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福利视角下最优城市规模研究 ——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分析

从社会福利角度探究最优城市规模问题,通过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函数的重新界定,并根据均衡理论构建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地级市2012-2015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最优规模并非唯一、恒定的数值,而是受城市禀赋和时空差异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在当前社会福利水平下,大城市与中小型城市的实际规模大多低于其最优水平,城市具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而超特大城市则大多面临人口规模超载问题,随着人口规模增加,其社会净效益呈边际递减趋势。     

特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模式创新研究

近年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问题呈现敏感性、复杂性等特点,现行管理模式暴露出不少问题。本文以广州为例,重点分析特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从行政救助到合作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反思现行救助管理模式,深入探讨构建政府、社会力量及公众等共同参与的"网络式"救助管理模式之实践路径,以更好地促进特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     

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及其构建途径

和谐社会,是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的发展要求,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深化,为解决我国社会转型遇到的问题而提出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社会是古今中外思想家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当前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多元社会、公平社会、有序社会和充满活力的社会。要构建这样的社会,就必须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利益关系、建设民主法治、推进体制创新、推进核心价值体系等方面着手。     

北京人口调控要厘清八大关键问题

北京人口调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从原因、对象、内容、范围、方向、目标、思路、手段等八个方面对北京人口调控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文章提出,北京人口调控应该以全部人口为对象,以人口分布为主要内容,兼顾规模和结构,立足北京市、协调京津冀、放眼全中国,制定动态人口调控目标,以经济手段为主,结合行政手段,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将北京打造成一个活水池,形成人口有进有出、生气盎然的局面.     

主体性在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中的意义

主体性问题是近现代以来哲学界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我国以及西方哲学界有关主体、主体性涵义、价值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论成果的综合分析,对法律主体进行论述,结合当今法治全球化的背景和我国当前法治进程,揭示各法律主体主体性的发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中的意义。     

控制哈尔滨城市人口之我见

建国以来,哈尔滨市的人口数量发生了很大变化。1949年全市人口78.5万人,1986年未全市人口为266.8万人,是1949年人口的3.4倍,增长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按人口数量计算,如今哈尔滨市已成为全国第八位的特大城市。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比重逐步增大,这是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如果离开客观条件,盲目扩大城市人口,造成“过度城市化”,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住房、交通、社会、服务、升学、就业、生活物资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养成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必须要有具备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公民。大学生作为公民中最活跃的群体,关系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大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能否依法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文通过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及其成因的分析,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学生社会责任认知,通过培育法治文化、公正司法的现实回归并强调大学生社会参与的实践来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从而也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城市人口规模与容量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口也快速向城镇聚集。但是,一个城市的人口容量受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制约。北京是国际大都市,其适度人口规模的理论研究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研究人员,根据城市发展规律,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基点,提出了水资源是制约北京人口容量的最短边因素的观点,并依此构造出了北京适度人口规模的实证模型。我刊本期编发的一组文章是此课题的逐层分析成果,我们希望这个问题能够引起学术界及社会各方面的进一步研讨     

北京为什么越来越大?

北京变得越来越大已经成为北京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趋势。本文通过分析,首先明确北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人口规模增速"过快"的问题而不是人口规模"过大"的问题。通过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对北京人口规模逐渐扩大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最后发现户口附带利益因子、实现自我价值因子、城市自身魅力因子以及外部因素推动因子是导致北京变得越来越大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北京世界城市的发展定位,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和谐社会与诚信政府

政府诚信是关乎政府形象的重要因素,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石,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同时,政府诚信也为实现法治提供了价值基础和道德前提。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当前中国政府诚信缺失严重。这不仅削弱了政府的权威,也增加了政府的行政成本,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破坏了法治国家的建设。构建诚信政府,对实现法治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和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一个研究框架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人的具体问题。立足于城乡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以人的具体处境为研究导向,从人—地—事—权这四个基本维度切入,能够从中观层面去理解"人的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人—地—事—权这四个基本维度,分别对应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法治保障、城镇化建设中的地权法治保障、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治理法治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多元化权益救济体系四个方面的重要问题。研究这些重要问题应立足于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实际经验,摆脱既有的价值观念束缚以及西方城镇化理论的思想藩篱,从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分析影响各种问题的机制性因素,在法律和制度层面给予有效回应,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法治保障,从而推进实现"人的城镇化"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变迁评述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变迁的回顾与解读,阐明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管理正在走出人口规模控制的认识困境,从被动改革到主动创新,在统筹规划、全面推进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前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强化社会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北京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创新,其意义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首善之区的需要,也是实现人口规模调控的题中之意。     

京津冀城市群双核心结构下的城市最优人口分布

以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的空间分布优化为研究目标，计算了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并与实际人口规模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首位城市北京市的最优人口低于实际人口规模，但属于轻微集聚过度，可疏解的人口有限；第二核心城市的天津市最优人口高于实际人口规模，但属于轻度集聚不足，可进一步吸引人口；石家庄、唐山、保定与秦皇岛市的人口属于重度集聚不足，需加强人口的空间集聚；其余城市邯郸、张家口、邢台、沧州、廊坊、衡水和承德市的人口为极度集聚不足，需大力吸引人口。总体看来，京津冀城市群目前人口规模分布整体处于集聚不足状态，今后应以加强各中小城市的人口集聚为政策主要着力方向。     

确立公平与效率的法治标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平与效率存在于动态的社会关系中,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首先要研究判断公平与效率的价值标准,有了判断的价值标准,才能把握动态的社会关系。当前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必须以法治为手段,才能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深层次是解决公民权利保障问题。只有通过法治途径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民权利保障问题。法治能够以理性的态度,构架社会公平与正义价值观,法治调整下的公平与效率,符合人类社会的根本追求目标。     

城市的等级和分布

城市分5个等级,一般划分的标准是:人口在20万以下的叫小城市;人口在20万至50万之间的叫中城市;人口在50万至100万的叫大城市;人口超过百万的叫特大城市;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城市叫超级城市。     

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政策应对研究——基于多元社会政策建构视野

人口老龄化趋势是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一个突出现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现,势必对养老保障压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会影响国家对养老政策的调整。本文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国民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养老政策＂综合分析模型,提出了养老保障政策分析的框架。本文以人口结构转变为切入点,描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系统养老保障以及公民社会养老保障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本文基于综合分析模型和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只有整体性福利制度构建,才能确保在国民经济发展、人口老龄化趋势与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动态平衡。     

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是法治社会,因此,法治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使法治成为良法之治,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它使政府服从法律,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组织保障;它使法律获得民众的普遍信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体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理念,在法制建设中坚持人本的法律观,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制度和依法治国结合起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进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     

为何城市总体规划 不能准确预测未来人口规模? ——对中国城镇化经济动因的空间计量分析

梳理16个城市历次城市总体规划对其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发现近80%的样本低估了未来人口规模。因此通过构架劳动力转移模型,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00-2017年间中国31个省市城镇化的经济动因,发现:第二、三产业比重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越大、房地产占GDP比重越高、人口增长速度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也越高,而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越高的地区城镇化率越低,GDP增速对城镇化率没有显著影响。基于驱动城镇化的计量结果,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导致预测人口规模失败:一是政府忽略了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二是由于制度原因政府偏好小城镇并刻意压低人口规模,三是苏联模式后遗症的影响。因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进程中,应结合人口转移的经济规律进行城市规模预测,继续强化市场机制建设,充分信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减少制度性障碍,积极调整公共资源的供给缺口,认真落实社会法治,做好公平市场竞争机制的维护者。     

低生育水平对东北三省人口发展的影响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基于我国实际具体国情的理性判断。在30多年的计划生育和人口控制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已经进入低生育、低增长阶段。在肯定稳定低生育水平对于我国东北三省人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通过分析低生育水平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以统筹解决我国东北三省人口问题为根本目的,进而促进我国东北三省社会经济的健康、稳步、快速发展,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试论实现中国法治的模式选择

在“依法治国”方略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确立之后，理论法学界提出了构建法治之基础的各种理论：观念转变论、经济条件论、德治同步论、“良法”基础论。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侧面阐明，在中国构建法治需要一定的条件。本文不完全赞同“法治条件论”，而主张“法治行动论”，认为当法治目标在一国确立之后，人们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际构建它，并在运作中积极能动地创造各种法治条件。当前中国实现法治应选择国家强行推动的模式，即由政府和社会双轨驱动法治。在这一过程中，应首先关注以下问题：切入点的选择、“作业面”的选择、法治进程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