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僧尼法号、师德号与“学位”称号考——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石刻文字资料显示,辽代僧尼有法号,得自具戒时,之前用俗名;部分僧尼得法号之同时另取法字;僧尼同辈之弟子或门人的法号首字相同。辽代高僧名尼有师德号,师德之号由皇帝赐之,受赐条件为德法双馨;德高法重之大师、大德可由二字师德号晋升为四字师德号;一些高僧名尼在荣获师德号的同时,还会被赐紫及授俗官誉职,并荫及弟子和俗亲;师、德之号有差别,前者关注学问,后者侧重寺业;赐号程序是由大德而进大师,师号高于德号。辽代僧尼有学位称号,分不同层类,获得学位称号的基础是专攻之术业;学位称号有两类:一是××法师,一是讲(业、念、诵、习)××××沙门(比丘、比丘尼);在第二类学位称号中,可依其首字之含义,分为高、中、低三个层级。     

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

《元史》《诸王表》的前言说:“元兴,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亲之义者,亦优且渥。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厥后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日也。”表中所记有元一代藏族封王者仅有一人,“白兰王。琐南藏卜,至治元年封,后出家,泰定四年还俗,复封。”(卷108,表第3) 《释老》中又记载:“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     

辽朝赐名赐姓现象论析

赐名赐姓是辽朝皇帝维护统治的一项重要政治手段，不仅具有拉拢之意，更是与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动紧密相连。赐人以名贯穿辽朝发展始终，对象相对广泛，且各有侧重，大多赐予汉人契丹名，对契丹人赐予汉名或者赐字，其中寄意是赏赐的一项重要原则。辽朝皇帝赐予姓氏有萧姓和耶律国姓两种，赐人以姓始于辽太宗时期，辽圣宗统和年间以后，均是赐耶律国姓予汉族士人，是统治者应时局变动作出的抉择，同时也透视着汉族士人地位的升降、权力的变化。     

试论护羌校尉制度性质的变化

护羌校尉是西汉武帝时期设置的管理西先事务的秩比二千石的官职.这一官职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朗,前后存在了600余年,在找国少数民族管理制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护羌校尉制度的性质,在这600余年间却随着时代的变化、羌族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大致经历了西汉及东汉初期、东汉中后期、东汉末至南北朝这三个时期。制度的性质由开始的羁康为主,经中期以剿抚为主,发展到后期变成一种虚衔。在西汉的势力伸入河西地区以前,羌族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甘南及新疆等地区,所谓“河关之西南先地是也。滨于赐友,至乎河首,地千里。”“南接蜀…     

析(赐)支河曲之地望考略

“析(赐)支河曲”之名出现在我国史书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了,但“析支河曲”之语源,具体方位、历史沿革等详情还不十分清楚,笔者不揣冒昧,在浏览、综合中外学人论述之基础上,经实地踏探,对此问题提出一点粗浅看法,供研究与爱好者参阅,并请同道师友赐教。     

河池传世铜鼓的“神器”功能

广西河池地区的壮族及其他民族将铜鼓奉为“神器”。人们笃信铜鼓是神赐 之物，具有神奇的本领，是酬神驱鬼、祛灾纳吉的神圣之器，因而总是在最隆重的祭祀活动中 使用，将它视为镇寨之重器、传家之至宝而代代珍藏。     

南凉建国

南凉(397—414)是秃发鲜卑于十六国时期在河湟地区建立的政权。东汉末年,秃发部之祖匹孤率部由塞北迁到河西,以秃发为氏。西晋初年匹孤之孙树机能有众十余万人,势力始大。公元365年后树机能曾孙思复鞬在位,约当前凉(317—376)和后凉(386—403)时期,遂据凉土,以庄浪河至大通河之间为根据地。此处为汉代羌胡交关之路,左瞰武威,前瞻大河,后靠张掖,右达西海,是古来争战之区。思复鞬有六子:     

西北民族民俗剪影——兰州太平鼓与扩廓帖木儿

在兰州市郊的朝阳村、安乐村——白塔山公园东北角山上有一处遗址,这就是所谓的“王保保城遗址”。 王保保,蒙古名曰扩廓帖木儿,系元顺帝所赐,是元末汝宁府达鲁花赤察罕帖木儿之养子,沈丘(今属河南)人。     

关于酉水的记忆——东南战功第一

据保靖县志(清同治十年本)记载：(嘉靖)三十三年，诏调宣慰彭荩臣帅所部三千人赴苏松征倭，于石塘大战，败之。贼北走平望，诸军尾之，于王江泾大破之。录功以保靖为首，敕赐荩臣银币并三品服，令统兵、益击贼。     

北魏出宫人制试探

北魏出宫人制度开始于明元帝时期,此后北魏的各代皇帝大都加以继承,特别是孝文帝时期该制度达到了高潮时期,这一时期所出的宫人,无论是范围还是人数都高于以往.这些宫人多是掠夺来的战败于北魏政权中的女子,此外还有一些宫人是北魏统治区内的平民,由于家人犯罪而被没入皇宫.这些宫人出宫后,或是被统治者安排赐婚,或是回归家中自由婚配.无论她们的归宿如何,出宫人制的施行,无疑对北魏王朝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增加以及社会的稳定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回族哈乃斐教法的本土化

中国穆斯林素称自己属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派别。本文认为 ,从明代开始 ,哈乃斐教法从“法”的范畴走向“俗”的领域 ,具有中国本土的特点。清代苏非派产生后 ,教法从“一元”演变为“多元” ,成为一种“内行外明”的礼仪制度 ,中国苏非派穆斯林遵行的教法是融苏非主张、本土习俗和哈乃斐教法为一体的一个“综合体”。     

明清时期广西城镇商业网络研究论纲

明清时期,伴随着邻省经济性移民的大量涌入,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一批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与口岸。于是以它们为核心,依托所在江河流域构建了四个相对独立的具有明显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城镇商业网络。但缘于内向型经济格局的制约,加之地理的封闭和特定的生存环境,直至19世纪末,广西仍未形成全省统一性的城镇商业网络体系。     

试论元明之际西域、甘肃伊斯兰教的发展

元明之际,受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影响,西域、甘肃的伊斯兰教有了很大发展,是伊斯兰教在西北传播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它由西向东逐渐传播,且受元明两朝统治者对该教态度的影响。     

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

本文根据对撒鲁尔王朝的研究,提出了十三世纪中国撒拉族先民来自该王朝的撒鲁尔人的假设.对乌古斯与撒鲁尔的关系、塞尔柱帝国与撒鲁尔的关系、撒鲁尔人在安纳托利亚和今土库曼斯坦的情况,本文也作了简单的论述.     

元代回回商人在甘宁青的活动和特点

蒙元王朝在其盛时状况时期,无论是在社会经济,还是在交通运输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加之元代对商业活动的保护和有效管理,都为元代社会地位较高的回回商人在甘宁青的商业活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虽然在整个元代而言,甘宁青回回商人的商业活动无法和东南沿海及中原地区的回回商人的商业活动相提并论,但是这一时期回回商人相比于他们的先民唐宋时期的"蕃商".他们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

本文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考证我国北方重镇齐齐哈尔城的兴建 ,系由清初达斡尔总管首倡 ,以达斡尔族为主按“民筑”的方式建成的 ;齐齐哈尔城名是由当年倡议建城的达斡尔总管所驻在的齐齐哈尔村名延续而来的。文章考述了达斡尔族为兴建齐齐哈尔城做出的贡献     

西汉合浦港口考辩

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及考古、地质资料的分析,认为合浦大浪城址不是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所推定的西汉合浦港址,而是北宋开宝五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2~983年)的廉州治所遗址。汉代合浦港应是在今廉州镇西南一带。     

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 ,对西域都护的称谓和建置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了探讨 ,提出 :西域都护设官于汉宣帝神爵二年 ,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期为加官 ,属虚名 ,约在汉成帝时变为国家正式编制下的实名官职     

沙陀族历史杂探

有关沙陀都督府、沙陀族共同体、沙陀族姓等问题 ,学术界向来说法颇多 ,这些说法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本文依据史料认为 :唐初西域地区并无沙陀都督府建制 ;构成沙陀族共同体的基础是“沙陀三部落” ,不能把早期的沙陀突厥与尔后的沙陀族视为一体 ;沙陀族除沙陀三部落外还包含有其他民族成分 ,学术界过去只将李、刘、石三姓视为沙陀族姓与史实不符。沙陀族姓是沙陀族共同体丰富内涵的真实反映     

阿拉善蒙古与清廷联姻述评

阿拉善蒙古是清朝皇帝实行政治联姻的重点部落,有清一代,该部与清皇家的婚姻始终不断。本文以清皇家族谱《玉牒》为主,结合其他文献,对阿拉善蒙古与清皇家的联姻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揭示,并对联姻的特点及其与清朝统治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满、蒙古、汉血缘融合等问题进行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