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及其演变--兼论民间教育人力资源的社会配置与优化问题

明代塾师的社会构成,并非“落魄书生”即可一言以概之的。它是一个涵盖了“退闲官僚”、“儒士”、“举人监生”、“儒学生员”与“科举童生”的多种身份并存的职业群体。随着明代社会之变迁,塾师的社会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退闲官僚”、“儒士”与“举人监生”的日渐淡出,使“儒学生员”日渐在塾师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社会构成的演变,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塾师群体文化素养的相对下降,但从人才梯级培养的角度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不说是明代社会自身对民间教育资源所进行的一种“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的有效配置与优化。     

游文于六经 留意于仁义——明清徽州塾师的教学特色

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区，民间设塾之风盛行。塾学的广泛设置，扩大了对塾师的社会需求，徽州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塾师。徽州塾师在遵循儒家“先德后行，先礼后文”的道德伦理轨迹进行教育教学的同时，继承了前人的传统，在教育实践中勇于改革，注意探索新方法，总结新经验，丰富了徽州训蒙教育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经验，推动了徽州教育的发展。     

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中的中国“他者”形象

长久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时好时坏,时而是理想化的乌托邦,时而是妖魔化的人间地狱,但它一直都作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出现在西方文学中.英国作家奥利弗·哥尔斯密在其《世界公民》中,把文化想象投射到中国,言说自我、批评时弊、影响读者、改造社会.他通过利用这个有着开明的政治、合理近情道德的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批判、反思英国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及社会风尚等.     

林语堂与西方“北京形象”话语的互动

自13世纪以来,西方“北京形象”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不断变迁。林语堂笔下的“北京形象”打破了西方“北京形象”话语霸权,解构了神秘的或带有恶意的“北京形象”。《京华烟云》描摹了北京的历史大事、精神气质、风景名胜、文化观念以及民俗生活,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动人的北平”形象。在《京华烟云》的基础上,《辉煌的北京》进一步展现了北京古老的辉煌、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及其精美的艺术,展现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北京形象。     

“光环幻想”与“妖魔推断”——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该研究以2007年在美国怀俄明大学的调查为基础,重点考察了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研究表明,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及中国政府的刻板印象越来越负面.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效应,美国大学生对中国人的印象具有“光环幻想”的特点.美国国家意识形态和民众的个人主义的结合,导致美国学生把中国政府推断为“妖魔”.研究同时表明,以往关于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推断存在逻辑缺陷,美国商业媒体在对中国政府的刻板印象上实际发挥了“去妖魔化”的作用.     

美国电影之中国人形象研究述论

美国电影的中国人形象研究有三种态度:对抗式解读,如“妖魔化”、“威胁论”、“误读论”等;反思性解读,承认文化差异和现状,用反思的心态去理解“中国人形象”;乐观式解读,用充分的文化自信心理去感受中国人国际形象的提升.这些解读呈现出三个特点:20世纪电影文本成为美国电影之中国形象研究的主流;研究内容和方法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研究成果体现了抵制和反思两种倾向.审视过去的研究,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对21世纪的电影文本注意不够;强调文化冲突忽略文化融合;对西方理论的应用不够中国化.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塾师形象之比较简

《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中，都描写了一些塾师形象。但其侧重点截然不同：蒲松龄重在表现塾师的可怜，而纪昀则重在表现塾师的可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了一些物质上贫乏、精神上孤单的塾师形象，同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白日梦心理，叉创作了一些在神鬼世界中俸禄优厚、关女相伴并且最终高中功名的塾师形象。纪昀则认为作为一个塾师，不以教书育人为自己的神圣使命，而片面执着于物欲的追求，严重违背了我国传统的义利之辨。纪昀在自己享受着幸福生活的同时，却要指责苦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未免不近人情。     

晚清民国私塾与塾师的"权势"问题研究

科举停废后,私塾、塾师的状况如何,目前研究不足。有人认为塾师已成失语者,是乡村社会的弱势群体。揆诸史实,并非如此。在清末到民国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乡村的教育“权势”是由塾师而不是由教员所掌握,以学校教育为代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得到基层民众的普遍信服。这一研究表明,理论建构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史实基础之上,否则难免放大失真。     

革命历史叙事中的“边缘人”——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对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演变进行了梳理，描述这个特殊的群落如何失去他们往日的精英面孔，并且在挣扎与抗争中逐渐走向规训与卑微。指出了在十七年小说创作中，知识分子形象在政治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地由中心退居边缘，并在“反右”之后形成了“英雄化”和“妖魔化”两种极端的知识分子形象，并最终完成了自身的分化和瓦解。     

从《左传》看士阶层的崛起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士人形象，这些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点。本文从春秋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角度，从“战争”、“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交”三个层面分析《左传》中士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忠”、“义”、“礼”三方面具体阐释士阶层的思想特点。     

林黛玉“忧患”意识的美学象征意义

里程碑式意义的《红楼梦》巨著,深蕴着清末文学巨匠曹雪芹“立志补天”的独特卓著的参与社会变革的忧患意识,林黛玉形象是这种忧患意识的主要载体。林黛玉对贾府命运前景之忧患,象征着超脱之外的积极用世;对身世之忧患,象征张扬人格的独立;对爱情之忧患,象征做定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读书之忧患,象征着追求真理的“扬弃”。林黛玉形象更深刻的美学象征意义还在于:深切关注现实危机;积极参与挽救现实危机;“大厦将倾”的家族危机演示成“危如累卵”的社会危机。     

从西方的中国形象看西方的文化心理

本文追索了西方人看中国的心路历程,即从“幸福宁静的希波尔波利安人”到美丽的“金羊毛树”和东方乐园,到世界上“最富裕文明的地区”,再到“泥足巨人”,最后到“黄祸”与“赤祸”,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打造经历了从神化到理想化再到丑化与妖魔化的历程,而不管西方人打造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其实都显示出或向往、或崇拜、或恐惧、或仇视的文化心理。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使下,中国人忽左忽右、忽明忽暗的镜像还会持续下去,“接触中国”、“遏制中国”的呼声还会持久交替。     

对大学生加强社会危机事件教育的思考

突发性的社会危机事件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我国也不例外,从罕见雪灾到汶川特大地震;从举国震惊的“毒奶粉”、“溃坝”,到歌舞厅大火、煤矿事故等。频发的社会危机事件给全国上下造成巨大的影响。如何及时有效地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社会危机事件教育,是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沉沦与救赎——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一方面与“五四”文学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塑造了众多的“多余人”形象，表达了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无以附着的精神之痛；另一方面又与“五四”文学的现代启蒙立场发生游离，这主要表现在对女性形象或妖魔化或神化的极端处理上，在这种极端化的处理中传递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价值诉求。     

关于加强中学德育工作的思考

只有准确把握社会的时代特点与教育的对象特点,才能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现代型”、“开拓型”、“创造型”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教育对象的特点,一般又取决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特点.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来看,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否适应,基本上决定社会秩序与人们的精神状况,这两者的适应与协调就造成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兴旺,反之,会招致人们的意识、观念、信仰的混乱与“危机”.当今,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我国德育界在否定“精神万能论”、“思想教育万能论”的同时,却又出现了“精神无能”、“思想教育无用”与“金钱万能”等论调,因而一度忽视了思想政治教     

三十年代苏南农村私塾教育盛行之动因

20世纪 30年代 ,苏南地区私塾盛行 ,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 ,它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社会人”的角度来看 ,与塾师在“乡村人脉网络”中的作用及其享有的“软性权力”有关     

深刻、形象、曲折:鲁迅的杂文观

鲁迅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或思想概念,擅于借助生动的形象发表议论容易给人以具体的感性印象,说理能深入浅出,行文又饶有风趣,效果强烈。鲁迅杂文所勾画的形象,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比喻”的形象、人物“类型”的形象、“社会相”的形象。这些形象都是根据实际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特点,经过提炼勾画而成。在杂文的创作中,鲁迅强调敏锐和锋利,而讲究含蓄和曲折,也是鲁迅杂文的重要方面。     

官员“雷语”的特征

当前社会频频曝光的政府官员“雷语”事件暴露出政府官员的话语危机.文章在收集大量事实语料的基础上,从政治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维角度对危机“官话”的特征和表现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揭示了危机“官话”背后的不良官态官貌.     

论政府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和路径

思想政治工作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生命线”。政府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功能主要由预警、调节、善后三大功能和若干子功能构成,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发挥着教育示警、社会动员、矛盾化解、关系协调、心理疏导、情感沟通、人心凝聚等重要作用。文章阐述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并对政府危机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路径选择提出了建议。     

试论清朝后期商业思想和政策的变革

<正> 在长达二三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思想和政策为宗旨,对商品生产和流通一直采取压制和歧视的政策。到清朝后期,特别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自强”、“救国”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