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凉户与北魏儒学的复兴

凉州是河西重镇,依山傍河,地理形势险,故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水草丰茂的地理环境,富饶的物产储备,相对封闭安全的环境,是战乱之际流人理想的避难所。在凉州建置的百余年间,迁徙的流人促进了凉州的开发,也促使了文学的繁荣。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河西走廊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后,大批平凉户涌入北魏。这批人大多是饱读经书的儒学之士,他们的到来,促使北魏儒学的复兴。     

论北魏自耕农的贫困

自耕农的贫困始终是困扰北魏政权的重要问题。北魏自耕农来源的多元化与致贫因素的复杂化使得北魏自耕农负担不断加重。北魏自耕农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严重的主要原因在于北魏制度设计的缺陷。北魏政权为防止自耕农贫困而采取的赋税蠲免、灾伤赈济以及税率调控等措施仅是头痛医头之举,并未从制度上解决根本问题,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自耕农的贫困。这最终导致了北魏的衰亡。     

论北魏河洛地区的饮食

北魏迁都洛阳后,鲜卑族带来了草原民族的饮食习惯,肉食习俗开始在河洛地区社会风靡开来。南朝降人进入河洛地区也带来了南方的生活习惯,并对北魏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传统的饮食习俗在河洛地区仍然占据重要的份额,食用粟、菜,饮用酒类构成了河洛地区饮食文化的多样风采。     

太原王氏被列为北魏四姓的原因

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定姓族,用法律的手段来规定门阀序列.太原王氏由于先世的冠冕和通过婚姻确立的政治联盟体,借助孝文帝"定姓族"这一契机,得以成为"四姓"之一.     

论北魏西郊祭天

鲜卑拓跋部传统的西郊祭天,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化历程。祭天地点由早期的不固定转为固定发生过多次历史转变。始祖神元帝首次祭天选在夏四月,很可能与汉文化的历法思想密切相关。天坛四门的四种颜色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但追究源头则来自汉文化的五行思想。尽管道武帝皇始元年已经成为天子,但是在举行西郊祭天时则以"可汗"身份。这说明拓跋珪在北魏政权内,具有"天子"和"可汗"两种不同文化的称号。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

北魏制定<议亲律>,赋予宗室阶层充分的法律特权,使其在审判程序、议罪范围和量刑标准方面备受优待.议亲的范围应是道武以来诸帝的有服宗亲,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也包括出服疏宗.国家在处理相关法律纠纷时,通常采取偏担宗室的原则.宗室阶层的法律特权,是其政治及社会地位的真实反映.     

论北魏时期良贱身份制的法典化

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在北魏时期开始系统化、法典化。究其原因 ,一是该时期经济成份的多样化及身份等级的复杂化提出了现实需要 ;二是北魏中央集权政府以强力推动体现儒家礼治理想的社会制度包括身份等级制度的建立 ;三是参与北魏政权的汉人士族较少受到玄学影响 ,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四是传统儒家礼治理论与中古社会、拓跋部早期社会的特征有着诸多契合之处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北魏平城的水环境研究

平城作为北魏的都城长达百年之久.对于处于干旱与半干旱过渡带地区水资源紧缺地区的都城,水是其命脉所在.应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北魏平城的水环境问题,对于今天严重缺水的大同,在合理利用水资源,保障城市供水等方面,应该会有一些历史的借鉴作用.     

论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

邢杲暴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青齐豪强与河北流民之间的主客矛盾,而是北魏朝廷没有按照政治实力大小在南渡青齐的河北大族中施行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的政策。因此,邢杲暴动虽然带有流民暴动色彩,但其性质却是邢杲利用河北流民武装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邢杲暴动又是导致依靠梁朝少量武装支持的北魏宗室元颢轻易占领洛阳,进而引发北魏末年政局一系列巨变的重要因素。     

论北魏前期诸王爵位继承制度的特征

北魏前期,实行虚封爵制,其中王爵是最高等级的爵位.当时国家使受封诸王的后世可以继承王爵.然而,由于对异姓诸王爵位实行降爵继承以及诸王犯罪夺爵和无后嗣继承,因此,并非国家所封的所有王爵都能够为后世继承.北魏国家对为后世继承的王爵实行了嫡长子与非嫡长子继承并行的措施,保证了王爵传承的稳定.同时,还实行了一些特殊继承做法,如过继、复爵、绍封.但这些做法只是对王爵正常继承制的补充.     

关于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北魏明元帝与太武帝时期的太子监国制度，并非为了皇帝亲征所设置，而是皇帝在京师时设置的。明元帝时，皇帝离京出征时开始置留台，为统筹留台而发展为太子一人监国的制度。以往的研究有皇帝统军事，监国掌内政的说法，但在明元帝时期，重大决策交由皇帝裁断，监国也负担一部分军事任务，皇帝则握有内政上的最终决策权。太武帝时期，监国并未被授予军事权，与军事方面有关的镇也由皇帝亲自处理，皇帝与监国职权分明。皇帝的诏经由监国下达到全国各地，可见监国制度运作极为严谨。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北魏行人的文学表现

行人是北魏的文化精英和官方文化的代表,使者的特殊身份又使他们有条件直接接触南朝文化。北魏行人在出使时表现出了向南朝文学学习和靠拢的精神,而其创作则表现出比较独立的北方品格。     

论北魏前期的国家与豪族经济

北魏前期国家直接支配的畜牧业、计口授田、屯田制,尽管使北魏控制了数目不少的土地和劳动力,但由于生产效率较低,没有办法占有和吸纳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因此并没有阻碍胡汉豪族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在此形势下,豪族经济不仅在京畿代地发展起来,而且在北魏统治力量薄弱的华北地区则基本上不受控制。在胡汉豪族经济不断发展,北魏国家掌握小农和土地较为有限的情况下,北魏国家仅靠生产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漏洞百出的赋税体制及横征暴敛的手段,已无法维系日益增长的国家开支。     

从柔然汗国与北魏的关系看北魏北边防务的兴衰

拓跋鲜卑与柔然之间的各种交往是公元4世纪后期到公元6世纪初期北方地区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北魏北边防务措施也主要是针对柔然展开的.与以往中原政权的北边防务相比较,北魏的北边防务具有特殊性.     

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

汉文帝三年有太原之行。此行涉及和匈奴的关系,体现了代-太原地方特殊的军事地理地位。汉文帝在太原的表现,又有仿效汉高祖刘邦回乡的迹象。相关记载对于汉代交通史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论北魏开国爵封地的封授及改封

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注意对受爵者的封地的封授。开国爵的封地,对北魏国家来说,实际是一种封国,所以,国家专门设相进行治理。由于北魏国家所设郡、县有上、中、下之分,所以北魏国家封授开国爵封地的大小,一般与爵位等级具有关系。北魏国家对有籍贯的汉族与鲜卑族官员的开国爵封地实行籍贯回避的做法。对外任州刺史与郡太守者,则实行任职回避的措施。北魏国家可以对开国爵的封地进行改封。改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封地的大小,适应开国爵等级变化的需要。北魏国家实行的一些政策也能够使开国爵的封地改封。     

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

自太延元年起,北魏的西域政策发生变化,中西交通开始恢复并相继出现三次高潮,愈到后来,中西交通的规模愈大,在景明元年以后,除了西域诸国,有97个国家和地区与北魏通使往来。其规模远超两汉,并启隋唐中西交通之盛,承前启后,影响深远。同时,考诸北魏的中西交通史,也可以看到,影响当时中西交通盛衰不定的主要因素在于,北方柔然以及沿途吐谷浑、高昌、高车、鄯善等国是否加以阻挠,中西交通每次高潮的到来与维持都以北魏在军事上解决相关障碍为前提和背景,这一点与西汉时中西交通时常受到匈奴以及沿途诸国的阻挠的情形十分相似。随着中西交通的展开,中西商贸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北魏在贡赐贸易中并未获得实惠,相反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倒是民间互市使中西方各国各得其所,兼受其益,这在河西走廊和陇西丝路沿线城市尤为明显,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北魏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