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汉前期地方王国的重新认识

楚汉之争中,刘邦为团结各派力量,联合对付项羽,便大封异姓诸侯王。西汉建立后,刘邦逐步消灭了异姓诸侯王,又在全国大封同姓诸侯王。于是,西汉出现了“郡国并行”的特殊制度。关于刘邦的分封,论者多以贬斥为主。认为这一制度是历史的倒退;王国是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集权;是西汉前期的社会问题等等。     

浅议司隶校尉在东汉的特殊地位──司隶校尉研究之三

东汉司隶校尉地位显著提高，其职权不断扩大，与御史中丞、尚书令朝会时专席而坐，不但监察京师百官，而且成为司州的长官，具有州刺史的监察诸郡国权力，其属员有都官从事、兵曹从事、郡国从事等，察举中央百官和所领郡国违法乱纪之事。其职的威严为朝野所瞩目，在东汉政治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西汉郡国庙之兴废——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系之一例

西汉郡国庙数量庞大、祭祀隆重,是重要的礼制,它的兴废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高帝、惠帝时期郡国庙的建立,是通过制度神圣化出身寒微的统治家族之计划的一环,是伸张刘氏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文、景、武帝时期郡国庙制已明显不合时宜,成为诸侯王觊觎王权的正当性来源,对朝廷已由利转弊,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元帝时期,经学家透过经学义理建构堂皇正大的论述,取得了罢郡国庙的彻底成功。其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顺应了皇权对郡国庙有害统治秩序之维护的认知。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礼制兴革与统治秩序维护的关系,以及西汉经学与现实政权的具体关系。     

西汉郡国制评析

史称“汉承秦制”,但是西汉王朝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中,一反秦王朝严格推行郡县制的政策,采取了郡国并行的郡国制。分封诸侯王本是秦王朝在建国过程中否定了的历史陈迹,难道真是历史的逆转、倒退?我认为并非如此。封国的再度出现自有它的历史需要,而它的存在也对当时社会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企图对西汉的郡国制作出新的估价,也就是说对西汉封国来个再认识,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西汉中后期刺史越权现象的历史考察

西汉中后期刺史逐渐超越刺史制度设立之初的"诏条"规定,超越权限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官吏越权在汉代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称为"矫制";但西汉后期刺史越权并未受到严重的惩罚,其因就是儒学自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占据了思想统治地位,尤其是<春秋>公羊派的"权变"思想的影响,为刺史越权提供了思想动力和保护.     

东汉社会的请托风气及反思——情、法之间的政治博弈

东汉时期的请托行为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权贵向三公、九卿、尚书等官员的请托,涉及中央官主导的选举和监察;其二,权贵向州刺史、郡国守相等地方长官的请托,常发生于州郡察举的过程中;其三,州刺史、郡国守相向权贵的请托,旨在寻求对其用人的袒护及违法行为的包庇;其四,地方豪族向州刺史、郡国守相的请托,以便使察举更有利于己方,扩大其乡里私利。请托行为构成了官员之间互利互庇的关系网络,蔓延至官僚系统的各个层级,形成以情代法、以私御公的官场风气。清廉士人虽检举、揭发请托行为,却始终难以将之根除,反映了东汉请托政治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反思东汉社会的请托风气,考察人情与法度之间的博弈,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     

现代视角下的秦汉监察制度

秦汉监察制度是君主绝对专制权力体制下的制衡制度,其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和运行机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循.秦汉监察制度主要体现为上一层级权力对下一层级权力的约束与制衡.汉武帝改革监察制度,设立十三州部和刺史,并对刺史的监察权力进行规范,从而形成T既对州郡长吏实行有效监督,刺史本身权力又受到有效的限制的机制,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失为较为科学的设计.从现代法规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视角去审视秦汉监察制度,对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几个问题

十三刺史部是汉代重要的地方监察制度,东汉末年以后,逐渐由监察区划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目前学术界对十三刺史部的起源、治所、职能、演变等问题的专门研究还很少见,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 汉十三刺史部创建于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它是在秦监御史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地方监察制度。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说的“监”,即“监御史”。秦王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每郡置一监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官吏。监御史上承御史大夫,直接受御史中丞指挥,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     

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

西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因不循古礼而为后世所讥讽。随着儒家礼治思想渐趋浓厚,汉元帝永光、建昭年间,依据礼典规范皇帝宗庙典制。其主要内容就是罢弃西汉初、中期建立的西汉"祖"、"宗"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之制。     

西汉削藩的两个问题

西汉的削藩是汉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实行削藩前,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是郡国并行制,其时诸侯王踌躇满志,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实行削藩后,汉朝的地方行政制度仅在名义上是郡国并行制,而在实际上却是郡县单行制,其时诸侯王一蹶不振,终成外无强藩之局,今仅就以下两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不妥之处尚祈贤者正之。一、如何看待王国的尾大不掉和削藩原因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出于战胜项羽的策略考虑而分封异姓王,这对于最后打败项羽起了关键性作用。但楚汉战争结束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因此,刘邦又出于消除异姓王威胁的策略考虑,并“惩戒亡秦孤立之败”而分封同姓王,结果,终高帝、惠帝和吕后三朝,未见诸侯王反叛之举,史称“海内晏     

汉代郡国督察制度

汉代幅员辽阔,人口盛时多达六千余万,对地方进行有效的控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此,汉王朝制定了一套以刺史为中心内容的行之有效的督察地方的制度。本文试图就这一制度作一初步的论者,以求教于大家。 (一) 汉代地方督察制度的建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西汉初年,曾废秦所置监御史。所谓监御史,又称“监察御史”,“掌监郡”;又简称为“监”,《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统一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     

略论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

秦汉时期处于我国监察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与监察制度的日趋完善有直接关系。汉武帝时期监察制度的静态结构及监察制度的运行特点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借鉴。通过借鉴西汉监察制度的长处来完善我国现今的监察制度,为行政权力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利的保证。     

西汉至隋刺史制度的演变--兼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西汉至隋刺史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变化，集中反映了封建中央集权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演变过程，并从这一时期二关系变化可探索出地方行政体制演变的规律。     

西晋藩王政治研究

魏晋更替后,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藩王,地方上出现了与西汉初郡国并行制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藩王们又入主中央权力中枢,担任太尉,尚书令等,参与最高决策;又通过持节、都督诸军事等方式,掌控着中央﹑重要边关军镇和统兵征伐四方等军政大权,形成了西晋的藩王政治。藩王势力作为封建王朝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在西晋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和作用从来没有停止过。     

试释《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

《汉书·地理志》郡国排序貌似杂乱,其实有章可寻。第一,郡国序列各分排序相当的数个大区,各区内部也遵循相似的方位顺序,证明郡国分列方式有全国视野的分区、排序原型。第二,在合并郡国的“原始”排序中,边郡排序反应了武帝以前的状况,中原的郡国排序则有汉初的痕迹,可知《地理志》所根据的西汉后期册籍,源自众建诸侯、析分支郡之前的册籍。第三,中原地区郡国的特殊排序与秦的征服顺序吻合,汉边郡与秦边郡的排序也有继承关系,可推测汉初册籍直接继承了秦国按边疆方位与征服顺序排列各郡的册籍。总之,《汉书·地理志》的郡国排序,来自秦帝国建立之初的册籍。     

两汉御史中丞与州刺史之关系考

西汉在没有罢刺史、置州牧之前,御史中丞与刺史存在着统辖关系,罢刺史、置州牧后,这样的统辖关系就不存在了.东汉虽然再度罢州牧、置刺史,却没有恢复御史中丞与刺史之间的统辖关系.因此,东汉的御史中丞在平时已经没有了"外督部刺史"之权.     

试论秦汉行政巡视制度

秦汉时期确立和完善了自上而下的行政巡视制度.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巡视主要有皇帝巡狩、州刺史"行部"和大使巡视三种类型,地方政府对行政的巡视主要有郡国守相"行县"和督邮、廷掾对郡县辖区的分部巡视两种类型,形成多维的地方行政巡视体系.秦汉行政巡视制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分层和分部巡视制度相结合,职权分明,各负其责;二是巡视形式多样化,既有行政长官皇帝、刺史、郡守、县令的定期巡视,也有专职官吏司直、督邮、廷掾的分部巡视;既有公开的、耀武扬威的行政巡视,也有微服私访的暗地行政巡视.不同的巡视形式有不同的职能,互相补充,使行政巡视的作用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行政巡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防止了违法和乱纪行为,保证了国家政令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提高了秦汉时期行政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

在汉初实行郡国并行政体问题上,传统的观点依据“大一统”--进步、分封--倒退这一简单机械的理论模式,认为汉初郡国并行、实行分封相对于秦朝的君主专制是历史的倒退。笔者在既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措置,又认同社会意识及措置制约社会存在的前题下,认为汉初实行郡国并行是采取的一种合乎时宜地迈向君主专制政体的过渡性措施.顺从社会惯性、符合黄老思潮,更多地为中央政权网罗士人,是包蕴在这一政体中有利于建固政权的良性机制.汉朝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不失时机地一步步走向中央集权的.回观秦朝迅兴速灭,不能不说是与悖于时宜密切相关.诚然,春秋战国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联系的加强为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可行性.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秦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最大化,其于终极价值领域的悬空为后代监察制度的德治取向留下了成长空间。西汉以降,监察制度的运行,除了遵从“政”之原则,还有兼具“教”的意义。宋代监察对隋唐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实行台谏合一,台谏制度成了党争的催化剂;明代以六科为代表的监察官员位卑而权重,在“癸巳京察”事件中出现的重大政治风波显示出明代监察体制“政”与“教”的失衡;清代的监察制度一度陷入以密折专奏为核心的异化监督,其根源在于君主极权的单线治理格局。“政”与“教”成为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价值取向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传统监察制度之流变亦映射出二者间极为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河南两汉文化区域变迁原因探讨

河南两汉诸郡国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化区域不断地变迁。西汉文化发达的河南、河内、梁国等郡国,到东汉就转移到了南阳、汝南、颍川、陈留等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文化区域的变迁主要是由各郡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