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陈亮的思想与朱陈"王霸义利之辨"

宋学到南宋发生一个重大变化 ,即理学 (道学 )兴盛 ,成为显学。与之相对的浙东事功派 ,亦兴盛起来 ,形成了与居于主导地位的朱熹所代表的正统派理学之间的对立。事功派的代表人物陈亮具有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 ,与朱熹展开了“王霸义利之辨”。就历史观而言 ,陈亮坚持历史进化论 ,以效果论来辨析“王霸义利” ,属于唯物主义认识论     

论“朱陈之辩”并非陈亮的“免死之计”——与汤勤富同志商榷

本文就汤勤富同志提出的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乃陈亮“免死之计”的观点进行了商榷：“汉唐之辩”是朱熹首先发难的；陈亮有关“王霸义利”思想是一贯的；当时陈亮与理学的境遇并非困厄。     

功利与道义之间—陈亮、叶适对朱熹的挑战

王道与霸道、道统与非道统历来是儒家内部争论的主要话题。南宋期间此问题论争达到顶点。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与朱熹就功利与道义展开激烈论战。陈亮提出“王霸、义利-元”的观点,而叶适则直接否定了朱熹所宣扬的道统论。     

“王霸之辨”论析

孟子将“王道”解释为“以德服人”，将“霸道”解释为 “以力服人”，有一定的偏颇性。孟子以后，“贵王贱霸”思想长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本文还原 “三王”与“五霸”的真实历史，并列举了战国时期、两汉时期、唐代初中期、宋元时期、清初与晚清时期关于“王霸”或“德力”的讨论。今日我们对待“王道”与“霸道”问题，不能完全以孟子、董仲舒、朱熹等人之是非为是非，而应借鉴汉代王充“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宋代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元代赵汸“既尊德教，也尊实力”的政治思想主张。古代“王霸之辨”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启示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体，单纯的“德教”政治思想路线或单纯的发展“实力”的政治路线，皆不可取，而将二者结合起来才是明智的选择。     

读《甲辰答朱元晦书》

《甲辰答朱元晦书》是陈亮一一八四年,给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朱熹(字元晦)的一封回信。陈亮是我国南宋时期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法家思想的杰出代表。他生活在南宋大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金人不断南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朝庭屈辱苟安,国势危殆的时代。在如何对待这种苟安局面的问题上,陈亮坚持了法家路线,坚决主张实行改革,提倡富国强兵,举用贤能和有抱负之士,“驰驱战场,赶走女真,收复失地,洗刷国耻”;同反动“理学”家的代表朱熹的反对革新、反对提倡富国强兵、反对收复失地统一中国的反动路线进行了不可调和的斗争。晚年陈亮和朱熹曾多次通信,进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王霸”“义利”之辩。在这场论战中陈亮对朱熹的反动路线予以有力的驳斥和批判。《甲辰答朱元晦书》就是这场论战开始时陈亮答朱熹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功利”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吕祖谦《左传》学中的王霸之辨

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吕祖谦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宋室南渡后的时势,以尊王攘夷之业渐进霸主,以期于王室衰弱时,有霸者出而重振王纲。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吕祖谦在王霸挟择上,偏向以内圣功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陈亮“道存于物”思想浅析

陈亮作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以其独特的道论为基础,提出了道行于事物之间,道不离日用的观点,并进一步阐释了“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思想。陈亮“道存于物”的观点对南宋儒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极其鲜明地体现出陈亮思想的学派特征。     

陈亮与朱熹的“王霸义利”之辩——评南宋时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

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坚定的爱国主义者陈亮,曾与孔孟之道的忠实维护者、反动理学的主要代表朱熹,展开了一场以王道与霸道为中心论题的大论战。这场我国政治思想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集中地反映了儒法两家之间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退,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宋明进步思想家反理学斗争的一场激战。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不但跪倒在孔老二脚下,对朱熹也是五体投地。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论朱升社会政治思想及其影响

朱升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文治武功并著.朱升的政治观念深受朱熹及陈栎思想的影响,对于社会政治具有强烈的担当与道德意识.这使其在社会政治上呈现出“首陈三策”的政治关怀;“适时勇进”的正统观;“通其民情”的民本观;“力行仁军”的军事策略以及“力荐三贤”的人才观等丰富思想.朱升社会政治思想不仅对朱元璋创基立国及初期政局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新中国及此后政策的制定也极具借鉴价值.     

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

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在修辞手法上,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收的檄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非常相似。而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于《弘明集》,与《鳄鱼文》一样,其所讨伐的对象与一般檄文不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方,而是自然界的神灵。韩愈虽然排佛,其实佛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已有论者指出,《弘明集》是他所喜爱的一本案头佛教读物。     

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论朱子与陈亮的德性与功业之争

陈亮以社会结果和现实功效为标准来判断历史发展成功与否,朱熹则用道德动机来判断功过是非.个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一个是放弃历史发展观而纯粹以是否践行了道德理性为判断标准;一个只看到原始生命的价值,一个没有把德性本体客观化.把两者的观点加以比较和分析之后,更为客观合理的第三条思路就自然显现出来,即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综合运...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叶适的道器观及其对心性之学的批评

在浙江学派诸思想家中,叶适对程朱学派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在道与物(器)的关系问题上,叶适的论述较薛季宣、陈亮等人详尽,认为道与器统一,而统一的基础不是道,而是物、事、器,即世界上存在的具体事物。当理学排斥见闻之知,专务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盛行之时,叶适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还从儒家经典、道统及程朱学派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程朱学派进行了驳斥。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论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历时长久,在为人熟知的重义轻利的儒家和重利轻义的法家之外,有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墨家的义利相合论;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和桓潭等人的义以利生论;宋代李觏、陈亮、叶适、王安石、清初颜元等人的义利并重论。梳理把握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构成,可以对其理论价值及其异同进一步加以确认。     

朱陈之辩再思考

朱熹与陈亮的著名辩论在古人眼里是性命与事功之争;而到了某些现代学者那里,又成了功利主义儒家对正统儒家的挑战。然而西方的"功利主义"概念根本不适合用来指称陈亮的立场。而这种不适合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场著名争论的实质。其实,朱陈的分歧并非在是否要功利,而在更加深刻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层次。朱陈之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含义丰富的古人如何理解历史与政治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