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并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一     

论《韩诗外传》的黄老思想

西汉初年 ,黄老思想十分流行 ,甚至一度为统治思想。其时的儒学家也多采黄老之说 ,使其与儒家思想并融。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就吸收了大量黄老思想。他在引《诗》时 ,又同引《老子》 ,使儒、道二家经典同存于一章之中 ,而所引《老子》与《诗》 ,在同章中都是与同一人事或道义相发明的。这种对《老子》的引用 ,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西汉初的儒家对黄老思想的认同 ,以及儒、道典藉并存而不悖的观念。韩婴着重关心黄老的治国、养生理论 ;他在采用黄老观点时 ,往往与儒家思想相发明 ,以黄老来说明儒家 ,其基本立场仍是儒家的。这种情况是汉初与民休息的政治方略的理论需要 ,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儒道互绌互补的又一例证     

《韩诗外传》中的孝忠矛盾

《韩诗外传》是西汉初年儒家学者韩婴的著作,作者在书中特别注重忠道与孝道伦理,并对其进行反复的论证和阐明,努力挖掘能为统治者服务的伦理道德。但是,处于忠孝观念发生着迁移变化的历史时期,对于“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和冲突,他既没有和传统的忠孝观完全一致,也没有一意推广统治者所需要的“忠重于孝”。在韩婴的身上,集中体现出在西汉初年这个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统一尺度蕴涵着的内在矛盾。     

《韩诗外传》中的孝道观述论

韩婴编写的《韩诗外传》非常重视孝道,认为推行孝道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孝主要表现在赡养父母、尊敬父母、劝谏父母、祭祀父母等方面,这和先秦儒家的孝道观基本一致。韩婴发现了忠孝之间的矛盾,但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案。韩婴主张通过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行孝,兴办学校对民众进行孝伦理教育等措施培养社会成员对孝道的认同和实践。     

从《韩诗外传》探析韩婴的易学思想

《韩氏易传》已经亡佚,通过《韩诗外传》研究韩婴的易学思想是目前比较可行的一种办法。此文从《韩诗外传》入手,通过对其引《易》论《易》的材料逐条解析,揭示出韩婴对《周易》经文有很多独到的理解和精彩的阐释。其治《易》风格也在历代易家中独具特色。     

《韩诗外传》经世思想发微

《韩诗外传》明显有着关注现实政治、探求治理之道的经世倾向,其经世思想体现在天道论、王道论、道势论等方面。在“天道”层面,韩婴阐发《诗》“受命而王”的天命观,指出神圣之天以灾异警示君政之失,以民心代表其意志,并决定着政权正当性,从而告诫君主“畏天之威” “敬天保民”。其王道论兼言“以情度情”之仁政与“降礼尊贤”之礼制,主张以井田制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以纲纪礼法维系社会秩序。此外,韩婴又从“道势”关系的角度,强调儒学之正统地位,挺立儒士人格,鼓励他们坚守士节,积极参与政治,以“道”的力量抗衡帝国形态下不断扩大之皇权。     

漫谈《韩诗外传》中的举贤思想

我国自古有举贤的思想,《礼记·礼运》就提出“选贤与能”的主张。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多有这种思想。而西汉人韩婴的《韩诗外传》中,这种举贤任能思想最为突出。首先,他非常强调贤才的作用,举出禹兴桀亡、汤兴纣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故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 得贤则昌,失贤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五卷十     

韩婴

韩婴是西汉初年著名的学者。《汉书》“韩婴传”及其他一些典籍,都记述他为燕队。乾隆《任邱县志·人物志》把韩婴列为“儒林”第一位,并明确记载:“邑城南有韩太傅祠。”任邱古为郑县,西汉时属幽州之涿郡;诸侯争雄的战国时代属于燕国。所以说韩婴为任丘人不无道理。 韩婴生活的年代,正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不久。当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我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方面的空前窒息。西汉统治者总结秦速亡的经验教训,比较注意了倡导思想解放、言论自由。起初,黄老之术受到重视,得以流行。后来,儒家逐渐活跃起来,他们以秦的速亡为借鉴,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大力宣扬,并屡屡向皇帝上书言治乱之道,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所以,在汉初的博士宫中,有很大一批是儒生,韩婴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儒生之一。他曾仕西权的文、景、武三朝。文帝时为博士,在社会上很有名望,在思想上对皇帝有直接影响。汉景帝明,韩婴迁为常山王太傅,故世人又称他为“韩太傅”。汉武帝时,几次召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世之道。韩婴曾和著名大儒家董仲舒在武帝面前进行过一次辩论。史称“其人精悍,处事分明,仲舒不能难也。”(《汉书·韩婴传》) 韩婴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是他对《诗经》进行注释。“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从     

《韩诗外传》的贫困考验主题及其文学价值——兼论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形象和故事演变

儒家的安贫乐道思想在《韩诗外传》中得到了完整的继承。其中孔门弟子安贫乐道以及克服享乐诱惑的故事,形成了贫困考验主题,传达出儒家以义为重,以德为先的精神理念。儒家经师韩婴有意采用了踵事增华的叙事笔法,故事中有明显的想象、虚构成分,典型化特征十分明显。《韩诗外传》的叙事手法直接影响了汉代的叙事文学,它所具有的小说因子和小说形态在中国早期叙事文学研究中应引起更多的重视,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双向互动,把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韩诗外传》与先秦《诗》学渊源关系探略

相对于齐《诗》、鲁《诗》,《韩诗外传》保存完整。《韩诗外传》的引《诗》与《左传》引《诗》取义、孔门诗教、孟子以意逆志说、《荀子》用《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韩诗外传》的解《诗》与先秦传《诗》方式一脉相承,直接承继先秦《诗》学精神而来。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孔子诗论》“《关睢》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论叶适对《诗》的史学解读

叶适认为,《诗》既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又是史书,故对《诗》亦应从史学角度展开解读。他联系历史对小《序》进行辨误,试图还原诗教原貌;利用《诗》《序》、周史考补《诗》本事,意欲彰先圣教化,获得经世治国的教训与启示。叶适反对"孔子删诗说"显示了他对史实及《诗》文本的尊重。叶适以史解《诗》既为匡补汉、宋之学流弊,又反映了他兼顾经史、核义理与见事功并重的治学思路。叶适阐发的"经亦史"的观点代表了"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观念,成为明清时期社会改革思潮的重要理论来源。     

博综深究著意精微--评《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宋代是“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两宋时期由于疑经惑传思潮的兴起,儒家五经的权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王安石撰《三经新义》,是第一次挑战汉唐经学的义理之学,正可反映人们对此前汉唐经学的厌弃。不过,在南宋立国之前,五经余威犹存,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仍是学术之核心,修身治国之圭臬。但是,由于义理之学的持续高涨,到南宋乾道、淳熙之时,以朱熹《四书集注》的完成为标志,重定“四书”为义理之渊海,其目的尽管没有,其实也不可能达到,但“退五经而尊四书”的过程却告完成。从此,四书一跃而超过五经,成为传统中国学术思…     

孟子的“五经”系统说

儒家推重六经之教,早在孔子时就已奠定儒家化的六经系统。而孟子奉行的却是"五经"系统,有对《诗》、《书》、《礼》、《乐》、《春秋》的称引与论说,然而独不言《易》。孟子不言《易》的原因在于他将《易》尚且视为卜筮之书,也与孟子并非稷下先生且所持之学与齐、楚之学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一定关系。     

《淮南子·道应训》对《韩诗外传》说理方式的承继与创新

“引事以明言,或引言以证事”的说理方式,定型于《韩诗外传》,我们把这种说理方式简称为“外传体”。《淮南子·道应训》继《韩诗外传》而后使用了这种说理方式,并在说理实践中有所发展创新,使这种说理方式更加完善,更加流行,从而显示出说理通俗化的优势和推广普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的强势。徐复观认为,先秦两汉有两种说理的语言形式,即历史家的和哲学家的,而“外传体”的说理既有历史家的具象,又有哲学家的抽象,不同于二者,又兼二者所长,堪称先秦两汉的第三种说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