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归根”与“落地生根”──—论东南亚客属会馆的特征及其地位与作用

会馆文化在人类文化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客属会馆是客籍华侨在居住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的民间社团。这一特有的社区文化现象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和华侨社会的变迁，其形式、发展及地位与作用也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不同的历史作用。东南亚地区客属会馆文化经历了“华侨时代”和“华人时代”两个不同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会馆地位有着质的变化，这标志着会馆文化进入更务实、更有深度的阶段。     

清代长沙民间组织之城市管理职能探析——以行会和慈善组织为例

清代的长沙，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繁多，这也就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政府对城市的管理远远落后于城市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会馆公所、慈善组织等民间组织承担了许多城市管理的职能。清代长沙城市民间组织承担一定的城市管理之职能对今天城市管理创新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 “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论清代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

本文着重从清代商人由流寓转向土著、超越乡井以及由边缘走向中心等方面考察了这一时期商人经营方式的一些变化趋向.在这些转换当中,会馆起了积极的作用.本来是借鉴官僚阶层做法所组建的会馆,逐渐成为明清时期商人的重要活动场所.通过会馆,商帮得以壮大发展;通过会馆,各不同商帮得以进行平等的商业对话,进行彼此的交流,从而实现了由乡井到超越乡井的跨越.会馆、公所直至商会是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阶段性产物,各自具有自己的工作重点,但试图以地缘、业缘或超越地缘业缘来区分三者,往往亦有失偏颇.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安置方式、人际交往与移民适应:江苏、浙江343户三峡农村移民的比较研究

本文依据对江苏、浙江两省6个县343户三峡外迁农村移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了相对集中与完全分散这两种不同的安置方式，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状况对外迁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移民在安置地的人际交往状况对移民的社会适应的影响十分显著。无论是移民之间的交往、还是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都会大大增强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     

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

上海开埠后，湖州商人随着生丝贸易的兴盛崛起于上海滩，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旅沪湖州商人设立了同乡团体，并基本控制了丝业同业组织，湖州商帮初步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州商人在丝业仍居垄断性地位，并向金融等多业发展，同乡组织更为完善，在商界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湖州帮达于鼎盛。但进入民国后。湖州帮趋于衰落，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国丝业的衰落，而根本原因则是湖州帮固有的保守性。     

伦敦的“本地人”“外地人”

伦敦与上海在不少方面很相似:居民来源、职业构成异质性高,各种民族语言、方言同时并存,是大区域的经济、文化、交通、信息中心,流动人口量大。不同的是伦敦比上海开放程度更高,是历史更悠久的现代化大都市。十八岁以上的常住居民中,来自伦敦之外的移民占了三分之二以上。这一外地群体类型,占了流动人口的近85%。难怪远至坐车、步行或购物面对的陌生人,近至房东、导师、留学生都发现,他们大都与自己一样,是     

菲律宾中国新移民研究——马尼拉中国城田野调查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里，大量中国公民通过各种方式持续移民到菲律宾，他们构成了新时期中国新移民的一部分，并对菲律宾社会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基于笔者在马尼拉中国城的一项田野调查，描绘这一群体的类别、教育程度、语言能力、行业与职业选择等基本特征，探讨他们与菲律宾社会的经济一社会关系，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文化人类学与涵化研究（下）

文化人类学与涵化研究（下）马季方三、涵化的研究方法１．涵化的对象尽管在实际的个案研究中，人们针对的是某一单个的群体，但实际上，不同的涵化对象在涵化过程中的反应和结果是不同的。贝里等人在１９８７年将涵化群体分为五类：移民、土著移民、少数民族、难民、旅居...     

试析明与后金统治层对喇嘛在双方斗争中作用的认识

喇嘛群体是明清时期维系边疆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明清鼎革之际,明王朝与后金统治层对喇嘛群体在辽东政局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共识,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双方对喇嘛群体地位与作用认识上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两代民族政策和边疆局势的不同。     

区分两个群体的政治文化研究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国家与社会在组织、机制上的分离,现实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具有不同政治文化特征的两个群体——政治决策集团和政治外围集团。这两个群体对作为一般对象的国家和政治系统,以及这个系统的输入对象、输出对象、对象自身四方面在认知、情感和评价上均有不同的表现。本文从个体具有理性的前提出发,对这两个群体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1927—1937)

本文从职业类型、教育背景、职业流动、职业收入、职业声望等几个层面考察1927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这一时期的上海知识群体主要由作家与自由撰稿人、新闻与出版业从业者、大学教师三种职业群体构成。家庭出身与教育经历对形塑知识群体的阶层习性具有重要影响。上海城市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与稳定性使得知识群体内部有大量的职业交叉和社会流动,但同一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居多,不同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较少。尽管知识群体的职业收入在同时期上海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群体内部具有明显的差异与分化。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在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社会流动等方面开始具有阶层的雏形,但群体内部在职业收入与消费行为等方面的差异使得群体成员不具有作为一个阶层整体的职业威望与社会身份,无法就阶层认同感达成共识。     

试论清末会馆功能的市场化拓展

本文通过考证近代以来尤其是清末会馆的发展和变迁,分析了市场化进程对会馆功能、地位的影响,得出清末会馆的三个显著特点:一是会馆作为市场组织的功能日益突出,二是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功能日益突出,三是作为商业资本集团的功能日益突出。     

参照群体、相对位置与微观分配公平感:都市户籍移民与流动人口的比较分析

本文详细考察和比较了都市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分配公平感形塑过程中参照群体选择及相对位置效应的内在逻辑，揭示了社会比较机制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报告分配公平感时，户籍身份成为都市移民选择参照对象的制度性基础，拥有都市户口者方可成为户籍移民的参照对象，而流动人口的参照群体更为开放和多元，倾向于与所有都市常住居民进行比较。与此同时，即便考虑到社会网络结构、迁移时长、迁移世代等因素，结论仍具稳健性，来源地居民均不会被二者视为参照群体。另一方面，实证结果显示，相对位置距离对分配公平感的形塑作用之于户籍移民和流动人口并无显著差异，同时呈现非对称性特征：参照优势地位者体现了“平等主义”心态，参照劣势地位者则表现出“损失厌恶”的特征；相对位置距离的拉大给参照劣势者因损失带来的厌恶情绪大于参照优势者因获益而产生的满足感知。     

再论清代皇室之乳保

清代皇室乳母、保母属宫廷仆妇群体，是宫廷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性别视角再研究清代皇室之乳保，详细辨析乳母、保母称谓及职责的不同；阐释了皇室乳保与皇子女之间存在的稳固的亲情关系和伦理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乳保群体在宫廷中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她们充分利用这种特殊身份，突破自身的性别和阶级局限，提升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发展起以女性为核心的家族体系。在为自己家族带来“特权”的同时，乳保群体也对清代皇族的家事和国事产生一定影响。     

华丽包装后的美丽陷阱

如果将移民比作个人与国家之间所作的一项生意而言更能形象地说明问题。投资移民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卖出自己户口的自我定价。如果这些国家想通过与移民的“买卖”关系来吸引投资的话，对于投资移民群体来说，也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了。但，凡是“买卖”就一定有风险存在，投资移民也例外。     

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

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卢汉龙本文通过对口传历史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了解放前上海居民的来源结构、目的动因及历史上移民的各种社会经济特征，认为解放前的上海具有全国＂飞地＂的性质，不同地缘的人们凭借上海特殊的地理、政治和经济条件，形成地域居民共同体的聚居地。...     

19世纪60-80年代俄国境内朝鲜移民法律地位形成的中朝因素探析

19世纪60-80年代,随着俄国积极吸引劳动力开发远东政策的推行,朝鲜移民数量逐年增加,其法律地位亟待确立.在19世纪下半叶东北亚各国利益角逐与权力制衡的背景下,俄国朝鲜移民的法律地位问题不仅关乎俄国自身大计,更牵涉了中朝利益.通过对解密的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及相关原始资料的分析,我们认为,中朝两国对俄国积极安置朝鲜移民政策进行了全力抵制,不仅影响了俄国境内朝鲜移民法律地位的形成,还阻止了俄国东北亚战略计划的实施.在中朝两国的反对下,俄国仅部分地确立了其境内朝鲜移民的合法地位,这大大限制了俄国远东地区的朝鲜劳动力数量,破坏了俄国利用朝鲜移民开发远东,并以此为契机渗入朝鲜、角逐东北亚的战略计划.     

简析严歌苓笔下的“父亲”形象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两大类：“老移民父亲”和“新移民父亲”。他们身份迥异,背景悬殊,但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与传统的父亲形象相比,这些父亲在作家笔下都失去了原有的神圣与威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性格、心理缺陷,从而显示出作家这样的一种创作倾向——“审父（弱父）情结”。严歌苓用冷静的笔调为我们细致地展现了父亲这一形象在异域中是如何因为男性地位、身份的变化而逐步异化的过程,更集中探讨了这一变异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从而使其小说具有了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