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棠棣之花》是郭沫若系列历史悲剧的发端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随着抗日战争民族斗争的烽火走向了成熟的阶段,以其战斗的风格,悲剧的艺术,磊筑起了我国现代话剧史上的一座高峰。《棠棣之花》是郭沫若抗战时期六大历史悲剧的第一部。它的成功,迎来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高潮,成为作家大型历史悲剧走向成熟的标志,显示出作家历史剧艺术的独特风格。     

《棠棣之花》综论——郭沫若历史剧研读札记之一

(一)剧本的产生郭沫若开始执笔写这个剧本是在一九二○年春天,当时作者还在日本留学,是九州医科大学二年级生。原准备写成十幕,实际上只写出五幕,由于作者自己对整个写法不满意,只保存了第二幕和第三幕(作者自认为这两幕较有诗意),分别发表于一九二○年和一九二二年。后以《棠棣之花》为名收进他的诗集《女神》。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五卅”惨案的事件过程中,作者目睹英国和印度巡捕飞扬跋扈,弹压行人,因而触发了创作欲望,以十天左右的工夫,写成了独立的两幕剧《聂嫈》(即现在的《棠棣之花》的最后两幕)。写成后,曾在上海演出过两场。后来收在他的戏剧集《三个叛逆的     

郭沫若的历史剧《虎符》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在抗战时期连续写出了六部著名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南冠草》和《孔雀胆》。这些剧作不仅反映了风雷激荡的时代精神,而且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郭沫若的史剧深受毛泽东同志的称赞。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写道:“你的史     

风雷荡黑暗,闪电放光明——《屈原》五幕二场分析

郭沫若一共写了十二出历史剧。五四时写了《卓文君》,《王昭君》,《聂荌》。抗战时写了《屈原》,《虎符》,《筑》(后改名为《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棠棣之花》。解放后写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这些历史剧以题材的丰富、内容的深刻、风格的独特,为我国历史剧的创作领域,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为人类精神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郭沫若的历史剧中最负盛名的,影响最大的是一九四二年年初创作的《屈原》。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加紧了对蒋介石的政治诱降;一面集中兵力疯狂地扫荡我解放区。蒋     

郭沫若诗剧的写意手法和情绪结构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是从诗剧开始的。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他一共写了八个诗剧,即《黎明》、《月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湘累》、《广寒宫》、《孤竹君之二子》。其中《凤凰涅槃》等六个诗剧分别收入诗集《女神》和《星空》。可以说诗剧创作既是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的滥觞,又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中,有一个“向戏剧的发展”阶段。所谓向“戏剧的发展”就是指诗剧的创作。他说:“我     

从《湘累》到《屈原》

屈原的悲剧形象,曾经两度出现在郭沫若的笔下。一九二○年写了独幕戏剧诗《湘累》,一九四二年又写了五幕话剧《屈原》。郭老一生,作剧二十(我把剧诗也算在里边),而获得这种一写再写之幸的历史人物,除了聂(?)姊弟(剧诗《棠棣之花》、话剧《聂(?)》、话剧《棠棣之花》),也只有诗人屈原了。《湘累》是五四时期诗名远播的《女神》中的一篇剧诗,《屈原》是他在抗战时期六大史剧的压卷之作,创作时间相距二十余年。那么多年以后旧题新作,自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想就两篇作品从悲剧的诗到诗的悲剧,作一些探索。     

郭沫若战国史剧创作的文化根寻

郭沫若的战国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的反秦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观察视角的局限被搁浅了。本文试图从作品蕴涵的楚文化因素入手,打开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个深层奥秘,这样,反秦问题之意义也就了然分明了。一楚文化是崇尚自然的,这与南楚故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绕”(《汉书·地理志》)的地理环境     

胡笳垂千古风厉识高节——从戏剧冲突看郭剧蔡文姬艺术形象的塑造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早年以火一般的热情写下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历史剧作,激荡着彻底摧毁旧世界的反抗精神,体现了革命人民争取民族主解放的要求.形成他气势磅礴,格调昂扬,诗意浓郁的独特艺术风格.伴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郭老的历史剧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创作悲剧到创作喜剧,由暴露黑暗转而歌颂光明.一九五九年《蔡文姬》一剧的问世,便是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作者在《蔡》剧序中说:“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为实现这一艺术构想,作者选取了文姬归汉这一典型历史事件,通过对文姬一生离合悲欢独特生活经历的描绘,着力渲染了曹操文治武功的业绩.郭老以史学家的慧眼卓识,剧诗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论郭沫若战国史剧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女性形象在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无论是早期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还是晚期的“翻案文章”──《蔡文姬》、《武则天》，女性形象都是第一主人公。相比而言，郭沫若抗战六大史剧中的女性形象地位不如前者突出，然而纵观这六部代表着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成熟和高峰期的史剧作品，特别是以战国时代为题材的四部战国史剧，我们不难看出，其中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塑造非但毫不逊色，而且因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内涵闪耀出更为夺目的光彩。“古今相通”的主题取向主题是题材思想意义的集中体现…     

“开辟荆榛千秋功业,驱除荷虏一代英雄”——简评郭沫若的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郭沫若写过电影文学剧本这件事,除郭沫若研究者外,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即使在郭沫若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也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电影文学剧本。发表在1963年2、3期《电影剧作》上的《郑成功》是郭沫若唯一的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它,由于生不逢时(因为当时正是大刮“大写十三年”之风,历史剧命运都不甚佳的时代)而没有被拍成电影,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评论。今日研读这一电影剧作,我觉得它不仅是郭沫若个人历史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电影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欣赏。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纪念《甲申三百年祭》发表60周年

一篇名震华夏的史论力作 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抗日 战争时期,他曾经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 任副部长)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 治区组织和领导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他撰写 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深刻 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激励了广大民众的 抗日救国斗志。     

历史剧语言如何"古今共通"——以郭沫若历史剧《虎符》的修改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提出历史剧创作中"古今共通"的语言原则,既是对自己历史剧创作失败与成功的总结,也体现了在文艺大众化语境中的独特见解.相较于其他抗战历史剧,郭沫若对于《虎符》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可以从中探究其历史剧语言"古今共通"观念的形成,及相应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一方面,在全面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中吸纳市民大众熟悉的"旧小说式的白话",成功地营造了"古代的幻象".另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转换中,郭沫若侧重历史剧语言的当代性和规范化,使之符合"今语"的新要求.因此,郭沫若提出和实践的"古今共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指引着历史剧语言不断创新.     

论郭沫若的史剧理论与史剧创作

历史剧创作,是建国以来聚讼纷纭的题目。在我国现代剧作家中,郭沫若同志是以创作历史剧宏富称著的,就历史剧写作之恒、成就之大而言,无出其右。(先是戏剧诗,再是舞台剧,最终是电影剧本。)从郭老的作品来研究历史剧创作问题,应该说是有意义的。这就是我写作本文的原由。     

关于《三个叛逆的女性》的评价问题

一九二三年四月,郭沫若发表了历史剧《卓文君》,翌年二月,他的史剧《王昭君》又被刊出。一九二五年六月,他又作了两幕史剧《聂》,并于同年九月出版。一九二六年三月,作者将这三个历史剧合编为《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 《三个叛逆的女性》从它问世以来,人们的看法就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例如一九二三年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上演《卓文君》时,“竟闹起了很大的风潮。”“县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借口剧中相如唱的歌词是男先生唱的……以为大伤风化,竟要开除校长。”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艺术特色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给我国新诗的创作揭开了崭新的纪元,那么他的历史剧则给我国的戏剧创作,特别是历史剧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郭沫若的历史剧,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且还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灿烂的瑰宝,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极其宝贵的艺术经验。     

郭沫若论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同志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杰出的戏剧家,他创作的剧本,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瑰宝。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包括诗剧和未完成的剧作),除《甘愿作炮灰》是现代题材外,其余十八个都是取材于历史或神话的。这十八个历史剧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给予极高的评价。郭沫若不仅对历史剧的创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发表了许多关于历史剧的主张和论述。学习、研究这些主张和论述,对     

评王淑明“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郭沫若是“五四”以来的前辈作家,他为我們写了許多优秀的詩歌、戏剧、和学术論文。对这样一位杰出的作家的作品,应当有正确的評論。读了王淑明同志在1958年第二期“文学研究”上发表的“論郭沫若的历史剧”后,使人觉得,王淑明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比較详尽地阐明了郭沫若历史剧与历史的区別,以及他創作历史剧的目的是为了“借古喻今”;在文章的开头指出了作者写“历史剧是有意識地将它作为一种斗爭武器来使用……較之那些虽然取材于現实     

重现历史生活的图景——论陈白尘的历史剧

陈白尘的戏剧创作,以讽刺喜剧著称、历史剧见长,成绩卓然。我国现代历史剧作家颇不乏人,人们公认以郭沫若为艺术大师。但是,陈白尘的历史剧,在创作实践,史剧观点和艺术成就等方面,又与郭老有所不同。为了全面了解和更好评价陈白尘的戏剧创作成就,探索历史剧创作的多种途径,对他的历史剧作些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陈白尘的历史剧作,自1930年在镇江《前锋》发表第一个历史剧《墙头马上》以来,到1979年在北京《剧本》发表《大风歌》为止,前后50年间,共创作和发表过《汾河湾》《虞     

《屈原》简论

如果说五四时期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高涨期,以诗集《女神》为代表,那么,抗战时期则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二个高涨期,以六部历史剧为标志。特别是历史剧《屈原》,更是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