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翁十种曲》的叙事谋略

李渔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真正把戏曲当作叙事文体进行实践的剧作家,他在创作中非常重视戏曲的谋篇布局、情节设置、结尾等叙事技巧,其叙事实践的最大成果便是扬名后世的《笠翁十种曲》。     

元代戏曲理论述评

元代戏曲理论述评段庸生以戏曲创作高度繁荣为特征的元代文学，把中国叙事性文艺推进到了“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的“真戏曲”时代。①从此打破了中国文坛长期以抒情性诗歌散文为中心的格局，从大都、杭州等商业城市涌现出一大批戏曲作家和戏曲艺人，戏曲艺术不...     

试论明清传奇的显在叙述特性和叙事策略

明清传奇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已是成熟的戏剧形态。它在保持中国古典戏曲特有的戏剧性的同时，又增强了戏曲的叙事性因素。明清传奇叙事主体的强化，叙述时空的拓展，叙事结构的程式化以及构成戏剧结构的种种叙述手段，把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最具文人化特色的戏剧的显在叙述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了体现了明清传奇作家对戏剧叙事策略的自觉把握和对叙事技巧的追求     

中国戏曲理论的“戏剧化”与本体回归

20世纪戏曲发展出现"戏剧化"倾向,这种倾向在进入1950年代后表现为斯坦尼戏剧理论的影响,戏曲的程式与表演传统逐渐丧失。其根源不仅来自现实,还可以从诸如李渔的戏曲理论尤其是"结构论"、"非奇不传"论溯因,这些观点与现代戏剧理论颇多契合,这使得人们在理论观念上出现一种误导,放大中国戏曲"戏剧化"作用,使其追求走向极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戏曲优秀的作品也都是体现了这些方面的。但除此以外,中国戏曲更重视诗化、诗性和写意空灵。而且所有这些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最终都变成体现中国戏曲写意和诗性总体原则的有机构成。近年来戏曲创作与理论学术之本体回归,是人们对戏曲发展的自觉和反思,立足戏曲本体,努力建立中国自己的、民族的和原创的戏曲理论体系。     

明代戏曲中的词作初探——以毛晋《六十种曲》所收传奇为中心

戏曲与词有着天然的内部联系。今以《六十种曲》为例,专论其中明传奇文本的剧中词之著作权、词牌运用、语体色彩、叙事与再现等问题。剧中词著作权属于前人、为明人套改前人成篇或剧作家原创。剧中词词牌与日用类书、小说存在某种高度的相似性,大致可以分为叙述体与代言体两类叙述方式。     

论宋词常见叙事模式

尽管程式化的写作模式极易使创作走入类型化的藩篱,但宋词在叙事方面形成的模式化的体段配置,从一定程度上看又有助于“借叙事以抒情”手法的运用,从而促进宋词叙事的不断成熟。宋词叙事的常见模式主要有四种：贯穿互补型叙事模式、直进式线性叙事模式、今昔对比式叙事模式及环形包裹式叙事模式。宋词叙事模式的成熟,有效融合了词体抒情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宋词叙事独特的审美趣尚。从宋词常见的叙事模式角度出发,探讨宋词叙事艺术的共性特征,对突破“词言情”之传统窠臼影响,揭示词这种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叙事个性,以及发掘一批重点词人的创作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窦娥冤》叙事结构的评析

如果运用李渔关于戏曲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关汉卿<窦娥冤>的剧情结构,可以认定窦娥一人,拒绝"逼亲"一事,是该剧所立之"主脑",从而论证李渔"立主脑"的结构理论符合戏曲艺术的叙事规律.     

论《闲情偶寄》之戏曲文体思想及意义

李渔的《闲情偶寄》肯定戏曲文体特有的叙事性、舞台性,是戏曲编剧技巧、舞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进,也是在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的新创。他将戏曲与“史传诗文”并列,抬高它的文体地位;更从形式、创作、功用等方面说明戏曲是“绝大文章”。他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戏曲文体服务于舞台演出的目的,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又从戏曲叙事性的角度,要求“结构第一,一人一事”。李渔发展了王骥德“大头脑”、金圣叹“一人”“一事”等意见,强调戏曲创作要有吸引观众的新奇故事,能够收到深入大众、劝善戒恶的传播效果,并将“一事”引申为戏剧的核心事件及引发后续情节和戏剧冲突的重要关键,深入到了叙事和戏剧的本质。史传叙事思想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重视,也是李渔戏曲批评的理论来源。李渔称戏曲与史传“同源而异派”,客观上将戏曲纳入叙事文学的轨道。又将叙事批评的“人情”“物理”概念引申到史传及其他传统文学,肯定了戏曲这种俗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这显示出李渔以戏剧为本体、以登场为目的、以演出效果为标准的戏剧观构造下的戏曲理论超出一般文人戏曲思想和评论的特出之处。     

“花雅之争”与戏曲音乐体制的转型

清代剧坛＂花雅之争＂的重要结果之一是中国戏曲音乐体制由曲牌体独擅天下转变为以板腔体结构占据主导,戏曲音乐完成了两大曲体的过渡与交接,中国戏曲由此进入现代化发展历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传统南北曲包含板腔变化的曲牌联套音乐体制,清代京腔带有过渡痕迹的曲牌、板腔兼用体制,清代秦腔成熟的板腔变化音乐体制,及民间小戏逆向发展的音乐体制演变路径,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戏曲音乐向现代转化的发展轨迹。     

论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萌芽——先秦之“舞”、“巫”、“优”

包括元杂剧在内的中国戏曲是最具有全面性的综合艺术,其构成至少包括歌舞、科白及代言体的故事扮演这几个主要方面。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语言、歌唱三者而成＂。这句话概括出了歌舞与动作表演在中国戏曲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先秦时期的乐舞、巫觋歌舞以及优的表演则孕育了后世戏曲表演艺术的因子。因此,研究中国戏曲的发展,可以从先秦＂乐舞＂、＂巫＂及宫廷＂优＂的表演中寻得其发端。     

文学批评中的"老"与"嫩"——中国古代形式批评理论札记

老与嫩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一对很重要的对待性范畴,它们很好地概括了古人力求完粹,高不伤肤、雅不落巧的的创作追求,适切地传达了后经典时代中国人独特的文学经验与审美趣尚。其中,老指作品体调风格的老熟与老成,嫩指字句声色的俊美细腻乃或庸腐华伪。老的外在征象是平淡朴拙,但也与绮艳壮丽有关,是为用雅为老,它的取得端赖人心的完养与阅历的积累;嫩固然被认为是文中一格,但其正面的运用更主要在戏曲小说批评。至于两者意义在宋代得到集中诠解,大抵与其时特殊的世相人心以及由此造成的特殊文学趣尚有关。特别是老所挟带的幽邃意旨,所征象的精神世界,连同所含蕴的文学创作的成熟丰秀之美,都与宋世存在对应关系,并对明清两代文学批评产生影响。     

浅析廊在传统园林中的作用

作为建筑中一个独特的类型,廊在中国传统建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由 于中国传统园林自身的特点,使廊对传统园林的作用更大,以至几乎到了无一园无廊的 程度。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详细的归纳和总结廊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作用,来研究廊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重要地位。     

被发现的风景——国语运动与现代儿童文学的兴起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现代文艺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得到相对一致的方向性指引和一元化规训.<讲话>以后渐次展开的"文化下乡"运动促使作家在思想改造与语言实践的层面进一步"工农兵"化,然而作家语言观念的转变一旦落实到文学实践,仍然遭遇到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难以协调的创作难题.     

联大精神与现代主义诗风

在提出两个基本范畴———学院精神和现代主义诗风的基础上 ,试图探讨两者的内生性的关系。意在说明 ,现代主义诗歌的发生因素之一端 :西南联大的学院精神对这一重要的诗歌形态的内在影响。这种影响以鲜明的智性风格为特征 ,在现代主义诗歌群体的形成以及其创作的特殊技法、表现手段乃至风格特征等方面留下了无法忽略的印痕 ,因而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的重审     

论唐五代词对传统诗学的容受与反馈

词诞生于传统诗学已基本成熟并具有广泛影响的隋唐之际。敦煌词作为词体创作早期成果的遗存,是词体的原型,在题材内容与艺术风格两大方面,都与传统诗歌差别不大。另有70余首唐五代词作,还直接反映出作者或时人的词体观和词学观。但无论是主张"诗词同源",强调"寄托"与"雅正",还是坚持"真情"与"词骨",甚至是欣赏"清越"、"豪放"格调,也都与传统诗学一脉相承。唐五代词对传统诗学的容受与反馈是全面而深广的。     

论孔子礼仪思想的基础、特质及现代价值

孔子提出了血缘、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礼仪学说 ,开创了以人为本、以家为基石的礼学体系 ,确立了中国礼学的中庸风格。孔子的礼仪思想 ,体系庞大 ,内容丰富 ,为我国礼仪思想趋向成熟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经过取舍、改造和重构 ,已经转化为现代文明的精神要素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对中国美学和诗学的重要建树

《二十四诗品》是盛唐诗歌各种美学风格的概括和总结,体现了司空图对诗歌艺术多样化的审美追求,是盛唐诗人的审美理想在诗学理论上的集中反映,它所描绘的二十四种诗歌风貌,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诗歌的意境创造,对唐以后的美学和诗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二十四诗品》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典美学和诗学在理论上已经步入成熟。     

论当代戏曲写意性风格的舞台表达——以温州“南戏新编工程”为例

戏曲在长时期的艺术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写意性表演风格，一直是其最为重要的舞台形态，也是当下戏曲排演时不断探索的主题。温州“南戏新编工程”的六部剧作通过舞台意象的选取、舞台行动的展现、表演节奏的控制等方面成功地在当代的剧场舞台上诠释了戏曲表演的写意性。     

徐筱汀戏曲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学术贡献———民国时期戏曲研究学谱之十六简

戏曲史家徐慕云驰名中外,其弟徐筱汀亦与戏曲结缘,且堪称多面手。在戏曲研究方面,涉及戏曲史、戏曲演出、戏曲教育、戏曲音乐、戏曲服饰等多个领域,且均取得不俗成果,其学术观点屡为国内外著名学者征引;在戏曲创作方面,曾为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写过剧本,并编有《陆文龙》、《打金枝》等轰动一时的剧目。徐筱汀的戏曲脚色研究、戏曲术语研究、“京派”“海派”研究等,在一定意义上开风气之先,颇具学术价值。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