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孝的关系及其现代价值——以《论语》“其为人也孝弟”章为主

仁与孝的关系问题,即是仁为本,还是孝为本?本文以《论语·学而》章有子"其为仁也孝弟"章及其历代代表性注疏为主,在进行纵向的思想史梳理的同时又进行横向的哲学体系辨析,指出汉唐以孝悌为仁之本为主,宋儒提出论性仁为孝悌之本,论行仁孝悌为仁之本,把"仁"看做是超越的形而上本体,而把"孝"统属于"仁"本体意蕴之中,强调孝的道德实践性。明清以后学者批评宋明儒者,回归汉唐孝悌为之本,从思想史的发展逻辑上看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仁与孝关系的讨论融天道性命与百姓日用、道德哲学与道德实践、伦理核心与伦理基础为一起,形成体用、本末、先后、总分等相互融摄、相互包含,形成了相辅相成、相维相济、互为支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而独特思想结构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仁孝同修成为儒家道德实践的重中之重,仁孝并举成为评价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的最高道德标准。传统的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为仁孝的文化。仁孝文化的提倡,无疑应是当下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的三重视域

朱熹行政哲学思想具有深刻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意蕴。在本体论层面上,其以"理"为核心,确立了行政人格的性善基调;同时,其对理气关系的论述,为行政关系的固化和等级秩序的合法化提供了内在基础。在行政价值论层面上,朱熹以公为核心,阐发了理与公、公与私、公与仁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公的本体论依据、并划定了公与私的边界、明确了公与仁的实现路径。在行政认识论层面上,朱熹遵循"理一分殊"的逻辑,肯定了理在分布上的均等性与主体对于理之体认、践履的个殊性之间的二元分化,并指出了通过"即物穷理"而去除遮蔽,彰显人性中之天理、达致行政主体之人性彰明的路径。朱熹的行政哲学对于当代行政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理·仁·礼”看二程的孝道思想

"理"是二程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仁"则是天所赋予、己心所禀之"仁性"、"仁德","礼"则是现实生活中践行"仁性"、"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和生活准则,而作为"礼"之一种的"孝"则是践履"天理"、"仁性"、"仁道"的具体行为。二程在突出诠释"孝道"的实践价值的同时,予"孝"以形而上的诠释,使"孝"之外在的行为仪式具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从而使"孝"这一人伦规范具有了形而上的本体论依据和价值源头。     

孝悌之道与德性修养

儒学是仁学。从孝与仁的关系看,孝是仁的现实根基,从德性修养的角度看,孝是完善个体德性和促进社会德性的现实出发点。分析和理解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与精神主旨,是把握儒家德性修养理论的关键环节。     

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建构初探

早期儒家对于孝道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孝敬父母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从早期儒家经典来看,早期儒家对于孝道的阐释主要是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儒家德目的关系入手进行思想建构的。文章对于孝与爱敬、孝与忠、孝与礼等道德条目的关系作了归纳和梳理,初步回顾了早期儒家孝道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对于理解儒家孝道思想的多重性有重要意义。     

孝的仁学价值论说

孝具有十分重要的仁学价值,主要表现为孝证明仁心的存在、孝养成仁的人格、孝推动仁的实践。认识孝的仁学价值不仅是充分、全面把握孝道思想不可缺少的基础,而且亦是避免对孝的理解狭隘化和愚化的重要前提。     

古代“孝道”的社会化、政治化对当前道德建设的启迪

孝道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在古代,孝道被视为"德之本""仁之方",它植根于人先天具有的"良知良能",可从中培育出爱、敬、仁、义等美德,并通过推己及人,行之天下,使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发展为政治伦理,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孝治天下"的重要工具。"孝"文化虽然存在若干历史局限,但它所包含的合理性仍可以抽象继承。孝道最符合人的天性,以它作为道德教化的突破口容易被人们接受;孝道是善良的种子,它的生根开花必定会结出道德的果实;孝道是一种永恒的价值,它的升华可成就无私的博爱。社会化与政治化巧妙结合是古代由"孝治"到"德治"的战略设计,"倡"与"导"同时并举是古代推广"孝道"的战术举措。借鉴古人对孝道的社会化与政治化作无缝对接的战略思维,可以为当前推动道德建设、净化社会风气找到一个突破口。     

试论传统“孝道”文化——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以及孝与忠、刑的关系

传统孝道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最具特色。从历史上说,它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相关;从内容上说,它能够成功地把政治、法律与之进行有机地整合。这集中体现在孝与忠、刑的关系。孝与忠是密切相关的,“忠孝一体”、“移孝作忠”。但孝与忠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孝与忠的分歧,集中地反映了私与公两种道德、父权与君权两种关系的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孝已经上升到由法律来担保其落实。如此以来,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孝道的极端化、片面化与绝对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之以辩证地、具体地态度来对待,从而实现传统“孝道”的创造性现代转换。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     

儒家孝道伦理的现代解读

“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研究和弘扬孝道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孝”的起源、内涵等方面对孝道文化做了总体的阐述,并就孝道与家庭和谐、家庭教育及社会和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孝道文化的博大精深及其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借鉴意义和深刻影响。     

董鼎《孝经大义》对朱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

宋末元初,涌现出一批以羽翼与阐释朱子著作为己任的理学家,董鼎即是其中之一。董鼎以朱熹《孝经刊误》为经,取代《孝经》今文、古文本,模仿朱子解《四书》的体例撰著《孝经大义》。他以理言孝,以孝统摄仁与礼,并以“全人”为孝的最终价值目标,丰富了《孝经》义理,完成了朱子学对《孝经刊误》的理学阐释。《孝经大义》促进了朱子著作的经典化,是我们观察朱子著作经典化的重要实例,在《孝经》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论五四时期的“孝道悖论”

在"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情地抨击孝道,一方面又深情地躬行孝道,我们将此现象称为"孝道悖论"。孝道悖论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孝道问题上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以新文化运动中三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即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为例来考察这一现象,我们发现尽管他们非孝的理由很多,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因为在婚姻上尽孝(服从母亲之命)而非孝,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孝心而非孝。他们未能将某些具体行孝规定与源自内心的孝意识和孝义务加以明确的区分,这是导致孝道悖论的重要原因。孝道悖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孝的不可否定性。     

先秦儒家的孝道及其现代意义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孝不仅是指从物质上赡养父母,而且包括精神上尊敬父母。孝是实行仁的根本,由“孝亲”推而广之则是“泛爱众”的仁德。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并把它推广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札记》等典籍中也有许多关于孝的阐述。在当前把握并弘扬先秦儒家孝道,对于维护家庭与社会稳定,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具有积极意义。     

近代非孝论争再审视

近代非孝运动对传统孝道进行了全方位地批判,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尤为激烈。五四之后三十年间,现代儒者回应挑战,对孝道进行重新解释。总体上看,双方一反一正在解决共同的问题:孝道如何应对时代,应对现代化的要求。非孝论者批判传统孝道移孝作忠成为专制社会的制度基础,现代儒者则努力强调孝道作为亲子伦理的意义;非孝论者认为传统孝道强调子对亲的单向义务伤害乃至牺牲了子的权利,现代儒者认为整体上儒家伦理关注关系双方的规范,同时强调单向纯义务作为个体自主选择的崇高道德意义;非孝论者认为传统孝道束缚个性发展,现代儒者则努力挖掘孝作为人之天性、本性所具有的个性完善的意义。双方的论争为当代讨论孝道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个人德性之孝的重要作用可由家庭推扩向国家、社会;孝的义务一定要建构在情感基础上;孝可起到实现人生终极价值和不朽意义的作用。     

论现代家庭的孝道"错位"现象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孝"的思想经过了历朝历代的丰富和发展,至今仍成为调适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行为规范.然而在现代的许多家庭中,孝道出现了"错位"现象.本文分析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孝道的重新归位,并以法律形式给予孝道应有的地位,运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利用道德评价作用来规范社会的敬老道德行为,以待重振社会孝道,构建家庭新型伦理关系.     

朱熹的“状仁”说及对爱的诠释

朱熹"状"仁之体突出的是"公"的价值,贯穿的是"爱人"的观念。仁与公的关系,实质上即仁与人的关系。"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虽不构成爱的原因,但却是落实博爱所必需,为博爱的推行准备了条件。朱熹与张栻在仁说上的争论,重点围绕如何处理爱与仁的关系问题展开,并因此引起了性情体用之辨。从坚持仁与爱相关联出发,朱熹要求于情中体性,在爱中及体。相应地,人所应做的,是"为仁"而非"求仁"。朱熹不同意韩愈"博爱之谓仁"的界定,认为不能以用代体。佛教的无缘之爱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毁己以成物,本身就背离了普遍之爱的原则。儒家由亲亲到仁民爱物,是实施博爱的最现实的道路。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孝文化的起源与弃老习俗的关系

本文扼要回溯了我国孝道文化的变迁历史,进而试图回答孝亲敬老的传统与历史上出现过的弃老习俗有无关系的问题。通过对考古发现"寄死窑""模子坟"的分析,认为墓葬形制与孝文化的起源在时间上构不成联系,在内容上也缺乏联系的依据,将弃老视为孝文化诞生的契机缺乏直接的证据。但作者承认,由于人文教化不力,斯文扫地,孝道不举,弃老现象自古至今历代不绝。弃老与孝亲相伴相生,相反相成。孝道具有一种醇化民风、教化民众之功,发扬光大完全应该。     

先秦儒家仁孝关系再探

在孔子以前,“仁”与“孝”作为具体德目分别出现;在孔子及其后学的思想体系中,“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内在普遍道德性,而“孝”则是一种伦理层面上的特殊。先秦儒家对于仁孝关系的讨论实质上体现了中国哲学对于普遍与特殊这一问题的关注。近年来,很多学者着眼于儒家注重血缘宗法的特征,认为“仁”与“孝”之间存在着某种深层悖论,这种“仁...     

试论近代中国的非孝与拥孝

孝道曾被视作天经地义。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孝道开始受到人们的非议。非孝者并非反对子女对父母的敬爱,而是认为传统孝道主恩,使子女丧失独立人格;孝道造成了中国家族本位,不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孝道中的亲亲原则,不利于建立法治国家;孝道中的移忠作孝,成为帝王专制主义的基础。他们主张父母子女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爱与平等的基础上,父慈子孝应该是对应的。而拥孝者则认为孝道是道德的本源与起点,孝道的根本精神在于珍重生命,激发人们爱与感恩的情感。父慈子孝是道德义务,而非对应的权利。正因如此,就不应该因为传统孝道中的一些偏颇,或被帝王利用,就根本否定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