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陕西官学考述

通过对相关分散的史料搜集、探研,对宋代陕西官学的具体情况加以考察：诸如宋代陕西官学有哪些,是否府、州、军、县都设有学校,这些学校由谁创建、为何创建,是大学,还是小学,学生人数有多少,学习哪些科目,学校规模有多大,学田、藏书情况等等问题。通过这些微观要素的考察,形成对宋代陕西官学的基本认识,进而可以分析其在全国教育发展中的地位。     

论唐代前期的“馆监举士”

唐代的馆监系统，指门下省和东宫所辖的弘文、崇文馆；国子监分领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及天宝九载增设的广文馆。合称二馆七学。武德一朝，中央官学和科举取士尚处在恢复时期，科举取士的主要来源是乡贡举子和前朝官学的生徒，馆监举士地位不显。贞观至天宝年间，以监举为主体形式的馆监举士与乡贡相比较，其在科举中的实际地位，有一个前重后轻，由盛转衰的转换过程。本文系统阐释唐代前期馆监举士地位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而说明造成这种变化的历史原因     

宋代“学田＂的几个来源

宋代“学田”的来源途径主要有：朝廷的赐予、各级官府的拨付与购置、民众乡绅的捐赠及书院创办者的自置。其中朝廷赐田、官府拨田及购田为官学学田的主要来源途径，而民众乡绅的捐赠及学校自置则为书院学田的主要来源方式。学田的出现，为宋代文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持。     

北宋地方官学的兴起与发展

北宋的官学系统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在庆历、熙宁、崇宁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中,地方官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且由于朝廷对其发展的重视,到北宋末年,地方官学已相当发达。北宋地方官学从教师选聘、学生管理、教学方法等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为此后地方官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并对北宋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历史沿革及理论思考

本文简要回顾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发展历史，归结出了古代官学模式、书院模式、洋务官学模式、北大模式、农讲所模式、抗大模式和国家包办模式等七种办学模式，同时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在办学模式方面应该是官私并存、既要办好官学，又要提倡私人办学、社会团体办学；走开放办学的道路，灵活主动地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学校内部管理要科学化、现代化、民主化；独立自主，争取外援；培养多层次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提高办学效益。     

宋代书院及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宋代书院渊源于唐末五代的私人讲学机构 ,是一种制度较为完备的教育和研究机构。书院在宋代蓬勃兴起 ,与官学、私学、科举制度以及政府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的演变等等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书院颇具特色的教学和研究活动、自由争辩和讨论的学风、求真求实的问学精神等等是推动宋代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     

“太监学校”教什么

古代中国，无论任何朝代，都不缺学校。有官学，有私学。但是，人们似乎从来没听说过专门给宦官办的学校。有之，始于明朝。明代的宦官，被称为太监。太监的学校．不是教太监们怎样做太监的．跟其他学校差不多，就是学文化。据刘若愚的《明宫史》记载，明朝的内宫，设有内书堂，就是太监的学校。     

北魏官学初探

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我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对北魏历史的研究,学术界多侧重于政治、经济诸方面,而在教育方面,尚少论述。本文试对北魏官学发展的阶段、特点及其作用,作一点探讨。一北魏的官学,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学校。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386年—465年,经历道武、明元、太武、文成四世,此为发展期。道武帝“初定中原”,建都平城后,“便以经术为先,”设立国子学、置五经博士,招收太学生员一千余人。399年,国子太学生员人数增至三千。同年,采纳博士李先     

宋儒的族学思想探析

中唐以来,官学衰微,私学兴盛,庶族兴起强化了家族教育需要,促进了私学的家族化。族学是儒者家族兴办的学校,是家族化私学,是家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宋儒的思想特征与时代需要,宋代族学形式有义学、书院、义塾、家塾等,以跻身科举为主要目的,兼顾天下关怀,以经典与宋学著作为主要教材,强调教师的家族化与名士化,并吸取佛老建构族学祭祀。不论族学的形式、目的、教材、教师以及祭祀,都凸显出鲜明的家族特色,宋学学术特征以及家族重建的时代特点。     

宋元荆楚地区的官学

官学的发展和逐步完善是宋元时期荆楚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成就的突出标志.宋元荆楚地区的官学从草创走向成熟,为明清时期荆楚官学的鼎盛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宋代荆楚官学经历了由零散到普及、由不稳定到稳定的发展过程,不少官学并非一蹴而就,有的历经艰难,有的遭毁而重修.<寿昌乘>所载鄂州武昌县官学的发展及其影响可以视为宋代荆楚官学的一个缩影.元代荆楚官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绝大部分府州县设有官学,一些边远之地也设立了官学,祭祀典礼渐趋完备.楚官学发展的事实表明,学之兴废存乎人,宋元荆楚地区的文化发展并不落后,相反在所谓"山穷、水恶和兵燹"的条件下取得的文化进步,更能彰显荆楚先民开拓进取的可贵精神.     

明清的基层教育与文会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文人聚会论学的写照。文会在明清基层社会广泛存在，具有教育功能和应对科举的作用。就国家教育体制而言，官学与社学、义学是从上到下的教育体系。县、州、府学及以上为官学，县学以下由官方提倡、民间合设的是社学和义学。官学有学田，学生要通过考试才能取得入学资格。社学和义学由于财政有限，多由民间自行筹资兴办。在学校不多的乡村基层，文会由乡族人等自发设立，灵活多样。这种组织弥补着教育资源的不足，对应着国家教育制度的下行。     

宋代书院的兴起及其意义

书院兴起于宋代并获得巨大发展 ,有其特定的背景。一方面 ,虽然通过三次兴学运动 ,官学有所发展 ,但其一直不能完全适应教育和学术全面发展的形势 ,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校形式出现。同时 ,政府的大力支持、学术的繁荣和印刷术的进步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因此 ,书院便在宋代应运而生了。书院的兴起 ,对当时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曾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后世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宋代两浙路蒙学初探

宋代两浙路蒙学分为官学与民间塾学两大系统。无论是官方蒙学还是民间蒙学,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官方蒙学受到政治、文化背景等等条件的限制,不如民间蒙学来得活跃。民间蒙学分家塾、义塾、家学及冬学等,教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宋代两浙路的蒙学教材数量相当多,质量高,许多读物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影响较深的蒙学教材。不少宋代两浙路蒙学教育者已认识到儿童好戏嬉的天性,提出了一系列顺性而不纵性的教育原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重要意义。     

宋代州学教授设置、选任与职掌考论

宋代地方官学在三次兴学运动中得到迅速发展,地方官学教授的设置逐渐普及;选任制度随之不断完善,由朝廷特注转变为举辟、考试学官,并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指射、定差法等任学官法;州学教授除了传道授业、管理州县官学外,还主持并参与地方文化活动,有的还直接参与地方政务,职掌的逐渐多样化,凸显了他们在处理地方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论宋代邸报的双重性特征

宋代邸报是进奏院状报的一个分支性报纸,它虽具有官报的性质,也与进奏院状报的内容、印刷方式、发行大多相同,是在进奏院状报层层传抄和摘录过程当中的产物,属于进奏院状报的范畴,但邸报又有自身的特点,刊载的内容有时超出进奏院状报的范围,有较强的新闻性,所以邸报并不等同于进奏院状报。另外,邸报与宋代小报相比较而言,二者的传播内容和读者对象、新闻时效性大多相同,但在性质上小报属于民间报纸。由此可知,宋代邸报具有双重性特征,既有进奏院状报的官报性质,又含有宋代小报的一些民间报纸的性质。     

宋朝中央官学教官的聘任与考核活动

宋朝中央官学是宋朝士子向往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和太学是宋朝中央官学的典型代表,国子监是代表朝廷管理中央官学的核心机构,为朝廷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太学是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为国家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宋朝中央官学教育的顺利开展,得益于一支道德高尚、学养丰富、管理有方的教官队伍,教官的选聘具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按不同类别和职级进行分类管理,同时还要进行严格的道德素养和教学业绩考核,旨在优化教官队伍结构、提高教官素质,促使其尽心尽力地施教与管理。     

试论明代的教育及其管理制度

学校及其制度是学校教育的必要条件,明代的学校有官学和私学两类,培养了许多人才,为维护明朝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明代的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明朝前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认真总结明代教育及其管理方面的得失,对我们当今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辽朝东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辽朝东京地区的官学教育,经过不懈努力,有了较大发展,设置了东京学、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教育机构,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官学教育体系,但东京地区官学教育的发展仍呈现出地区间的不平衡性,地方官学主要集中于汉族、渤海遗民聚居区,其它地区相对比较薄弱.这既与辽朝的治国思想与文教政策有关,又与东京地区儒家文化基础紧密相联.     

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教育

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族教育雷学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王朝在民族地区所实施的民族教育（即以民族地区的官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是个从无到有的渐进过程．对之进行研究，当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民族教育和民族关系的情况，也有助于我们探讨现今的民族教育问题。一、民族...     

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官学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