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良法”研究

习近平法治思想创新性地提出了“良法善治”的重要命题,虽然该命题作为法治中国的价值追求已成共识,但是对于何为“良法”,学界却是众说纷纭。准确理解把握“良法”这一概念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的“良法”必须同时具备科学性、人民性、及时性和协调性的基本要素。“良法”对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系具有纲举目张的重要作用,其理论意义在于：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突破了西方法治理论的“二元论”、促进了中华法系的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法治思想还规定了“良法”的实现路径,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完善立法体制、扩大公众有序参与和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略论行政决策中的法治思维

合法性是法治思维的核心,行政决策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决策主体的法治思维是保证决策正确、预防决策风险的必要条件。在行政决策中运用法治思维意味着决策主体要有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和谦抑的法治理念,养成法治思维的决策习惯,具有服从法律裁断的理性精神以及承受决策责任的应有担当。     

邓小平法治思维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倡导法律的至上权威,主张通过集体领导和权力下放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并崇尚从制度方面解决各种问题。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邓小平的法治思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价值。     

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与良法之治

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并不仅仅是法律制度的简单植入或法律体系的建构 ,也不仅仅是“依法治理”对秩序的促动 ,而关键在于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即大力推进市民社会自主性 ,以多元社会权利来平衡和制约国家权力 ,缩减国家权力职能和建立其合法性权威 ,并弘扬正义法精神以实现良法之治。只有这样 ,以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中国法治进程的拓展与深化

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职业群体依据法律进行思考的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法律思维也有着一定局限,包括仅仅聚焦于个案、过于专业化和本土化难题等方面。如果说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法治思维就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围绕法律及其相关社会规范进行思考的方式。相比较而言,法治思维更加全面和综合。法治思维能够弥补法律思维的不足,二者的区别表现在主体、评价标准、作用范围和学科属性上,其中主体的区别具有决定意义。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共同指向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在未来的发展中,法治思维将成为社会转型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而法治方式将成为主导社会治理的手段。从法律思维到法治思维展现了法治的拓展和深化,在推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法律职业群体和权力阶层需要携手共进,法律思维和法治思维也需要深度融合。正式法律制度是实现这种深度融合的主要方式,具体制度形式包括法律顾问制度、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和考核问责机制等。     

法治国转型下的法律体系化建设

树立良法之治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通过在立法目标、权力结构、共识机制和知识积累等方面探究当前法律规范缺乏体系化的原因,归结其实质为社会治理中的权力偏异和学术研究中的技术偏异,由此导致法律体系的社会整合功能缺失,不利于法治国的转型.以此为基础,提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需要朝着面向社会整合、面向司法和面向问题这三个向度展开.     

论政治生态文明的法治功能

法治与＂人治＂相对,以法制为前提,内涵＂良法＂,其含义表现为＂八个统一＂。政治生态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构成要素,是指一个国家政治运行的内外部环境的和谐状态。政治生态文明有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而所有这些指标要么是法治形成的重要标志,要么是法治运行的重要条件,因此任何一个指标都会或多或少地作用于法治,从而形成政治生态文明的法治功能。主要表现为和平政治环境对法治的＂维护＂功能;合理阶层结构对法治的＂推动＂功能;权力与权利良性互动对法治的＂护航＂功能等。     

法治的目标及其实现

现代社会制度的两大特征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要求把法治作为一项战略目标确立下来．要实现法治理想，重要的问题是明确法治理想的目标及其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笔者试仅对这两方面作一些理论探讨．一、法治的目标（一）法律正义什么是法治？亚里土多德所下的定义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胭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①亚里士多德在此指明了法治社会最根本的目标；良法的至上性。首先，法治社会的法律应是良法。唯有良法才能构建法治社会，恶法也可以控制社会，但绝不…     

立法协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及其实现

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和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重申了"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框架,协商主体分散,协商能力失衡以及公民性品格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立法协商陷入了困境。而非政府组织在消解立法协商困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以此来推动立法协商机制的完善。     

《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法治是现代政府社会治理的一种方式,《共产党宣言》的法治思想主要体现在:法治要义在于它是体现阶级意志性的良法,适应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是法治的生命力,法治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法治全球化助力国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法治理念在当今中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其当代价值在于恪守以人为本,体现人民意志;坚持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构建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培养全球格局,营造法治地球。     

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

中国60多年法治建设的风雨历程,充分证明法治是治国理政的最佳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详细绘制了"法治中国宏伟蓝图"。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在全社会倡导法治精神、培育法信仰。只有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实现良法善治,才能确立法治公信力,促成社会公众法信仰的生成,而法信仰是实现法治的重要保障,培养法信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路径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创设的监察法治体系基本建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监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衔接运行自然成为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其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问题尤为关键。学界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法法衔接”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程序界分讨论较多,异议较大,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创新维度下诠释其在打击贪腐违法犯罪中的法治意涵。监检权力衔接运行具有独立的监察权的行为属性,区别于公检机关的侦查行为;同时其法治实践存在“确认的一致、补充的一致和异议的一致”三种情况类型,可以在“法法衔接”的逻辑证成中予以司法法治关切;另外,其具体法治实践可以重点关注退回补充调查和证据移交审查等方面解决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法治自由价值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在历时态视野中,法治的自由价值理论从古希腊到现代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期间经历了分裂与整合,在内在逻辑上包含三种价值观:一种是重视社会自由的集体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从古希腊开创经近代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到现今的共和主义;一种是重视个体自由的自由主义式的法治价值观,如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开创、哈耶克等发展了的自由主义的法治价值观;第三种是马克思开创的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价值观.实践证明,第三种价值观最终成为人类应对法治的危机与困境的共同追求.从中国法治发展的状况看,确立马克思式的以个体自由与社会自由相统一的全面和谐的法治观,对于寻找中国法治发展困境的症结所在具有重要意义.     

论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自由主义法治范式与福利国家法治范式具有内在的缺陷,法治面临着困境.社团组织的兴起,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契机.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制约方式和权利保障机制,社团组织有利于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利于树立法律权威.因此,社团组织对法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当下中国社团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阻碍其发挥促进作用的因素,应该克服阻碍社团组织发挥作用的因素,从而进一步发挥中国社团组织对法治的促进作用.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初探

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由主义法治思潮以当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为背景 ,以中间党派及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 ,其目标是通过议会主导的权力分立的政体设计 ,培育国人的法治观念与习惯 ,以达到制约政府权力、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法治之境。笔者以为 ,自由精神与权利意识的缺失是近现代中国宪政与法治建设屡遭挫折的原因之一。因此 ,总结与反思半个多世纪以前盛极一时的中国自由主义法治思潮 ,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因此,法治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使法治成为良法之治,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它使政府服从法律,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组织保障;它使法律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体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理念,在法制建设中坚持人本的法律观,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论法治的道德底蕴的增强路径

理想的法治应该是良法善治,即是充满道德底蕴和获得道德支撑的法治。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要求在法治建设的诸环节中体现或蕴含道德价值意蕴,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我国目前在法治观念上对应该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已有较高重视和较多关注,但对法治实践中如何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还重视不够且缺乏研究。基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的道德底蕴的增强路径主要包括增强尊法的道德底蕴、增强立法的道德底蕴、增强执法的道德底蕴和增强守法的道德底蕴等方面。     

比较与选择:东西方规范公共权力的思想路径分析

规范公共权力是渴求权力保护的人类对事实上充满野性的权力提出的一项强烈要求。但东西方对公共权力的规范却步入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东方主张德治、仁政和道义制约 ,西方强调法治、宪政和权力制衡。之所以有此分野 ,缘于其对人性和权力的不同认识。极言之 ,规范公共权力的这两条路径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 ,但相形之下 ,还是以西方的“法治、宪政、权力制衡”路径为安全可靠。当然 ,在法治之下对掌权者还必须有“德性”要求 ,如此方能更为有效地规范公共权力     

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特别是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越来越艰巨、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环境越来越复杂,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怎样建设政府的问题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并给予科学回答的重大战略课题.人类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与专制政府、人治政府相比较而言,只有法治政府才能保障人的权利及自由,才能维护社会公正,实现社会稳定.法治政府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具体来说,法治政府必须具备五个方面的特征,即人民主权、权力有限、公开透明、服务至上、责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既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唯一选择.虽然建设法治政府现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奋斗目标,但就目前的形势和发展来看,实现这一目标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当前,建设法治政府应该着重理顺党政关系,坚持良法善治,公开透明用权,完善制约机制,严格公正执法和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