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克维尔的公共道德观

托克维尔认为,公共道德对于维护现代民主中的自由是必需的,他的公共道德以“正确理解的自利”原则为核心,是一种结合了自利与公益、个性与公共性的现代公共道德。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中公共道德比较研究——兼论中美文化产品争端案中公共道德问题

WTO货物贸易协定(GATT)第20条和服务贸易协定(GATS)第14条均涉及到公共道德问题,各国可依据公共道德的理由而豁免该国在GATT或GATS下承担的部分义务。通过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两个协定下公共道德的含义不尽相同,GATS中公共道德的含义及适用条件都要严格于GATT关于公共道德的规定,将两者等量齐观,有失偏颇。在涉及货物贸易的中美文化产品争端一案中,WTO专家组将涉及服务贸易的美国博彩服务案中对GATS第14条(a)"公共道德"的界定复制适用,认为GATT与GATS中的公共道德含义相同,这给中国在该案中援引GATT第20条(a)"公共道德的例外"为文化产品进口争议措施进行辩护造成困难。     

以场域观消解知识分子公共性与自利性的对立

现代知识分子是自利性的还是依然具有公共性，一直以来争论频频。由此导致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迷茫。通过梳理知识分子自利性与公共性互相对立的诸种观点，认为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能够消解这种二元对立：自利的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栖身于学术场域中寻求着自身的利益，但这并不阻碍他们投身公共领域的政治场域，赢取政治和符号利益，如此就使知识分子在自利的基础上，由自利走向公共，实现多重场域里多元角色扮演中的公共性和自利性的统一，这对知识分子在理论与实践中的意义都极其重大。     

政府自利性:问题与对策

政府代表公共利益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与此同时,政府追求自身利益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由此可知,政府是具有公利性和自利性的矛盾统一体.当"官意与民意"相左、"公意与私意"背离时,政府的自利性与公利性就会出现严重的不兼容,政府自利性的消极影响随之显现出来.政府自利性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政府在承担其职能时将会根据自身的利益偏好而行动,从而导致政府实有职能的扩张和应有职能的萎缩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建立以报酬激励和晋升激励为导向的功绩制、以适薪养廉为依托的薪金制、以及以约束为基础的权力平衡和制约机制.即建立健全兼容的激励机制和高效的约束机制,是解决政府自利性问题的基本制度安排.     

"动态发展的广义经济人假设"的构建--兼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性基石的变迁

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和"理性"都具有不可检验性和非现实性,因而"经济人假设"历来是经济学界一个永久的争论话题.提出用"动态发展的广义经济人假设"来取代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并依然沿用"自利"和"理性"两内核,只不过引入"广义自利"和"广义理性"的概念,而且强调要用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广义自利人"和"广义理性人",这一新的视角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当代公德与私德的抵牾与和谐

当代我国私德与公德的矛盾可谓是暴露无疑,一方面,一部分人为了追逐私利,私德败坏,破坏公共利益与社会秩序,侵蚀公共道德与社会风气。另一方面,国家道德代替公共道德,在全社会倡导高层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侵害个体权益与私德。因此,当代中国公德与私德和谐关系的建构对于我们推动社会发展,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亚当·斯密的个人自利及其道德性

亚当·斯密对个人自利的强调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斯密的个人自利不仅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且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这一个人自利在斯密的时代就蕴涵和表现出了一定的道德局限性，现代兴起的对正义的研究正是对个人自利局限性的克服。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审美现代性阐释

“以美育代宗教”意味着在现代社会,审美可替代宗教承担其统治时代的启蒙—救赎的重任.在宗教衰落、资本主义兴起、社会逐渐分化的现代社会,分化使领域之间及其内部获得自律性的同时,也在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巨大的矛盾,从而使公共道德体系垮塌.而与宗教共通于个人情感体验的审美,却因其无功利性和普遍有效性,在对抗因目的理性和宗教缺失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和信仰空白中作用显著,“以美育代宗教”成为弥合现代工业社会危机,建立公共道德规范的合法途径.     

论超越政府的自利性

政府除了具有管理公共事务的本质属性之外，还具有自利性。其主要源于个人、团体和阶级的利益追求，具体表现为政府组织成员、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自利行为。强化政府公共性和控制政府自利性也几乎是所有现代国家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政府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强化政府人民层次上的自利性，着眼于维护社会正义和高效率地提供公共物品。     

转型时期我国政府自利性问题研究综述

政府自利性问题是政府管理与政府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本文拟就国内研究者关于我国政府自利性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包括：政府自利性的内涵、政府自利性的结构与特征、政府自利性的影响、政府自利性扩张的原因、遏制政府自利性扩张的对策建议等。     

公益慈善的道德机理

公益慈善作为社会性的德性,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志愿性的道德行为,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维护以及道德实践困境排除的重要途径和迫切需要。从利他维度看,公益慈善是超越利己但不排除利益的利他行为,同时其是源于同情心但不排除理性的利他精神。从公德维度看,公德发展呼唤公益慈善发展,同时公益慈善与公德又是互利共生的。基于合理地回应社会问题的需要,我们对公益慈善进行道德原则设计与方式探索,这对于现代公益慈善合理性论证具有理论指导性,对现代道德实践具有现实指引价值。     

横向政府间公共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基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执行中,横向政府间由于微观自利性与集体宏观理性矛盾,容易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经济人”和“资源稀缺”假设成为博弈起点,通过集体行动逻辑视角对横向政府间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博弈实证方面,政治上“试点权”谋夺和政绩考核竞赛、市场上“市场壁垒”和“道德风险”、制度上“税费让利”和保护性法规政策是其博弈场域。因此,推动横向政府间进行执行合作,走向正向博弈,需要在政治层面上进行选择性激励,在市场层面上进行权属界定,在制度层面上进行外部强制,使其走出集体行动困境。     

论道德建设的重点:诚实守信

诚实守信虽然只是立身做人的起点和出发点,然而,正因为有这样的起点和出发点,其它一切高尚道德的发生和发展才有可能,它是立身做人的道德基石,它决定着道德性质和走向。法律虽然能对市场主体的"利己心"起到限度作用,但市场主体利己心内在的限度最初并不在法律那儿,而在道德那儿;高尚的道德规范对市场主体的利己心并不能够起到限度作用,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对市场主体的利己心才能起到限度作用。以诚实守信为重点,既体现了对以往道德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又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以诚实守信为重点,抓住了当前道德建设的主要矛盾。     

叙事与裁判——从"劫人质救母"案说起

司法过程是一个叙事的过程。当事人通过动听的叙事争取利己的裁判,大众以道德为名建构美德佳话,法官在人情与法理之间徘徊。法官必须在不同的故事版本之间进行剪裁与抉择,既要避免道德裁判的质疑,维护法治的权威,又要回应大众的声音,保障裁判的公信力。法官只有保持张弛之间的合理限度,才能创造出裁判的美妙篇章。法律是可以被解释的故事。     

环境保护视野下“人类共同遗产”概念反思

在近代以来权利思维模式的影响下,用类概念的人类取代集合概念的人类,并把环境要素与从环境中获取的财产相混同,从而形成了"人类共同遗产"这一概念,而各国的自利动机最终把这一概念推进了矛盾重重的困境。尽管"人类共同关切"概念在许多方面都比"人类共同遗产"概念更为合理,但不足以解救困境中的"人类共同遗产"概念而成为环境保护视野下对待有关国际公域的正确态度。在环境保护视野下,"人类利益"才是对待国际公域的正确态度。人类利益的实现机制是国际社会应当努力合作探寻的对象。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维护社会公正，让“德福一致”成为价值导向

德福相背损害了社会公正,影响了道德的可持续发展。要维护社会公正必须实现德福一致,让“德福一致”成为 价值导向,因为德福一致体现了道德和利益的统一,体现了利己和利他的统一,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平等,而实现德福一致的 有效路径就是建立道德回报机制     

现代道德教育的代际路径和代际模式

道德教育在本质上是一个代际关系问题。在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的语境中,与传统道德教育明确划定"教育主体"(如"长辈")和"教育客体"(如"晚辈")的界线不同,现代道德教育是一个代际互动的过程。现代道德教育的代际路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上一代对下一代的道德传递和道德示范与下一代对上一代的道德继承和道德反哺。现代道德教育的代际模式就是表现为"主—主"关系的代际交互模式。     

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