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太子谥号及其释义

唐朝的太子谥是以儒家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的官方行为。太子死后能否获得谥号既与他们生前的品行有关,也存在在任皇帝对于他们的感情因素。谥号分三个类型,皇帝谥号者二人、太子谥号者五人,谥为王者二人。使用的谥号多为美谥或平谥,没有恶谥的情况,表达的是对这些太子的褒扬、哀思或怜悯之情。每个谥号的释义大致与受谥者的生平事迹相一致或略有溢美,这也是太子地位在古代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体现。     

太子晋与王子乔的融合——兼论“天下王氏出太原”的形成

《国语》《逸周书》中的太子晋是周灵王太子,明辩聪颖,惜乎早亡;王子乔为上古时期的仙人,以长寿出名.到西汉时期,因方术盛行以及宗族崇拜的需要,发生了符号转移,二人变为一人.东汉中期至东汉末年,处于二人是否为一人的辩争时期;魏晋时期,因托名刘向的《列仙传》的出现以及魏晋士人精神寄托的需求,这种转变为社会广泛接受.东汉中期,太子晋已被部分地区的王姓尊为始祖,但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受政治的影响,只有琅琊王氏皆尊太子晋为始祖.至初唐,同样因政治的影响最终形成“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观念.     

隋文帝废立太子原因探析

隋文帝废立太子原因探析黄冬云（南通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南通２２６００７）开皇二十年（６００年）,隋文帝废太子杨勇,扶立杨广,是隋朝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隋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于太子的废立,史籍上多说是晋王杨广阴谋活动造成的。《隋书·高祖纪》史臣论...     

试论两汉太子师傅制度

两汉是东宫官制奠基时期.太子师傅作为东宫的常设官,承担着教育、护佑太子的职责.相对先秦而言,两汉仅设置有二傅,而不设师、保.两汉太子二傅均为实职,东汉太子太傅率先从管辖官属的职责中解放出来,形成了新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以后为三国所继承,并成为两晋东宫官制改革的起点.     

从文化伦理角度看隋初太子废立之争

隋初太子废立之争,在传统研究视角中是一个历史课题,本篇则尝试由文化伦理角度对此问题再作一剖析。太子杨勇因德行不检而遭黜,晋王杨广却矫言饰行,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最终获取了皇位继承权。德行问题是封建社会皇位之争中惯用的藉口,在隋朝则因其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而颇具特殊性。     

隋唐时期的太子册立及制约因素

隋唐时期,太子册立主要依据的是西周以来的立嫡以长制度,太子废立的决定权大多时候掌握在皇帝手中,虽然有时受到大臣的支持或反对,但皇帝的意志仍占主导地位。而在隋朝和唐朝前期,对太子人选影响较大的是独孤皇后以及唐高宗时的则天皇后和唐中宗时的韦皇后,唐朝中后期,由于皇权的衰落,太子废立则主要被宦官控制。但这几种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是多种因素同时影响着太子的册立。     

寻根徽州

有史以来,涉足、过境、逗留、乃至生活并落籍徽州的太子不在少,先后曾有吴王三太子、孙权太子、李唐太子、皇明太子等,宋时的新安名宦、志书巨匠罗愿对此也多有着墨。这里仅就落籍并归葬徽州的吴王三太子及李唐太子胡昌翼的史实及轶闻略作赘述,以期对吴、胡（陇西明经胡）、李等三姓裔孙寻根徽州有所裨益。     

从魏晋官制背景看“二十四友”的出现

"二十四友"是西晋时出现的与政治相关的文士组成的团体,而与之形式类似的以"×友"为名的称号在魏晋南北朝尤其多,它们都是由先秦时寄托了政治理想的贤辅演化而来.本文通过对这种称谓方式前后变化过程的考察,在魏晋为诸王设友官,尤其是愍怀太子东宫官属建立的背景下,再度审视"二十四友"的出现,即"二十四友"第一次将"×友"的称号由隶属王子扩大到了附会权臣,组成人员由属官扩大到了士人,性质从政治渐渐转向文学,并对整个六朝乃至其后的文士称号有着重要的影响.     

韩休卒年考辨

韩休卒年考辨朱玉麒韩休为开元名相，其卒年有二说：一、《旧唐书·玄宗纪下》：“（开元二十八年）夏五月乙未，太子少师韩休、太子少傅李皓卒。”二、《旧唐书·韩休传》：“（开元）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赠扬州大都督，谥曰文忠。”后世征引，多以本传所载开元二十...     

东汉册立皇太子礼探析

东汉太子择立后,其身份需经一定仪式的确认,而这种确认仪式即为册立太子礼.东汉册立太子礼,虽因太子幼小或外藩入继,施用虽少,但史有明载.赞礼之官谒者赞引太子来到殿上,司空读册,中常侍授玺绶,太子稽首,答谢称臣.完成这一切后,实施供赐礼,大赦天下等.谒者作为赞礼之官在礼仪实施过程中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全息渗透法——湖北汽车电机厂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探索

“渗透”问题,是思想政治工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渗透不是单向的动作,而是指甲方进入乙方,乙方接受了甲方影响的一种双向互动现象或状态。如水灌之于纸板是渗透,而灌之于玻璃板则不是渗透。渗透的实现,不仅取决于甲、乙双方的性质,而且取决于一定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实现了渗透,才能走出“二张皮”的怪圈,才能使精     

萧氏父子与梁代文学

梁武帝萧衍及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父子四人既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亦直接参与文学活动，因而对永明文学的沿革、宫体诗的变迁、策事用典的趣味、总结之风的形成均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贾谊教育太子的人性依据

贾谊教育太子的人性依据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有六行 ,细微难识” ,即认为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乐 ,但由于“细微难识” ,需要后天的引导与教育。二是世间之主有上、中、下之分 ,上主与下主都是极少数 ,而绝大多数是中主。上主、中主、下主之间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差异。中主可引而上 ,也可引而下 ,这就决定了教育太子的必要性。     

魏王府文学馆探略

唐太宗贞观十年在其子魏王李泰府设学馆。由于太宗对李泰的特殊宠爱使其学馆带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并隐约与政治发生了联系。但唐太宗坼政治精明、对原太子李承乾地位的肯定、李泰自身的奸猾、朝中政要的警觉及李承乾的防范决定了在贞观十七年李承乾事败之前李泰不可能产生成熟的夺嫡阴谋，并有目的的将学馆作为其夺嫡的声誉掩体及力量储备。从另外的角度看：是唐太宗过宠及太子暗劣给了李泰以夺嫡机会，而一旦获得了夺嫡机会后，其府设置的学馆就带有了政治意味，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为其扩大声誉、准备力量的铺垫作用。     

张謇地方自治思想探究

地方自治是张謇一生的政治理想.张謇认为地方自治的实现,离不开立宪政治的政治保障.地方自治的主要内容应该是实业、教育.因为一切政事无财不举,而人的素质提高,根本在教育.张謇地方自治思想有其重实际、求实效的一面,也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但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局限,张謇的地方自治最终未能逃脱出个人自治的悲剧.     

技术与政治的双向互动

技术与政治处于一种系统联系之中,二元构成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政治通过对技术的控制和干预而影响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技术的政治化趋向,技术具有政治性;另一方面,技术影响政治的存在及其运作,出现了政治的技术化趋向,技术对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产生影响。     

日藏《摩尼诞生图》补考

北宋宣和(1119~1125年)以前制作的《太子下生经》是以唐代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为纲,参酌《过去现在因果经》等佛经、《太子成道经》等变文和佛传图而编撰的。《太子帧》有可能就是根据《太子下生经》绘制的。日本九州国立博物馆藏《摩尼诞生图》是根据唐以来流传于江南的摩尼降诞故事而制作的元代摩尼教绘画。其所据之主要文本当非《老子化胡经》。     

试论山谷诗与王安石

黄山谷虽出自苏门,政治观点属于苏轼一派,但在诗歌艺术上却与苏轼相似处少,而与王安石相似处多。王安石实际上是黄山谷最为推崇和重点师法的前辈诗人:二人都强调师法杜甫;二人都重视诗歌法度技巧的考究研磨;二人诗风的共同趋向是变平易坦直为深拗劲峭;山谷诗在立意、句法和艺术手法上多受王安石的影响。     

一个耐人寻味的“疏忽”——蒋廷黻与张奚若之杯葛及其“党国／民国”观

蒋廷黻与张奚若系哥大校友、清华同事,且皆曾属以胡适为核心的学人群。但后来蒋在追忆往事时,虽语及张奚若但故隐其名,原因乃是对张有保留意见。二人的分歧,部分地表现于个性气质上,以及对“本土”与“西化”等学术理念上,但这只是表层原因;更深层原因乃是政治倾向上的分歧。张早年即参加南京政府,并曾仕途受挫而对当局颇为失望;蒋虽自学生时代起即热心政事,但直到归国任教十年后才逐步涉足政治,故其对政治颇有热望,对蒋介石政权亦多有期待。张希望当局尽速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落实民权改善民生．而蒋在拥护“开明专制”,通过实行“新式独裁”使中国尽速实现现代化、应对国难。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实现真正的“宪政”。随着国难的加深,二人在国家主义和人本主义上的分歧愈益凸显。这种政治理念上的差异,促成了二者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从政实践。最后蒋、张二人分别选了国、共两当,经历了迥异的政学人生。当然,二者的政治生涯粗看迥异,但都多有坎坷;其曲折、复杂之程度,皆远超乎其治学、议政时的预想。     

《左传》“东宫”补释

《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有"东宫"一词,学界传统观点认为"东宫"即"太子宫",进而代指属太子宫之宫甲。通过对两周时期诸侯宫城布局、春秋时期楚国太子制度及城濮之战所见楚兵三个方面的解析,可知"东宫"所指应该并不是"太子宫",而宜为与"路寝"相对应的诸侯众多"小寝"之一。"东宫"有宫甲,君在国则守宫门,护君左右;出征则趋以卒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