以这种权力差异为基础,来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下不同价值取向的译者在自觉不自觉间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翻译是一种语言在目的语中的文化功能再现

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语言在目的语中的文化功能再现.这是因为:1.语言只有在它作用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翻译的唯一目的是让处于目的语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了解翻译内容,接受翻译内容,达不到这一点,翻译就失去意义.2.翻译活动受目的语文化背景的制约.翻译本身不是单纯的文字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活动,在翻译内容上它受意识形态和强势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译者文化身份和文化倾向的影响.3.翻译的过程就是语言文化功能转换的过程.语言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实质上是在实现它的文化功能.要使一种语言中的文化成分传入另一种文化中,就必须实行语言的文化功能转换.     

适应与选择:汉语文化典籍外译生态和谐观视角解读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进行的文本移植选择活动,而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是否得当关键在于能否保持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和谐。本文从译者适应选择和翻译生态和谐视角出发,以当下汉语文化典籍外译为研究对象,提出构建可持续汉语文化典籍外译生态系统,一方面有助于汉语文化典籍译作在域外顺利"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汉语文化典籍译作对外传播助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译者主体性观照下的辜鸿铭之儒家经典英译

辜鸿铭是儒家经典英译史上第一个中国人,其译文流畅、丰润,融合了中西传统文化的精华.如果按照传统译论的语言层面对等转换原则去分析辜鸿铭的译本,他的翻译是不忠实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对译者的关注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翻译这项复杂的活动中,译者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译者主体性角度对辜鸿铭的翻译进行系统研究,对他"不忠实"的翻译做出合理的解释,并从中探讨中西文化交流的有效途径.     

二元对立与消解——对《喜福会》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喜福会》讲述了四对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美国华裔母女之间从冲突误会到相互理解的感情变化。本文从后殖民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关注了处于西方主流社会"他者"地位的华裔女性们所面对的文化身份困境,探讨了她们最终消解西方文化霸权,打破东西文化二元对立的动态过程。     

从翻译规范论视角评析林语堂英译《浮生六记》

本文通过对林语堂英译作品《浮生六记》个案的分析,发现为了使弱势文化的文本顺利进入处于强势的译入语文化,使其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就要向译入语的语言及文化规范靠拢。其中,译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所选择的文本及翻译策略首先需遵守译入语文化的各种规范,其次还要在不与译入语文化规范起激烈冲突的情况下,满足译入语文化读者对源语文化异质性的期待和文化心理需求。因此,译者一般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样译本才能在译入语体系固有的规范中,获得译入语读者的认可。     

论西方翻译史上译者地位的变迁

传统的翻译理论强调对原著的忠实,翻译的工作被认为是复写,译者被看成是作者的仆人.解构主义否认原作和原作者的这种权威地位,解构了原作与译作之间的界限,强调译作是原作的来世,译作可以独立于原作而存在,于是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仆人,而是与原作者平行互补,这样,译者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埃斯卡皮认为翻译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因而译者成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者".勒菲弗尔提出了翻译重写理论,认为翻译是一个重写的过程,译者在处理原文本以及生成目标文本的过程中,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有权根据需要对文本进行重写.这样,译者就成了文本的"操纵者".     

译者的翻译动机

译者的翻译活动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就是动机。译者出于什么目的要进行翻译,这就是翻译的动机,它直接体现了译者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影响了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的采用以及翻译质量的高低。本文结合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对译者的翻译动机展开研究,认为认知需要、审美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译者进行翻译的主要动机,并且在外在诱因的催化下产生。     

翻译局限之成因

翻译局限一直是困扰译界的一大难题。语言结构的独特性、音韵、双关等在其他语言的不可复制性、言语意义的开放性等因素都是造成翻译局限的原因;不同文化所具备的独特要素或是个性特点构成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进行交流的障碍;再则,原文作者和译者在语言的个人运用风格上也不尽一致,故译文难以全面把握原作的思想感情和风格神韵。本文试图从语言差异、民族文化特色和作家与译者的创作风格等方面探究翻译局限产生的原因。     

后殖民诗歌的边界:混杂、再造与自我冲突——评《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

弗吉尼亚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加汉·拉马贾尼的《混血的缪斯——英语后殖民诗学》一书,评述了爱尔兰、非洲、加勒比、印度,以及西印度群岛等代表诗人的诗歌。这本书的贡献在于明晰了后殖民诗歌的边界,提高了后殖民诗歌研究在英语后殖民文学中的地位。无论是他的整体考察还是个案研究,都为我们研究第三世界诗歌和少数族裔诗歌提供了有效的参照。     

文体学视角下的张爱玲小说翻译——以《The Golden Cangue》为例

上世纪80年代,文学界对张爱玲文学作品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到90年代,张爱玲的翻译家身份得到认同和重视,随之而起的张爱玲翻译研究也进入学术界视野。她的成名作《金锁记》历经翻译、改写,现存四个版本,是翻译学界的独特现象。在翻译界,语言学文体学已经和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相结合,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当中应用广泛。本文将选取从《金锁记》到其自译本"The Golden Cangue"为研究分析对象,采用Leech和Short的语言学及文体学衡量标准,分析在语音和词汇两个层面两个版本前景化的风格表达。通过对原文和译文的比较和分析,发现张爱玲译文的优点和弱点。即使译文中有不到之处,张爱玲依然是翻译《金锁记》的很好译者。同时,本研究也在语言学文体学应用于翻译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后殖民主义视域下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迷失与重构——以《典仪》和《北迁季》为例

文化冲突及其对民族文化身份的影响是后殖民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对《典仪》和《北迁季》的文本解读,不仅客观地揭示了印第安和阿拉伯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及生存状况,展示了世界少数族裔构建自身文化身份的艰辛历程和策略,更突显了种族及殖民关系下的文化身份迷失与重建并非只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需要面对的重大议题,这对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族裔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有系统论与翻译的社会学研究——安东尼·皮姆的共有系统论述评

安东尼·皮姆把"共有系统"的概念引入到翻译史研究,企图跳出翻译、文化的概念而在整个社会的大框架下来重新阐释翻译史中的诸多现象。首先介绍了皮姆的共有系统论,并着重评述了他的两个翻译共有系统,即12世纪托莱多共有系统、15世纪西班牙卡斯提尔前人文主义共有系统。皮姆提出了很多鲜明的观点,比如"共有系统论设想了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秩序"、"高度不平等的团体之间可以展开合作"、"(翻译规范)最有趣的特征是对双方都有益,并因此能使他们展开合作。这些将是共有系统的首要原理"等。这些观点对反思后殖民翻译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     

身份认同及其研究旨向——兼论身份的多重性与认同的多元化

身份认同的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体自身的同一性问题到个体对于群体的归属问题,再到强调个体身份认同的社会范畴化问题,并同时伴随身份认同研究的多元嬗变与分化过程。其中,关注以族群/民族、宗教等文化身份为分界的认同问题成为学者们应对世界冲突难题下的研究焦点。由此,对于身份认同问题的研究,最终目的应是为了分析身份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以及在身份互动过程中的认同分化与整合进程,为寻求化解和消除群体与社会在互动过程中国对民族、宗教等单一文化身份的强调而产生的偏见、排斥与对抗的方法与机制提供理论与现实的依据。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翻译、接受与影响研究

本文以近代最有影响的英国侦探小说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译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译本,以洋人语社会文化体系的变迁为参照,分别从社会文化、阐释学、比较文学三个不同的角度对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近百年的翻译、接受与影响进行一种历时性的考察与研究,力图对侦探小说这一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学形式的翻译与影响做一种新的、客观的定位与思考.     

语言能力：再论合格科技译者的首要素质

综观近年来科技翻译界对译者素质问题的探讨,关注译者科技专业素养的程度明显超过了关注译者的语言能力。本文针对语言能力作为译者的首要素质却被广泛忽视这一问题加以分析,指出这种舆论趋势的误导性,并通过实例分析揭示语言能力在科技翻译中的重要作用,藉此引起人们对科技翻译译者语言能力的关注。     

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新学派和新观念层出不穷,显现了翻译研究多样化的特点。在西方,权力与翻译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以来,突出权力问题的重要著作相继问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权力转向＂已成为＂文化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史和译法的讨论都开始关注权力对翻译的影响。对于中国译学界来说＂,权力转向＂仍然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其中所蕴含的一些新的理念、范式、案例等,都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所揭示的一些问题和现象,在蒙汉翻译活动中也同样存在。然而在蒙汉翻译研究领域中,从翻译与权力视角进行探讨者寥寥无几。本文将从翻译与权力关系入手,主要以元朝时期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为例,试论权力对蒙汉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给蒙汉翻译研究做出新的尝试,拓宽研究视野。     

共有系统论下的中华文化圈翻译

运用"共有系统"论来重新审视中华文化圈内部各种文化之间的翻译史,目的是为了重写翻译史。中华文化圈中的汉文化,以礼义为标志的"华夷之辨"文化传统,"以文化为纽带、以利益为根本"的宗藩关系,都是一种对各个文化、各个民族都有益的"共有系统"。中华文化圈中各个文化、各个民族之所以在翻译汉文化方面能够合理合作,原因就在于各方都认同这一"共有系统",从而利用这一"共有系统"服务自我。一旦把"共有系统"看作可加以利用的工具,就展示出了一个没有霸权的世界秩序,从而回击后殖民译论。     

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本文通过对翻译的预处理过程和后处理过程的分析，提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翻译的主导这一现点；同时指出译者的主体意识在翻译活动中要正确、适度地发挥，否则将会导致翻译活动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