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第一个"反英雄"形象

“黑色幽默”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个主要流派之一 ,其主题突出强调“人的孤独”、“世界的荒谬”。笔者认为契诃夫的一些作品可以算作是这一主题的源头之一 ,能够作此结论的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契诃夫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在“荒谬而虚无”的世界里的“反英雄”形象。     

梁启超英雄观辨

关于英雄的界说，梁启超对传统有所继承亦有所扬弃。在英雄与时势、英雄与民众的关系等问题上，梁启超提出了很多新颖的、在当时乃至今日都极有启发意义的见解。我们应当对其英雄观具体分析，抛弃其中杂芜、错误的内容，而不应以“英雄史观”简单概括之。     

陈景润“科学英雄”形象的时代建构

陈景润是中国“科学英雄”形象的代表性符号,其建构体系是中国“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论的典型范式。本文从历史学视角出发,探讨陈景润“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的起源;从核心要素、特殊要素与宏观体系三个层面阐释该形象建构体系的建构要素;从艺术创作的视角总结“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念指导下文学艺术、美术、舞台艺术与影视艺术中各类作品的表现形式;从社会学与受众理论出发,对当前中国“科学英雄”形象建构理念的革新进行阐释。陈景润的“科学英雄”形象建构在当前已经到了一个重新申明建构理念并完善和确立建构路径的最佳时机,如何继承和发扬“科学英雄”建构理念,将是学界要面临的一项系统性课题。     

水浒英雄的起点与终点——《水浒传》英雄性质论争新思考

水浒英雄早期个体的反抗起点往往多因个人遭遇的社会不公而起,有所谓“为盗”与“匪气”的性质,但是由于实现了上梁山在宋江领导下对抗官府而“替天行道”这个英雄群体所追求的理想终点,使水浒英雄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研究《水浒传》须从整体上考察水浒英雄的性质。     

科尔沁地名传说中的英雄与故乡——“风水宝地出英雄”母题探讨

“风水宝地出英雄”,这是科尔沁地名传说的主要母题之一。这一母题是蒙古族故乡崇拜与英雄崇拜相结合的产物。它源于蒙古人“地母”信仰,是蒙古英雄史诗“英雄神奇诞生”母题的传承,他受到了汉、藏文化的滋润,并在近代以来科尔沁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影以及社会环境中发生和日臻成熟起来的。     

论新时代大学生英雄精神的培育

英雄精神是英雄精神品质与精神风貌的统一体。新时代英雄精神表征着一种以爱国、奉献、奋斗、牺牲为核心的英雄价值观,包含着爱国精神、信仰精神、奉献精神和奋斗精神。英雄精神培育的“入场”对于时代新人的“出场”,以及民族精神的赓续有着深刻的内在价值。新时代要把大学生英雄精神的培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并建立和完善大学生英雄精神培育机制,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雄、致敬英雄和践行英雄精神的良好氛围。     

鲁迅的英雄理念及其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叙事

英雄理念是鲁迅复杂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鲁迅从倡导个性主义的需要崇尚英雄。呼唤"精神界之战士"是其英雄理念的重要内容。鲁迅区分了建设性英雄和破坏性英雄。英雄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是他英雄理念的重要方面。在鲁迅英雄理念和他的启蒙实践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鲁迅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叙事是其英雄理念的形象化显现。     

明清英雄传奇章回小说的生成

明清英雄传奇章回小说在吸取前代文学各种艺术积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其艺术渊源是史传文学和说话艺术。史传文学的思想精神、人物和故事情节、结构模式和叙述视角多为英雄传奇小说模仿、借鉴。说话艺术在篇幅上为英雄传奇长篇化提供了条件,“小说”含义的扩大化为明清英雄传奇章回小说提供了更丰富的创作素材,使用的技巧和手法也为明清英雄传奇所效法,讲述故事体制上的特点则直接影响到明清英雄传奇章回小说“分章别回”形式的形成。     

《我是太阳》之英雄再造

邓一光在《我是太阳》中尽力展示英雄的“战神”面目，菜示英雄性格深层的战争能量，在颠覆英雄神话的基础上，人无意识和道德理性两层面再造着英雄。     

"革命样板戏"中的群众——英雄话语探析

群众-英雄话语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化石。“文革”期间,它被纳入国家权力机器,充当了激进文化派消除意识形态异己的话语霸权。作为话语,它以否定性形式而存在,其生产主体也呈现出“有”与“无”的矛盾态。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语录”随时控制着戏剧文本,规定人物的命运,另一方面,光线、构图、歌舞等技术因素也参与了话语修辞。历史证明,这种对话语的极度“提纯”的实验,不过是一场造神的虚妄。     

民初国音的回顾与反思

民国元年教育部设立读音统一会,其宗旨在于统一字音。民初国音(老国音)与清初《音韵阐微》音系有着明显的历史渊源关系。它与清末官话音系十分相近,而与北京音区别显著。老国音实是明清官话音的尾声。五四之后促成北京音取代老国音的重要条件是: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确立北京音为现代汉语标准音是国语统一运动的必然结果。     

张学良国家统一观的理念与实践

张学良的国家统一观,是在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首先他在参加军阀战争中,就提出了反对军阀干涉政治的主张,这是他追求国家统一的心理诉求;东北易帜和易帜后,他把拥护中央、服从政府,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治理念;旅欧后他试图借助德意经验,拥护一个领袖,实行一种主义,以实现国家强盛;西安事变前后,他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是张学良国家统一理念的修正与升华.从反对军阀干政到西安事变,都体现了张学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以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观.     

古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是四千多年有明晰纪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继夏商周、秦汉、隋唐、元明清以后的第五个"大统一"时期。当代中国"国家统一"大业,是在继承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自"王朝国家"至"民族国家"的近四千年的古代中国的中华文明史,有四个大统一的时期,统一时间近两千七百年;有三个大分裂的时期,分裂时间为一千二百多年。古代中国的"分分合合"积淀了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的"超稳定结构",一次次分裂又一次次统一,自小统一至大统一,至封建社会"谢幕"之清朝时期达到"大团圆"的鼎盛,为近代中国(中华民国)和当代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国家统一"的历史遗产和历史传统。     

越国君王世系考

夏帝少康封少子无余于越,以奉禹祀。而自无余之后,越王夫镡之前,前越诸国君之世系一片空白,不见于经传,成为千古之谜。传世珍本《姒氏世谱》之重新发现,自大禹至越王摇之间的世系始见分明。遂解答了：少康为何封庶子于越、前越衰落的原因是甚么等问题,肯定了＂越为禹后＂和越统从未中绝。     

论张学良的和平统一观

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基本内涵是"息内争、御外侮"."息内争"与"御外侮"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这两方面共同影响着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所作所为.张学良和平统一观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实践是与其所经历的东北易帜、中原大战、西安事变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的,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张学良本人与众不同的特殊经历决定了他极具特色的和平统一观.其和平统一观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张学良先生与"东北易帜"内外诸因素

“东北易帜”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使日本侵占东北的计划遭到了很大的打击。考核事件发生的原因 ,张学良先生出于爱国主义的个人努力是第一位的主观因素 ;同时 ,东北人民希望统一之心、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和利诱 ,及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势力的抑制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国两制”的政治文化渊源

“一国两制”是当代中国倡导的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选择。它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沃土 ,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建构中华大文化的理念与传统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本质高度结合 ;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文化意愿与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产生共震效应 ;对一国四地全体人民福祉的深切关怀 ,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合理内质相互贯通。     

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运动的兴起成因浅析

四川农村合作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经济以及政治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西方合作主义逐渐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的条件下,南京国民政府实施合作政策的产物,也是“防区制”瓦解后,振兴衰落农村经济的现实需要,同时,“川政统一”也为川省农村合作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     

有自己作为的"接受史"--《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在接受史研究上的意义

虽然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理论基石基本上依赖于对域外理论的接受,但有关域外文论的中国接受史研究,在<接受的复调--中国巴赫金接受史研究>问世之前,基本上还未受到重视.该著不把"知识"创新的根基落在新观念、新方法、新视野之上,而是让"知识"回归到"问题"的求解这一原始的根本上来,以及它总是自觉地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进行考量,从而在展露出新颖的研究领地的时候,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有关接受史的独到的研究概念与方法的体系,这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的一定的范围或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范式开创意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