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价值的二元对立:哈特与富勒论战新探

哈特与富勒论战不仅是两大法学研究方法的正面交锋,也是西方法治思想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者的争论体现了法治两大要素的对抗,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分析。哈特关注社会事实,认为法律规范是一种事实判断,提出"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富勒则着眼于价值分析,认为法律规范必然与义务道德发生联系,提出"程序自然法"。哈特事实上主张的是形式法治,而富勒主张的是实质法治。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对立是法治理念内部存在张力的结果,无论是形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都是"良法之治"的必备要素。探析论战发生的背景、争论焦点,对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有着重大的参考意义。     

俄罗斯罪过理论的几个问题

俄罗斯的现行罪过理论与德国的罪责规范论同是对罪责心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即在新基础上的再生,但否定的思路各不相同.俄罗斯没有走近罪责规范论是多种因素的合力致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它遵循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德国有别.罪过与犯罪的主观方面均系行为人与行为、结果的心理联系,在内容上两者是否重合,关键要看刑法上的规定.不能断言定势理论是揭示无认识过失犯罪的心理内容的最佳理论,但它至少为我们解读这种心理内容提供了心理学上的根据.     

法律事实建构论的程序之维——以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

事实发现理论以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追求为目的而无视或轻视程序的作用,最终导致程序的失灵.作为事实发现理论的替代性理论,法律事实建构论在强调主体对于法律事实的主观建构的同时,特别凸显了程序在事实形成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法律事实建构论下程序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为法律事实建构活动提供了一个空间.法律事实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开场陈述、举证与质证、法庭辩论等程序展开的.     

论萨托利民主思想的“价值与事实”二元要素

作为一名保守自由主义者,萨托利认为,民主"价值与事实"之间关系的混乱是民主观混乱的原因之一,要真正地理解民主含义,必须区分民主思想的"价值和事实"二元要素,并阐明两者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价值民主和事实民主两者的张力和统一才构成民主的完整含义。     

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法哲学检讨

休谟问题划定了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要拨开休谟问题的理论迷雾,必须在具体学科领域限定其理论语境.在法学语境中,自然法思维和法律实证主义都秉持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理论模式.然而,无论是自然法思维,还是法律实证主义,都无法避免无限递推的论证循环,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法哲学层面遭遇崩溃.这对于我们在法律方法论上超越和重构司法三段论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法律推理中逻辑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

逻辑判断与价值判断始终共存于法律推理之中.常态下,法律推理应以逻辑判断为准据,价值判断隐身于逻辑判断之中.随着社会价值观念的变迁及社会结构的变化,当民意对于一些案件的裁决结果不予支持或者法官认为完全不考虑价值判断会使裁决结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时,应在逻辑判断决定法律推理"质"的规定性的基础上,赋予价值判断对于案件的裁决结果施与"量"的影响力.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价值判断进行法律推理,即对于刑事案件,应该是在战争情况下对战犯的审理等情况下适用;而对于民事案件,也只有那些经过历史检验、社会共同体广泛认可且以先验的维护人权的观念为论证起点的价值理念.才能成为法律推理中价值判断的根本准据.     

波普尔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与当代自由主义

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元哲学基础,这种二元论有着重要的哲学方法论意义.波普尔在批判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过程中,阐述了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他认为以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是事实与价值的一元论,一元论的最大逻辑错误就是从"事实"如此推出"应当"如此.这种一元论思想是现代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波普尔主张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并把事实与价值二元论看做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元哲学基础,这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弱点和缺陷也不容忽视.     

重建合法性——读《事实与规范之间》

《事实与规范之间》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民主法治国中应用的结果。从法哲学的视角来看,＂合法之法何以可能＂是本书的核心命题。正是围绕这个命题,从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双重层面,从内在与外在的双重视角,从法律的双重功能,从理论与经验领域重建合法性,展现了交往行为理论在民主法治国的实现过程。     

事实错误中的认识模型

传统刑法学都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上的错误”和“法律上的错误”。一般认为事实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和实际发生的事实不一致;而法律上的错误是指行为人的违法判断和客观的违法不一致。围绕“错误问题”刑法犯罪领域聚诉纷纷,主要原因在于其并不是建构在共识性的认识基础之上。只有对事实错误进行逻辑上的推理并建构认识模型,处罚原则才能更趋向合理性,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研究兴趣、事实知识与实践方向

科学的实际发展一方面引起事实知识的愈来愈多的积累,但另一方面重新提出了科学的目标和目的的问题。今天,人们谈到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时常常把韦伯关于科学的“价值自由”的主张作为反面观点加以批判。实际上,韦伯仔细研究了我们今天也在研究的一些难题。因此,韦伯关于科学理论的详尽论述能引导我们去澄清我们感兴趣的一系列问题。但是,也应指出,韦伯在其论文《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价值自由’的意义》申明确反对形形色色的误解,而这些误解在今天还经常与价值自由的主张相伴而生。尽管韦伯的观点几经修改加工,仍存在某些缺陷。他虽然不否认规范性原则的认识内容,但低估了它。这个缺陷在其体系内是可以消除的。因此,恰如其分地理解韦伯的科学理论在今天也是有意义的和具有吸引力的。     

荀子性恶论再解析

荀子持事实与价值两分的立场,事实是客观存在,价值是主观判断,这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二者之间不具有逻辑上的推导关系,价值不能由事实演绎出来。他力主＂天人之分＂,其天人观折射到人性问题上,必然演绎出＂性伪之分＂,＂人之性＂属事实领域,＂人之道＂属价值领域,＂人之道＂并非源自天命,需要一番艰苦的化性的＂伪＂的功夫。所以,善恶在＂伪＂非＂性＂。     

对民事法律事实体系的再思考

法律事实是引起法律关系变动的原因。法律关系变动与权利变动,仅范畴不同。法律事实包括人的行为和自然事实。人的行为包括适法行为、违法行为和中间行为,其中适法行为包括表示行为(法律行为、准法律行为)和非表示行为(事实行为),违法行为包括侵权行为、债务不履行和其他违法行为,中间行为包括适法有责行为和放任行为。自然事实包括事件和状态。     

人文科学和理解

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人的世界.并且不是从人的物质性着眼,而是从人的主观性、意识和文化着眼进行研究.这里是主体认识主体.必须同主体对话,才能认识其主观世界、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价值范畴和意义范畴是认识人的存在的内在属性的必要前提.人不可能在不理解存在的意义的情况下去生活和创造,因此,人文科学不仅是对存在的经验表现所作的说明,而是要揭示和论证存在的意义.然而,任何意识活动和文化现象如果离开价值,都是不可理解的.所以由事实过渡到意义,由事物过渡到价值,由反映过渡到理解,便是人文科学形成的前提.事实上任何一项人文科学研究都与价值意义结构有直接关系.     

司法实践中的判断类型(英文)

司法实践中的判断类型包括案情认知中的事实判断、证据确认中的事实判断和判决中的价值判断。在案情认知和证据认定中,司法人员所作的事实判断都是"理想类型"的建构过程,它们之间既有优劣之分,也会受到司法人员价值因素的影响;在审判阶段,判决属于价值判断,法官对法律条文、证据的理解等因素会影响判决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这三种判断类型在案件的侦破、起诉和审判阶段都可能会出现,但它们在不同阶段的类型化特征是一致的,借助于判断类型的分析,可以解释判决重要特征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使判决产生过程的真实性和丰富性得到呈现和揭示。     

论价值介入与案主自决原则的关系

社会工作信守"案主自决"的原则,其实是与较偏狭的实证知识观所强调的价值抽离理念紧密相连。韦伯对于价值关联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价值规范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重要性。但却一如实证论者般坚持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没有理性的基础。实际上,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充满着价值介入,那种价值抽离状态下的"案主自决"是不可能的。     

论价值介入与案主自决原则的关系

社会工作信守“案主自决”的原则，其实是与较偏狭的实证知识观所强调的价值抽离理念紧密相连。韦伯对于价值关联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价值规范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重要性。但却一如实证论者般坚持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没有理性的基础。实际上，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充满着价值介入，那种价值抽离状态下的“案主自决”是不可能的。     

垄断企业效率的判断标准

《反垄断法》的出台使得反垄断问题再一次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垄断问题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是由于垄断效率判断标准的缺失。垄断企业的本质职能,即承担国家特殊职能的垄断企业必须发挥宏观效率最大化,不承担国家特殊职能的垄断企业必须发挥经济效率最大化。通过马克思关于垄断标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中关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经验加以佐证,提出垄断效率判断的新标准即生产力标准:自然垄断部门需要改革以提高其经济效率;行政垄断部门则需要根据生产力标准进行重新判断,符合生产力标准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也要进行一定的规范。     

政府理论:在事实与价值之间

从知识论的视角看,政府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政府发展的理论原点及基本路径,这一路径往往遭遇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从一般规律来看,特定政府的失败往往是政府事实对于政府价值的颠覆.政府理论并不能简单地从应然的政府价值中进行推导,应该服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治理的传统与现实需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理论的原点并不存在,政府理论只是回答了特定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困境与任务.在当代中国,政府理论遭受着知识与需要两个层面的拷问,中国化的政府理论只有从芜杂的理论丛林中突围出来,才能构建属于自身的理论体系.     

金融诈骗罪主观要件探析

金融诈骗罪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侵犯财产所有权。其犯罪构成与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一样,必须同时具备犯罪客体、客观、主体、主观四个要件。金融诈骗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必须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以及金融诈骗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认定此类犯罪必须正确把握的问题。“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必备的主观要件,而不是选择要件。金融诈骗罪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不能是过失,也不能是间接故意。     

事实的法律追问--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阐释

本文通过从现象学的层面对事实进行解构,详尽分析事实的构成层面及其相互间关系,以此为基础,对事实的法律解释之范畴所在即事实的法律解释受到的法规范的范畴限制以及法律事实的证立过程和规则进行了详细阐述,从而在法律上对事实构成进行了意义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