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存异共同打造"辽海文化"品牌

由于史学同行们的信任,我一连三届忝居辽宁省历史学会会长之位.我认为,作为地方史学会,其主要职责是团结、协调、支持我省史学同仁更多地从事地方史学研究,挖掘辽宁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服务.于是乎,加强辽宁地方史学研究,繁荣辽宁地方史学成为我们学会办会的宗旨和学会工作的重点.俗语说: "外行领导不了内行."由于学会工作的需要,特别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实施"五点一线"对外开放战略的需要,迫使我们改变了轻车熟路的研究方向,进入了有些陌生的地方史研究新天地.     

省社科联与省历史学会举行新春联谊会

2003年月12月29日四川省社科联与四川省历史学会在川音大厦联合举行了“四川省史学界新春联谊会”。与会史学界专家学者回顾了2003年我省史学界取得的成绩和省历史学会的工作。2003年省历史学会牢牢把握历史学科的基础性，认真开展历史的基础研究，积极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辽宁史学百年回顾

20世纪辽宁史学如同中华民族近百年史 ,发展之路崎岖不平。自清末至“九·一八”事变 ,金毓黻和他的史籍是杰出代表。日伪统治时期实施奴化教育 ,史学研究遭到扼杀。新中国建立后迄 2 0世纪末 ,是辽宁史学快速发展、成绩辉煌的 50年 ,出版史学著作 50 0多部 ,发表论文 40 0 0余篇 ,在清史、史学史、奉系军阀史、甲午战争史、东北军史、军事后勤史、“九·一八”事变史、中国改革史、东北民族史、东北地方史、辽宁考古学及满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了优势和特色。在新世纪 ,要使辽宁史学持续发展 ,更加繁荣 ,需加强四项建设 :即更新观念、形成团队精神、造就大师、研究手段现代化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历史文本的初生产与再生产

在今日“历史研究”一统江山的时代,可增加“历史记录”。为了防止“历史记录”理解出偏差,又找到了“历史回顾”。为了说清楚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之分,提炼出了“历史文本初生产与再生产”一对概念。历史记录与历史编纂,是传统中国史学的主流分法。前代史领域只有历史研究,而当代史领域会有历史记录与历史研究两类。“历史记录”是“无中生有”的历史文本初生产活动,是一种文本建构机制。历史记录是增量研究,历史研究是存量研究,是“有中更优”。提升历史记录的位置,凸显“历史记录”的重要性,可以丰富历史学活动的想象空间,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人才培养重心的转移。加强历史记录研究最好的办法是建设一个历史记录学科,然后采取相应的有效步骤与技术。     

学衡派史学思想述论

学衡派将人的活动视做历史的主要内容 ,人们“保生”、“乐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因 ,同时以此作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在史学研究上 ,学衡派强调史学研究应该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上 ,学衡派充分认识到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并总结了发掘整理运用史料的系统理论 ,尤其主张把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路。对于历史诠释 ,学衡派反对运用现代的理论去比附历史 ,而是主张将历史事实放入历史环境中 ,做“了解之同情”。学衡派就古史问题与顾颉刚等人进行了辩论 ,事实上双方实无太多分歧 ,辩论有意气之争的意味。     

四川省当代史学研究会首次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四川省历史学会当代史学研究会在成都召开了首次学术讨论会。会议就如何评价中国当代史学、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

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是现代工业发展、现代社会成熟的理论成果;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或曰信息社会发展形成的思想结晶。在史学研究领域,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研究兴趣的转移。现代主义历史研究以揭示历史演变的大趋势为目的,即历史一线发展进步论;以中心、精英为主要研究对象,即西方社会中心论,西方精英史学,西方民族国家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历史研究则以打破历史一线进化、注重非中心、非精英和非理性的活动为主要特点(法国历史思想家福科等为代表人物),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是其最为显著的标志。第二是对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颠覆。现代主义的史学认识论以实证主义观念为基础,即在主、客严格区分的前提下倡导"科学史学"、"客观史学"等。后现代主义则通过"话语的转折","语言学的转折"等理论对现代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加以否定,重新界定了历史研究的性质和意义,重新区分了历史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影响十分重大,争议也十分激烈。对中国史学来说,20世纪是中国史学界全盘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世纪。进入21世纪,我们如何总结开发2000年来和20世纪中国史学的遗产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当代史研究

正在兴起的历史政治学或可拓展史学研究论域，给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研究带来一定的跨学科启示。本体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揭示了政治史，特别是国家史在当代史研究议程中的重要性。认识论层面，历史政治学提醒我们不仅要研究国家史，更要在国家史中做研究，增强对历史过程中的“国家”及相关概念、机制、解释等的检视。方法层面，历史政治学中一些非属传统史学的新型分析工具会丰富、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提升其研究的理论阐释和概括能力。     

黄仁字史学方法探要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表述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历史研究方法上，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对其采取审慎和批判的态度。他注重归纳、比较和技术分析，以得出历史研究结论。他还坚持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结合，并突出历史专题研究。其历史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综合特征。历史表述上，黄仁字注重语言叙述，阐释了文史关系。重视图表的作用，这些都增强了历史表述效果。另外，他的史学表现出口述史学的特征。     

"可能"与"可能性":关于历史事实认识与表述的思考——对一种史学观的质疑

曾业英在一篇评论中表示相信史学研究能够复原和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史学家可以断然肯定自己的历史认识;并对提出推测、写有较多“可能”的历史论文提出批评笔者针对该评论集中表达的一种史学观,从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等角度,指出历史发展呈多面性、复杂性、偶然性,且由于过去的事无法直接观察和检验,史家在历史认识上又难免有局限性,因而历史记载和历史构图很难做到客观、全面和准确无误。文中通过援引中外史著的例子来说明,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史家可以、而且应当就历史的若干未知环节及可能情况发挥想象力作出推论和假设,并使用“可能”、“大概”的语词来表述。此外,对史事这种经验知识的陈述进行论证只能用归纳法,而归纳论证只能得出或然性的结论。因此那些充满“必然”、“确实”等用语和声称其结论是唯一正确的史著的真实可靠性反而值得怀疑。而对未确定的史事进行可能判断,则显示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史学研究上的可错性、开放性和选择性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古为今用":历史研究还是历史应用

当前的中国史学中存在将历史研究和应用混淆的弊端,片面强调"古为今用",给史学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历史研究和历史应用作为历史学两个不同层面,其要求和目的都是有区别的.     

陈垣历史人物研究的成就与特点

历史人物研究自古以来即深受中国史学家的重视.陈垣是中国现代史学大师,历史人物研究是其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果卓著.且呈现多种研究和著述形式,形成了以宗教人物为主的多样化人物研究,在人物研究上以坚守文化本位和弘扬民族精神为旨趣,提出了独到的诸多历史人物研究方法.陈垣的历史人物研究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和成就,也是其史学思想和成就的开山之基.对此加以深入研究,既有助于深化对陈垣史学思想和成就的认识及评价,也对今天的历史人物研究有重要借鉴意义.     

试论史学界的“炒古”现象——从《华夏探源》说起

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究历史的真面目,而不是为了世俗名利。近年来,中华民族的源头问题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许多学者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有人盲目信古、复古,发表没有科学根据的言论,再加上媒体盲目的炒作,使史学研究走入歧途。《华夏探源》一书提出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所谓“新观点”,出现了很多常识性的错误,但还能顺利出版,并得到媒体的大力推荐,这是作为“史学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缺乏史德、盲目“炒古”的表现。为了制止“炒古”现象,使史学研究走向正轨,需要国家、史学研究者和新闻工作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     

论雷海宗的理论史学与实践史学思想——解析《历史过去的释义》

雷海宗先生的理论史学和实践史学思想基本体现在《历史过去的释义》一文里,他在文中主要谈及或论述三个问题,一、区分“历史”的两种含义,即现实中的历史和史学中的历史;二、分析史学中历史的特性,即主观性、流变性和时代性;三、强调研究历史的现实性及其未来指向性,告诫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不仅要重构过去的旧历史,更要努力创造现在和将来的新历史。     

历史这门学问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历史这门学问渺茫而遥远。在上个世纪初,曾有人对北京大学的洪业教授说:“历史”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立死”,是一种要死的学问。这看法在今天也算普遍吧,比如在大学生选择专业时就看得出来。进了历史专业的同学,大多没把历史当作第一志愿。史学家总想为自己的职业辩护,申说它如何“有用”。这方面说法很多了,不劳我来重复。我个人也以为“史学无用论”不怎么全面,不过却乐于承认,由于社会变迁,历史经验不再像古代那样,能长久地保持实用性了。所谓“用”往往意味着“实用”。在这一角度论证史学对现实有用,确实不太容…     

《历史研究》(1954-1966)编委遴选及变动原因分析

1954年创刊的《历史研究》汇聚了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精锐之师,代表着建国以来历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创刊之前,郭沫若等人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了十八位编委人员。随着史学和时代发展,在1954至1966年间,《历史研究》进行了三次编委调整,其中既有人员的增补,也有编委的撤换。这几次编委的变动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历史研究》编委的变动及工作情况折射出了五六十年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值得后人进一步思索。     

论学术史视野下的史学史研究

在当前史学发展中,迫切需要倡导兼指得失、尖锐泼辣的史学评论,需要对历史学各个专业、各大专题的研究历程与状况予以学术性的总结、评析,需要加强史学史的研究。这三个层次具有相同的学术特点和学术方法,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统称之为"历史学科学术史",其实质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下总体强化与分支细化的史学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历史学科学术史研究,可形成对史学业绩评定的学术性社会机制,对于克服浮躁的不良学风、保证历史学健康、繁荣地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美国公共史学研究综述

1978年公共史学诞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至今已经有近40年的历史。由于公共史学的研究领域、方法不同于传统史学,因此在扩展传统史学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共史学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公共记忆以及"公共事务"上,进而实现专业史学家在公共领域的"复出"。其在研究方法上同样区别于传统史学,在不断拓展学科内涵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材料上不局限于传统史学所必须的文史资料,转而大量使用文史之外的多元化资料。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我的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出版在即,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的张瑶女士来电嘱我为这本集子写一篇序言。读着手上的校稿,既有几许欣慰,也不乏一丝苦涩之味,不由得想起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思绪一下从现在又跳回到过去,于是拉拉杂杂写下这篇文字,权当“立此存照”吧。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想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