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与美国经济增长的两类原因

本文重点评述了新经济的三种理论 ,即长期增长论、商业周期论和新增长源泉论 ,指出新经济的总体特点是以知识提升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先导、以全球市场为导向和以企业网络为载体。文章提出 90年代美国经济相对繁荣 ,不能单纯从一般意义上的新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来解释 ,而应揭示其两类原因。文章认为 ,在一国和全球基本经济矛盾的作用下 ,既要充分认识高科技的巨大效能和新经济的迹象 ,但又不宜过分神话美国经济 ;对新经济的理论和现实 ,都应抱有某种审慎的态度。     

对“四个认同”内在作用关系的相关思考

四个认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既有着丰富的内涵,又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充分认识和准确把握其内涵及内在作用关系是有效开展四个认同教育的前提。对伟大祖国的认同能够从历史的维度形成对个人情感归属的心理确认,起着关键性的核心作用;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能够从民族关系的角度形成对命运共同体的心理确认,起着感情纽带的作用;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能够从文化形成的角度形成对共有精神家园的心理确认,起着精神支撑的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能够从理想的层面形成对共同奋斗目标的心理确认,起着价值引导的作用。建立在历史认同基础上的四个认同是最有效的认同,也是持久和牢固的认同。     

黑龙江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通过运用时间序列经济计量技术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可发现: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产业结构变动不是影响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实际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变动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协整检验表明二者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协同互动关系。黑龙江省应有针对性地制定有效产业政策,使经济增长尽快实现由依靠增加投入的粗放型方式向依靠结构转换的集约型方式转变。     

美国金融危机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影响

当前，源于关国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不仅严重打击了美国的金融和经济，而且震撼欧洲，波及拉美，影响亚洲，牵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金融危机对印度这一重要新兴经济体正在产生某些影响。虽然目前来看影响并不是很大，但是这种影响还远没有结束。     

论人权与发展的关系

人权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人权与发展有着共同的目的。人权的普遍实现,离不开发展;发展离开了人权,也会失去方向和意义。发展观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反映了人们对人权与发展关系认识的深化。人权作为目标、内容和标准对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它要求把以人权为基础的方法运用到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     

中国与美国、日本经济增长对比分析

文章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状况为目的,在对比分析中、美、日三国国内生产总值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状况中,发现中国巨大的人口红利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促进其实现短期内GDP总量的快速增长,然而囿于劳动密集偏向的经济结构,中国的人均GDP占有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结合索洛模型,研究发现由于经济要素的差异,在短期内中国不会向美国趋同;同时,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进步,中国应当从加大教育支持力度、建立完善的研发体系与激励机制、创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三方面,发挥科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论人与自然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含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两个层面。内在和谐是外在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外在和谐是内在和谐的表现和结果。     

从党政关系的历史变迁看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阶段特征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 ,对建国以来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作了阶段性划分和特征分析。认为中国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寓党于政”、“以党代政”、“党政分开”、“以党统政”四个不同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变化表明 ,中国党政关系的变革过程 ,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变革过程 ,而这种变革过程从根本上决定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际落实与实际运做的性质。这种变革过程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同时也代表了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党政关系的阶段性变革还表明 ,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并不是以某种抽象的价值目标为动因的 ,而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依据党的执政经验或教训和应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对策性选择。尤其是邓小平力主推行“党政分开”和江泽民 1 989年 6月主持党的工作以来 ,中国的党政关系和政治体制都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和具有转型性质的发展 ,中国的党政关系和政治体制进入了一个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历史新时期。     

甘肃省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从总体上说,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情况与经济的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增长过快或者过慢,均会影响人口质量的提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阻碍经济的增长。甘肃省也不例外,本文从人口的总量、结构及质量三个方面分析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了两点结论和四点建议。     

新军事变革下的美国国防科技工业调整及其启示

新军事变革给国防科技工业带来了巨大挑战,为迎接新的挑战和确保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重组,使这些国防公司由武器装备制造商变成了“武器装备系统集成商”。同时美国国防科技工业推行寓军于民,走军民一体化的道路。     

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与条块关系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上，最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视角是从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出发，探讨此种矛盾引发的应对机制及其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但是，此种理论视角忽略了条块关系的作用，未能把条块关系纳入理论分析范围。本文试图拓展这种理论视角，把“一统体制的内在矛盾”扩展为“多元化的国家能力建构所包含的冲突”，为解释包括条块关系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提供一般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条块关系之形成，是中央政府为了建构多元化的国家能力、控制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所导致的结果。进一步，国家能力建构上的冲突的演变又导致了条块关系的演变。     

上海市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演进关系实证研究

论文选取90年代以来上海市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指标,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多元回归模型,重点分析了工业人均GDP与工业＂三废＂、烟尘、COD排放量变化间的关系以及人均GDP与生活废气、烟尘、废水排放量变化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工业生产和生活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均呈三次曲线的关系,且不符合典型的EKC;全市工业废气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左半部分,没有转折迹象,而工业烟尘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的右半部分,不断减小,相对于工业,生活废气和烟尘排放量曲线呈现＂正U＋倒U＂变化趋势,波动明显;工业废水和COD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右半部分,但COD排放量有回升迹象,与此相对,生活废水排放量曲线则近似于＂倒U＂型EKC左半部分,增速明显;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曲线近似于＂倒U＂型EKC左半部分,呈现出平稳上升的趋势。     

嵌入过程中的主体与结构：对政企关系变迁的社会分析

文章认为中国政企关系的变迁主要受到政府追求主导目标实现的内在动力驱动以及主体嵌入之中的结构环境约束。正是在这两种合力的作用下,政企关系的演变机制可以从政府为实现主导目标和适应结构环境而做出的各项制度安排来加以理解。由于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所产生的非意图性后果,加之意识形态的社会化影响,政企关系的发展变迁在微观层面取决于政府与企业具体、持续的互动。从而,只有在梳理中国政企关系变迁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关系变迁的结构特征及其内在机制,才能理解这种复杂多变的关系变动逻辑,进而总结和提炼出某些具有经验性的成份。     

辽宁省能源消费与低碳经济发展分析

作为老工业基地的辽宁,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模式,而随着过去的"资源优势"的日渐消失以及越来越多环境问题的出现,如何实现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如何确定辽宁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成为老工业基地振兴要解决的首要难题.针对以第二产业为主的高能耗消费模式,辽宁应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入手,发展第三产业;降低以钢铁业为代表的重点工业领域的单位产值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由此提高政府、企业和大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并倡导低碳消费观念.     

冷战以来美国与尼泊尔的关系

美国对尼泊尔的关注源自美国和苏联在亚洲的冷战。冷战期间,美国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以援助为核心手段,力图影响尼泊尔王国政府。避免苏联共产主义对尼泊尔的影响和渗透。冷战后,尼泊尔在美国南亚战略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已大不如前,美国对尼援助也随之大幅减少。九一一事件和尼泊尔反政府武装问题使得一度沉寂的双边关系再度焕发生机。随着尼泊尔国内政治危机的逐步化解,恢复和巩固尼泊尔的民主进程又成为美国关注尼泊尔的焦点及维持两国正常关系的基石。     

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构建与分析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没有考虑到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组织——产业集群,而产业集群的兴起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向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在基于产业集群的新视角下,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通过规模收益递增、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区域创新优势三种传导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把基于产业集群的知识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作为无形资本,构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北京市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北京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北京市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单向影响机制,即经济增长带动了金融发展。这种结果并不支持Patrick假说。这也意味着,未来北京市金融发展的重点是如何处理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法官与律师之间非正常关系的经济分析

法官与律师之间非正常关系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现有的研究成果在解读材料以及分析方面缺乏洞见。必须寻找一种合适的视角,采取适当的分析工具,才能够深刻地解读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因素的真正原因,以及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建立非正常关系运作的模型,可以清晰地看出非正常关系的内在运作机制,从而能够有效控制非正常关系的形成。     

美国的政治极化与关系网络

一、政治多元论：美国政治极化的理论背景 “社会”常常被视为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概念。我们常常谈论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的差异,而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也被绝大多数研究者作为单数形式使用。而德国古典社会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对此持反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