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隐逸赋的个性特征与承传意义

以《游北山赋》为代表的隐逸赋既描写了王绩个人的隐逸生活,也深隐着他一生的思索与矛盾复杂的生命意识。他遵奉老庄的自然价值生命观,但儒家的济世情怀与伦理价值生命观在他那里也根深蒂固。他既有通达的死亡态度又不乏对游仙的隐约向往。王绩赋文中这些矛盾心绪既有时代风云的影响,也有地域文化的浸染;既源于家学的熏陶与培育,更关乎个人的经历与秉赋。对应于三仕三隐的人生历程,王绩的赋风也经历着由细密富丽到淡朴疏野的渐变。无论从赋篇语言与结构的过渡,还是从隐逸思想与题材的承转来看,王绩在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承传意义。     

隋至初唐嘉遁之风与汾阴名士王绩

王绩是初唐隐逸士人的代表。其隐逸特征已由六朝时期随性而行变为功利性的隐居,代表了当时士林隐逸的风尚。但王绩之所以被归属为汾阴名士,后人在"有为"与"无为"之间多是单向化地选择,其中的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儒学内化修习与个体的纵酒放诞外行,这种特性不单凸显在"仕"与"隐"的矛盾性上,对其诗文创作中骈俪雕镂与疏野朴拙并存的特点也有深层次的诱导作用。在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中,王绩纵酒放诞的特点有异于其他士人,这也使得后人更乐意以"方外名士"的特点去认识和接受王绩,也促成其诗歌呈现出性情之真的自然美感。     

韩国李奎报《白云居士传》与王绩《五斗先生传》之比较

韩国李奎报《白云居士传》与王绩《五斗先生传》受到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影响,均以"号"名篇,取横舍纵;隐去姓氏,模糊时代;叙述语言相近,内涵精神相承。二文亦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五斗先生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比《白云居士传》更为丰满、鲜明;行文结构的安排上,二文也显出差异。     

关注现实哀歌人生 ——晚唐诗人陆龟蒙的愤世文学思想初探

晚唐诗人陆龟蒙自《新唐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后,其诗歌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长期不为人们所重视。他的诗中既有鄙薄名利、清净淡泊的境界,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在倡导遁世文学的同时,其诗歌创作继承了《离骚》中愤世嫉俗、哀歌人生的主题,并与唐末感伤诗相融汇,形成了更为强劲、慷慨多悲的愤世文学。     

督邮主县和陶渊明辞官

陶渊明辞彭泽令后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该篇的序中叙述他辞官的原因,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已交病。”但他仍然“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想任满一年,待公田收获后再辞官。促使他居官八十余日就自辞的原因是“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而萧统的《陶渊明传》及《宋书·隐逸传》、《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都说促使辞官的直接原因为“岁终,会郡遣督邮主县,吏请曰:‘应     

正史《隐逸传》反映的隐士隐逸原因及编撰意图

隐士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阶层和政治力量,它对社会政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正史为隐逸列传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本文对十四部正史《隐逸传》所记载的约282名隐士进行排比分类,将我国古代隐逸的原因分为6种类型。并对正史为隐逸列传的原因作了详尽的分析。     

颜延之与陶渊明关系考辨

《宋书·隐逸传》称: 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这是关于颜延之与陶渊明交往的最初记载,其后萧统《陶渊明传》及《南史·隐逸传》皆录其说,后人作谱,每每相沿,于是颜延之便当然成了陶渊明的晚年知交,二人关系甚笃,更不复疑。然考颜延之评陶之论以及渊明生平创作,疑窦颇多,所谓“情款”     

林逋诗中的愤世思想

林迪(967——1028),有《和靖诗集》四卷,《宋史》入隐逸传。他在文学史人是占有席位的诗人。 诗坛对他的传统评论是:隐逸诗人,诗风平淡,“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 与他同时代稍后的梅尧臣,在他的《林和靖先生诗集序》中云:其顺物玩情之为诗,则平淡邃美,咏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辞主平静正,不主乎刺讥,然后知其趣向博远,寄适于诗尔。 《四库提要》云:其诗澄澹高远,如其为人。 《辞海》亦云:其诗风格淡远,内容大都反映他的隐逸生活和闲适心情。     

唐太宗时代诗人创作述评

围绕唐太宗周围的诗人诗作 ,有咏史、咏物、咏舞女的 ,有抒怀、抒离思、抒羁愁的 ,有写景的。表现出一定的艺术魅力和新的时代精神 ,显示着唐诗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在唐太宗时代 ,最值得推崇的应为隐逸诗人王绩的诗篇。与唐太宗周围的诗人相比 ,他们的创作活动正好形成朝野呼应的态势。王绩表现出与那些诗人迥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创作倾向     

儒、道思想交汇中的挣扎——王绩精神世界的诗歌解读

在初唐的诗人中,王绩是诗风较为独特的一位,他平淡自然的隐逸诗风难以掩盖心中不平的块垒。通过对其诗作的解读,便可了解他在儒、道两种思想双重影响下的精神世界。     

屈原应该名原字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载＂屈原者,名平＂。此后,不少《楚辞》大家都将它与＂正则＂、＂灵均＂的解释相对应,致使屈原名平字原的说法相沿已久。笔者从十条主要材料的梳理入手,疑＂屈原者,名平＂中的＂名＂为＂字＂之误,屈原就叫屈原,平应该是他的字。     

刘向《列女》、《列士》、《孝子》三传考论

刘向作《列女》诸传 ,其实是对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作了创造性的运用。正是这种具有创造性的做法 ,不仅使杂传文体得以形成 ,也使刘向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杂传的作家。刘向所作《列士传》、《列女传》、《孝子传》三传 ,不仅是杂传之“始作” ,而且其中鲜明的小说品格 ,又开启了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之路 ,汉魏六朝杂传由此成为唐人传奇的重要源头。     

《穆天子传》研究述论

《穆天子传》是一部颇为珍贵的历史地理文献与优秀的文学作品。清代以前的学者主要对其进行了文字校注和诠释工作 ,由于学术界对其价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有关《穆传》的研究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民国时期 ,《穆传》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些学者的研究方法已较为科学 ,在史料分析与理论概括方面均有所建树 ,但由于受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影响 ,有的学者对《穆传》的研究也存在诸多方法和理论上的缺陷。建国后 ,《穆传》研究工作全面走向深入 ,研究视野日渐开阔 ,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使得《穆传》研究日臻呈现多元化趋势     

佛经与《列仙传》之关系辨

《列仙传》是释道合流的产物。中土文学对佛典散韵结合形式的模仿并非始于唐代之变文,应言《列仙传》首肇其端。我们试从佛道二教渊源、《列仙传》内容、结构体制与佛经的种种微妙关系角度阐释佛经对《列仙传》的深层影响。     

明代中后期隐士与山人之文化透析

明中后期,隐士相对减少,而山人奔走于天下,成为这一时期一种较为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果说明代隐士仍然是传统隐士文化的延续,那么山人则是传统的隐士文化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作用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现象.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隐士和山人及其不同的社会交往范式,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诠释这一特殊现象.     

南宋遗民词中人格形象的建构

南宋遗民词中的隐士形象,给词体文学的抒情世界和审美意蕴注入了新质,反映出宋元易代之际民族社会的苦难和词人个体命运的不幸,以及他们寻求解脱苦难、摆脱不幸的途径,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     

唐代传奇《李娃传》的转用: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

汉文写的朝鲜小说《王庆龙传》就是唐代传奇《李娃传》的翻版小说。《王庆龙传》的故事情节虽然和唐代传奇《李娃传》相似,但是女主人公妓女玉丹形象上发生了差异。朝鲜汉文小说《王庆龙传》翻版的过程中受到了明代冯梦龙《玉堂春落难逢夫》的影响。但是,与《李娃传》和《玉堂春落难逢夫》相比,更加注重了《王庆龙传》中女主人公固守贞节的烈女形象。其原因是贯通朝鲜社会的儒教意识形态,因为朝鲜社会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就是为一个男人坚守贞节的女性。除了《王庆龙传》以外,朝鲜后期的韩文小说《月下仙传》也是《李娃传》的翻版作品。这部作品中,女主人公也坚守贞节,被封为了贞烈夫人,也表现了朝鲜翻版小说的转用现象。     

从《穆天子传》看神话历史

<穆天子传>真实性问题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讨论,即:<穆天子传>所记穆王西巡之事的真实性与<穆天子传>为西周史录的真实性.笔者倾向于认为<穆天子传>是以周穆史官的记叙为基础,至于它的完善、定型则有可能是稍后的事情.当然,在近两千年的流传过程中,仍难免存在文本的缺失错讹与删改的现象.而其真幻结合的叙事特征完全符合"神话历史"的逻辑.在新史学语境中对<穆天子传>的再认识,需要对其文本背后的玉文化背景的真实性的认识为基础.<穆天子传>研究的深入需要新的视野和方法的介入.     

麓山寺建寺年代再考

关于麓山寺建寺年代,一说建于西晋泰始四年(268),二说建于南朝宋泰始四年(468)。结合《宋书》和《名僧传》对《高僧传.竺法崇传》进行考辨,竺法崇生活在四世纪,不会晚至南朝宋,竺法崇并非《宋书》中的释法崇。参照《名僧传抄》目次,《竺法崇传》其余材料均可采信,详稽考之,竺法崇游湘洲建麓山寺在四世纪初(307 328年间)。     

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