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全球文化观念

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对华夏文化中心论的突破．在重新审视中国和实际观照西洋的基点上，洋务时期的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从“天圆地方”、“中央之国”、“天下第一”等“天朝”神话中醒转，寻回和重塑中国的真实形象，率先实现了由“天下第一”到“全球之一”的心理变革．借助于洞察和思索，洋务时期的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可西洋“风教远胜中国”的现实，西洋人和西洋文化被纳入了中国人的文化视野。认知范围的扩展促成了文化心态的开放和多元。传统的“天朝”观念所卵翼下的“华夷之辨”的精神围墙被推倒，一种崭新的文化多元思想日渐萌生并形成．中西文化“通”“同”说的出现是洋务时期中国人全球文化观念形成的一大标识，它从“求同”为基本价值取向，力主泯中西之界限，破中西之壁垒，以“同”求“通”，以西补中，由此实现对西学的延纳和中西文化的重构和整合．洋务时期的全球文化观念是洋务时期中国人世界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和制约了洋务运动的成败．     

郭嵩焘中西体用观简论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在清末以宣传洋务和首任中国驻英法公使而闻名于世,虽然他曾被誉为“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8)但实际上,他的洋务思想却远非当时洋务派代表人物所能及。他的中西体用观已突破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同时也比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高出一筹,并为后来维新派所继承。本文试论如下:     

论刘锡鸿出使前的社会交往

刘锡鸿晚年以出使和反洋务而闻名,然而,他早年的生活经历并不为人所注意。实际上,由于晚清社会的动荡,其中举之后,就先后跟随张敬修、毛昶熙和郭嵩焘办理团练,镇压农民起义。后到京师任刑部员外郎,直到光绪二年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     

近代化的抉择:一个令人遗憾的模式——读陈钧先生著《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

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洋务运动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它实际上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近代化的实体,如新式机器、交通运输工具等。作为洋务大吏,在本质上李鸿章、曾国藩和张之洞是同一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不同的洋务类型。李氏洋务模式旨在建立近代化的军事工艺和新式军队体系,而缺乏思想建树,曾氏洋务模式更多地是要恢复儒家的传统伦理与精神。而张氏洋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李曾之长,又有所创发,他在力图建立近代实业、新军体系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近式实业教育,且提出“中体为用”的思想体系,成为实际上的洋务集大成     

论张之洞的洋务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官僚。他服官40余年,几与光绪朝相始终,迭膺疆寄,海陟纶扉,“宣勤最久,勋望卓著”,在清末枢臣疆吏中鲜有与之相埒者。张之洞一生政绩斐然,但主要是致力于洋务运动。他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其活动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之大、包罗之广、作为之多,堪与李鸿章相颉颃。由于张氏长期身居要职,他的洋务思想对清王朝的统治决策,对晚清政局,对洋务运     

山西近代工业的发端

山西的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是1892年(光绪十八年)创办的太原火柴局,连同1898年(光绪廿四年)办起的山西通省工艺局和山西机器局,表示山西的近代工业由此建立起来。和我国东南沿海相比,山西的近代工业落后了半个世纪。因为山西地处内地,并非对外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对山西的影响较晚。1882年(光绪八年)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就开始鼓吹洋务为当务之急,并在山西设立洋务局,这算是洋务运动在山西的先声。但实际在山西进行洋务活动,创办山西近代工业的,是湖北人胡聘之。胡从1892年出任山西布政使,1895年升任山西巡抚,直到1900年去职。胡聘之鉴于长江流域     

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企业及其进步性

盛宣怀是清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洋务运动后期,因兴办民用企业而闻名华夏。他从1870年被荐入李鸿章幕后,即涉足于洋务民用企业的各个部门,几乎承包了洋务民用企业的经办和督理。有人说他:“且又独揽轮船、铁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他既是朝廷倚重的“不可少之人”,也     

洋务时期国人世界观念的淡薄及其影响

洋务时期国人世界观念的淡薄及其影响萧永宏（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社会学系讲师南京２１００９７）洋务时期的世界观念虽有一定的发展,并对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１〕但总的来看,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的世界观念还是极为淡薄的,这种淡薄不仅制约了晚...     

走上层路线:李提摩太与李鸿章关系初探

在晚清史上,传教士李提摩太与晚清重臣李鸿章之间曾相从甚密,双方在赈灾、改革及处理教案等问题上均有交涉往来。在李提摩太看来,唯有与官方的合作才能取得传教的最佳效果;李鸿章亦相信,与外国人的亲善或许给改革带来契机。但耐人寻味的是,李提摩太在俗世事务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寻求官教合作的上层传教路线却未能如愿;李鸿章亦因签署太多丧权条约,其苦心经营的洋务改革终亦失败。李提摩太与李鸿章之交往折射了近代中国变革之路的艰难。     

张之洞抚晋求人才

以“清流派”健将而著称的张之洞,在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担任山西巡抚期间,一改以往在京供职时抨击洋务的态度,在太原创办了“山西省城洋务局”,图谋推动晋省洋务事业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他日后(一八八九年)担任湖广总督大办洋务事业的先声。     

康基田治河诗简论

康基田,字仲耕,号茂园,山西兴县人.他生于清雍正九年(公元一七二八年)病逝于嘉庆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年).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乾隆一朝.他踏上仕途后,先后在江苏、两广、河南任知县、知州、通判、同知、知府等地方官.在任上,他以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修建学院,发展教育等政绩,不断得到重用和提拔. 他的才能被上层领导集团所重视,是在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皇帝对运河漕运和黄淮水患尤为重视.几次出巡,都把巡视河防列入日程.因此,康基田以治水专家得受重用.以后三十余年,他辗转于黄河、     

再论张之洞与洋务活动

洋务运动中,张之洞是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晚清末季的历史有相当影响。由于他从政时间长,经营洋务项目多,故对其认识颇有争议。笔者前时曾对其洋务活动的经济效果作过初步探索,如从广泛的意义说,该文只能反映局部情况。为此,本文再就其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活动,进一步作些考察,看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洋务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认识,并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丁日昌与晚清军事近代化

<正> 丁日昌是晚清同、光“自强”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办理洋务而著名,尤以其洋务军事活动富于成就,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丁日昌的军事言论和实践与晚清军事近代化密切关联。从近代化的角度来考察丁日昌的军事活动,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他的历史地位。 一 要想有力地抵御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必须以建立近代国防为条件,近代国防又必须以近代军事工业为基础。这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近代官绅对此问题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 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魏源、林则徐     

论王韬的世界观念

洋务政论家王韬是晚清“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的“变法自强”主张是以世界观念为重要依据的。本文谨对王韬的世界观念的构成及其与“变法自强”论的关系作一探讨。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思想

利用外资的思想是张之洞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中法战争前,张之洞是站在洋务派的对立面,指责洋务政策的。对于利用外资,也持反对态度。但不久却一反这种态度,大谈“讲习洋务”,“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而且极力主张借用外资来办理一切洋务活动。甚至还主张容许外资在华设厂或中外合办企业。他思想上的这一转变是有原因的:第一,中法战争的爆发,使他开始注重于对外关系。战争期间,他借用外债,以购买或制造枪炮,取得了一定的效益,萌发了利用外资来改变中外强弱之势的思想。战后,他就先后与英、德、日等国的资本势力发生了关系。第二,由于甲午战争后的巨额赔款,使清政     

中央权威的衰落与洋务运动的失败

晚清时期,洋务官僚们历经35年创办的洋务运动虽然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央权威的衰落对其有重大影响。     

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船山哲学影响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的大将与旗手。洋务运动作为晚清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自强求富之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引进与对峙西学的重要一环。而郭嵩焘在推动洋务运动的时候,以船山实学思想作为方法论依托与理论参照来接续西学。在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中,体现了船山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变革的思考,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启蒙性的代表,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在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变革。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十七）

本章译文主要记载了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贝桑波于1485-1495年期间的事迹.第四世活佛却吉扎巴益西一生善于结交上层人士,据记载他之根本的僧伽以及侍从中,喜好佛法的大德与种姓高贵者最多,他经常不断地为这些上层人士灌顶、讲经等,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不仅为这些上层人士传播佛法,而且还经常出谋划策,深得这些上层人士的信赖.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资助下,修建有许多佛像和寺院.比如,他曾在乃囊寺的佛堂塑造有新佛像;在雅加地方,用金、铜铸造三十二庹高的大佛像;他还在伦珠寺大规模地修建有新佛殿;在热普岗精心建造了九十四根大立柱面积的佛殿;在上工布的东噶岩石山上修建寺院.在当雄修建有羊八井寺,从此红帽系活佛的主寺也由乃囊寺迁至羊八井寺.此外,他还不断利用自己的威望,调解教派及地方政权之间的纷争,如调解了恰塔、雅则之间的纷争.其次,本章还用大量的篇幅记载红帽系第四世活佛与第七世噶玛巴活佛的交往.因二人是师徒关系,故他经常不断地拜见第七世噶玛巴,并为第七世噶玛巴奉献有黄金及许多的礼物.此外,他们师徒二人除主持寺院事务外,还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他们曾积极为仁蚌巴出谋划策,来对付帕竹地方政权等.     

郭嵩焘和肃顺的关系——对《清史稿》的一点质疑

郭嵩焘在晚清以通达洋务、洞察时弊著称.他作过第一任出使英、法两国的钦差大臣,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位值得注意研究的人物.肃顺在晚清朝廷大员中,以延揽人才为重,能泯除满汉门户之见,放手任用汉人,在满人亲贵里头,算得上庸中佼佼.《清史稿·肃顺列传》称他: “睥睨一切,而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     

洋务思潮是古典爱国主义而非近代爱国主义辨——兼与周辉湘同志商榷

前些年,史学界曾就洋务思潮的属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最近,周辉湘同志又在《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上发表《论洋务思潮的爱国主义蕴义》一文,从爱国主义视野对洋务思潮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有益探讨,读后颇受启发。但对他把洋务思潮界定为近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不敢苟同。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