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政策逐渐成为-个热门词汇,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广泛关注.但迄今学术界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往往持一种"问题取向".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演变,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展开的,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转型期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问题取向"虽然使社会政策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迅速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政策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1)"问题取向"虽然可以循着解决问题的进路,迅速地进入"问题",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社会政策长期随"问题"而动,就会成为"问题"的附庸,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政策体系.     

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理论阐释及实践路径

社会发展转型加剧、政策制度优化变迁、现有主流范式局限凸显,使得探索和构建新的农村社会治理范式势在必行。农村社会治理联动范式以治理有效为目标指引、以家国文化和关联主义为价值基础、以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通过党的引领整合、关联权益强化、道德情感支撑重塑社会联结机制,进而培育"使命—责任"型党组织、权益关联型农民群体、公益型农村社会组织等积极联动主体,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联"与治理能力的"动"相统一。     

包容性移民社会政策的建构:目标、理论与价值

无论是国际移民,还是国内移民,都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结构、社会设置和社会秩序提出了全新的挑战,而回应这样的挑战势必成为各国、各地政府的优先关注议题。尽管在社会政策上有着较多的争议,但包容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移民社会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舒茨的知识社会学对此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即政策设计的理论基础是鼓励各个群体相互学习,形成共同的知识库存,从而建构一个扩大的共同体。此共同体的价值基础是深植中国社会的"仁"、"和"、"美"。     

未婚妈妈的社会支持系统分析——以三个个案为例

对未婚妈妈的社会支持系统进行分析,试图以社会学理论结合个案分析,探讨未婚妈妈在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众多不为人知的困境以及在现实状况中所存在的问题,以期使未婚妈妈这一特殊群体走进人们的视野,引起更多人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社会政策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

本文讨论了社会政策对农民工群体社会保护的功能及其意义,认为应明确将“反对社会排斥”作为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的目标,农民工社会政策建设的推进要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生存权保护与发展权保护并重,注重城乡统筹,且要依法推进,循序渐进。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事业单位男女同龄退休问题研究

事业单位男女退休年龄问题是在过去从男性视角希望通过制定倾向性的＂保护妇女权益＂政策的直接手段,来达到男女发展结果平等的指导思想下产生的。借助社会性别理论的分析模式,不但可以更好地理解性别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差异,还可以通过分析男女退休年龄社会政策对于男女两性的影响,找到缓解消除其中存在的不平等和歧视问题的解决对策和方法。     

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制定及其优化

当前,一些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制定呈现"突发事件爆发--公共舆论广泛关注--政府及时回应--社会政策快速制定出台"的路径.这是政府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提高突发事件应对的有效性而作出的必然选择.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制定对我国当前社会政策制定实践有积极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优化完善主要围绕加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政策能力进行.     

消除社会排斥：保护残疾人弱势群体的政策研究

文章从社会排斥的维度打量了残疾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各种社会排斥,说明残疾人群体被边缘化、弱势化的现实,审视了目前残疾人群体保护政策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保护残疾人弱势群体的政策建议。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农民工社会服务问题探析

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成员身份定位及社会福利资格是当下社会政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社会质量理论通过个人与社会及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双重维度建构了考察社会整体状况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社会政策导向意义,运用社会质量理论框架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社会需要,发现服务性福利缺乏是造成农民工制度性排斥的重要因素,亟待提出解决的建议对策。     

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包容特征:解释框架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使得国际通用价值和社会政策之间有了新的对话基础.我国目前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即有着积极的包容性特征:新农保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包容一个重要的社会核心群体-农民;启动了以公民权利和"去商品化"为有机内涵的福利体系建构进程;对农村老年女性群体具有更明显的保障与补偿功能;呈现从群体包容到体制包容的趋向.农民参与率、财政转支率、收入替代率、城乡级差率四个维度可以用来衡量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包容程度.目前新农保仍属于初级包容,包容的程度与水平仍有待提高;而推进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树立和明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包容理念、改革诉求表达和利益分配机制.     

公民权与全球公民社会的构建

公民社会是与作为自然人的私人社会相区别、而直接同政治国家相对应的组织化和政治化的民间社会。其核心的要素是以私人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政治共同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来集中和表达社会的共同意志和利益,使私域中的诉求扩展为公共诉求,以利于开展社会运动或社会斗争, 促成对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改造。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一国之内的国家公民延伸为世界公民,公民社会也越过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跨国结社和社会活动,形成“全球公民社会”,并在全球发挥其影响力、支持力。     

转型时期我国农民弱势阶层的社会法保护

目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转型时期,农民问题始终是关键性问题。由于相关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及国家政策的不适当,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侵害。如何维护农民阶层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探究我国农民弱势阶层合法权益保护的途径和方法,则是需要从社会法的角度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市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

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社会是一种异质性社会,它肯定独立的个人对特殊利益的追求,同时要求以多元利益和多元价值并存为前提的社会和谐。这种现代性要求中蕴含着个人与社会之间独特的紧张关系。近代以来,亚当·斯密、黑格尔、哈贝马斯等人都试图以各自的方式超越这一紧张关系,建构市场社会中的价值共识。这些不同的思想方案虽各有其合理的方面,但却都没有从社会生产及其所决定的社会交往中寻找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为揭示市场社会中价值共识建立的基础及其特征提供了理论资源。     

主流意识形态利益整合功能与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人们利益关注的重心也从精神利益向物质利益转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了从"价值认同"向"利益认同"的转变。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决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能整合不同利益冲突并把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的社会。一切社会冲突的根源,归根到底都与利益有关。能否发挥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具体来说,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在发展中实现意识形态的利益整合功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价值导向的同时开展主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在沟通中实现对多样利益的整合。     

试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发展趋势和阶段性特征

我国进入了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型的崭新发展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发展方式逐步从粗放向科学转变,需求结构从温饱型向发展型转变,利益格局从相对单一向日益分化多元转变,政治参与从动员式为主向自主式为主转变,思想文化、价值取向、行为规范从高度统一向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日益增强转变,信息传播从单向封闭向互动开放转变,社会管理从党委政府集中统一领导逐步向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共同治理转变.     

和谐社会建设中之社会含义诠释

今日通用“社会”一词与我国古代的“社”与“会”的含义不同。在社会建设语义下,应走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雄的“大社会”传统思维范式,更加强调社会的总体利益和社会性目标、注重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满足、强调社会中个体发展的公平性、社会服务提供的完善性等。进行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社会建设需要对“社会”涵义作进一步的析解与拓展。     

“小康”“大同”与“政通人和”——传统社会政治理想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是当代中国社会新的社会治理与发展目标。建设当代和谐社会需要从传统思想资源中汲取智慧,引以为鉴。儒家“小康”“大同”两个层次的社会理想图式,要求我们在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时要善于区分现实政治治理的“善治”与和谐社会道德理想两个层次。传统民众“太平盛世”、富而均平的追求,要求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突出问题加以解决,并将其作为重要价值目标来追求。和谐社会的实质内容和建设目标应体现为“政通———人和”两个方面。     

共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

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两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一般性利益集团往往关注的只是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共利益。相比较而言,现代政党等典型代表性利益集团更具有共容利益,它们会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般而言,执政集团在位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当执政利益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化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治合法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权往往会被新的更具有共容利益的典型性代表集团所取代。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都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理性的执政集团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限制分利集团、打造公共领域、增强公民能力等一些彰显公共理性的路径,以有效应对执政集团共容利益的狭隘化问题;并以不断增强执政集团的共容利益为基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彰显共容利益,走向公共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实效性研究——以河北省为例

我国社会特征中的高龄化和老龄化越发明显,"社会养老"已经成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共识,这需要加快社会理念转型。促进养老保险政策社会化,完善相关保障体系,构建公平、公正的养老保障机制;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养老保险政策实施的实效性;需要引导市场机制的介入,增强养老资金运作效率;加强相关立法监督,规范政府行为,提升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效益。     

以义节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文化基础

先秦儒家并不认为“义”与“利”是完全冲突的,逐利就一定不顾仁义,讲仁义就一定要放弃逐利,二者不可兼得,而是认为“利”和“义”是可以统一的,统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先义后利”。儒家讲“以义节利”并不是以“义”排斥和否定“利”,而是防止个人自私自利之心的恶性膨胀,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的动乱,最终导致全体社会成员皆不利的局面。儒家“以义节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文化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提倡“以义节利”,可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义节利”应该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本土文化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