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的陌生人”——迪斯尼乐园里的花木兰

迪斯尼版的《花木兰》可谓是以外国人的审美观来诠释中国古代的传说。在主题上,它以“追求个人价值”与“爱”置换了原文化内涵中的核心主题“自我牺牲”与“忠孝”;在人物形象上,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赋予东方传统意义上的花木兰以新的形象和新的内涵。     

花木兰：“做自己”的传奇女子——文化解读《木兰诗》与迪斯尼《花木兰》（Mulan）

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诗》把花木兰生动地刻画为中国文学历史上一位不朽的女英雄形象,而美国迪斯尼《花木兰》(Mulan)以中西文化相融的手法赋予了其时代的内涵。通过比较,从文化的角度即文化认同、女性文化和多元文化,解读花木兰的新形象。     

文化霸权下的华裔女性写作——以《女勇士》为例

从文化的角度看,美国主流评论与出版界的商业化运作共同决定了《女勇士》的自传性质.《女勇士》中花木兰的形象反映了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追求性别平等的旨趣,体现了混合基督教善恶论的美国地缘政治意识,而富有异国情调的故事背景则衬托出花木兰东方“他者”形象.在文学创作和出版过程中,华裔女作家仍处于被动的地位.     

“熟悉的陌生人”——迪斯尼乐园里的花木兰

迪斯尼版的《花木兰》可谓是以外国人的审美观来诠释中国古代的传说。在主题上,它以"追求个人价值"与"爱"置换了原文化内涵中的核心主题"自我牺牲"与"忠孝";在人物形象上,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观和伦理观赋予东方传统意义上的花木兰以新的形象和新的内涵。     

跨文化文本空间中的性别对话——从《女勇士》中花木兰形象解读汤亭亭的跨文化叙事

美国当代作家汤亭亭在《女勇士》第二章《白虎山学道》中以中国传统故事中的花木兰为原型,通过融入中西文化元素塑造了一个现代“女勇士”形象,集中展示了她作为华裔作家的跨文化叙事策略。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中通过对于圣经、佛教和道教典故的改编和移植,在文本中建构了融汇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的跨文化空间。跨文化空间的构建和“汤氏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不但在文本想象层面实现了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对话,同时也传达了作家对于消解现实生活中以男权主导的性别对立模式的诉求。     

“渔”无“鱼”：两个“渔佬儿”的符号释义

从《最后一个渔佬儿》到《铁壳船》,前者根植于“寻根文学”的文化语境,后者根植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境遇,二十余年的时空更迭,他们从“渔”有“鱼”到“渔”无“鱼”的历史终结,两个“渔佬儿”——“柴福奎”和“杨大头”成了一个“互文见义”的人物符号。在人物符号能指的背后,表征出主人公一方面眷恋农业文明,一方面又质疑现代工业文明,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文化冲突、生态隐忧、叙事者文化心态归属等问题。     

杜拉斯小说中的“中国情人”书写

杜拉斯在不同时期创作出《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在这三部小说中,“中国情人”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这一形象是作者对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认知与描述,杜拉斯在对“中国情人”形象的反复重构中,也透露出创作主体自我认知轨迹的演变。     

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与中国《木兰诗》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中国的木兰故事最早见于北朝民歌《木兰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以宣扬忠孝的名义传播的。美国迪斯尼公司根据中国木兰故事改编的动画片《花木兰》,塑造了一位带有女性主义精神的人物形象,在全球取得票房成功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中国学者对“另类”花木兰的质疑和批评。文章从美国动画片《花木兰》入手,重新审视《木兰诗》及日后的主要文本改编,认为中国的木兰故事存在有女性意识。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勇士》

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角度解读了汤亭亭的《女勇士》,认为书中多个女性形象——“无名女人”、“疯女人”、母亲勇兰和“我”——体现了女性与自然在符号上、地位上、象征上和经验上的联系,而花木兰这一形象则体现了汤亭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平等共存的统一体。     

“道”的别样话语存在——论卫礼贤对《论语》“道”的语义解读和迻译

鉴于“道”所包含的“仁道”和“天道”意蕴在德语语境中的缺省和上世纪初德语读者对中国文化预知的缺乏,卫礼贤在翻译《论语》时,用诠释性的替换翻译,寻求“道”的“所指”与德语词汇符号“所指”的交汇,从而使无中国文化前见的德语读者根据自己的文化习惯理解“道”的意蕴.和而不同,译释并举,使“道”在德语语境中重现时,通过诠释性翻译,使这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在德语的语境中产生转移,同时保留了译文的异质文化的显著特征.卫礼贤对《论语》中“道”的迻译,体现了在创造与忠实、归化与异化间达到平衡的努力,也使“道”在德语语境中获得了一种独立的话语含义.     

《聊斋志异》情爱叙事之叙述声音与 “现实主义”指向

《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其基本功能是建构一个“叙述者框架”,这个符号表意框架将整个叙述构筑成为有意义的整体。无主体性的女性形象是男性欲望话语的能指符号,介于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书斋是生命激情与文化规训矛盾的空间隐喻,“谁看”与“谁说”的区分意在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叙述的统一,凸显《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之叙述声音,传达出 “现实主义”叙事意趣。     

“双性同体”：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解读

“双性同体”是20世纪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突破了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框架,达到了性别超越的新境界。《女勇士》是多元文化中的经典文本,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作。小说首先通过“花木兰”的师傅—老汉老太太,表现了中国传统的阴阳和谐思想,即双性同体的始原模式对父权中心的消解。然后着重塑造了“花木兰”这样一个双性同体的艺术形象,她既替父出征,英勇杀敌,同时又在军中建立了家庭,生儿育女,是一个有着复杂而混淆性别的女性形象,体现了汤亭亭对父权制社会的挑战,对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通过对《女勇士》的女性主义解读,认为双性同体用消解性别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消解父权中心,是对人类历史形成的两性间对立、冲突、压迫与反压迫关系的反拨,双性同体的“女勇士”成为后现代女性主义所推崇的完美的“人”的代表。     

以“卡里斯玛”为视角:“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文化威信衰落考察

“卡里斯玛”可以简约地理解为一种信仰符号或值得依赖的权威或某种神奇力量的人与物.中国“奇里斯玛”的中心所在是王权.清代统治者竭尽全力盗用儒家文化的“卡里斯玛”威信,对其“进行理性批判和逻辑合理化”处理,实现了入主中原的“合法性”统治.权力符号和文化符号的“卡里斯玛”威信跌落,成为导致“中国意识危机”的深层根源；十年“文革”根本动摇了中华民族的信仰大厦;商品经济复将人们引入唯利是图与及时行乐的消费时代的泥沼；人们不得不承受精神家园失落的现代性后果.由此,如何找到赋有凝聚力的“卡里斯玛”文化符号魅力,重建中华民族的信仰大厦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我们一方面要修补文化信仰的裂纹,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医治我们的“精神创作”；一方面要吸收世界文明中的多元文化精髓,营造“卡里斯玛”中国文化向心力,打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公信度,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上用力,为现代化与小康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文化上的支持.     

名标设计中的美学、品牌与文化——从“苹果”与“百度”说起

标志是现代性的产物,它作为商业的无形资产符号,不仅是艺术之物、文化之物,还是企业人文精神和文脉的产物.“苹果”与“百度”等名标之名的设计理念告诉我们,标志是品牌设计重要的物质和审美符号向度,它肩负着企业的文化传递与形象表达,而品牌的理想则体现于品牌的受众认同、个性塑造与公共形象树立上.名标设计的成功案例表明,优秀标志不仅成就企业利润与文化传播力,还有效地实现了企业品质、情感与身份的价值认同.     

大写的“人”——读《史记·孔子世家》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寄寓个人感兴 ,以“诗心”作史 ,塑造了一个伟大的“人性”丰富的文化巨人 ,孔子的形象代表着中国文化史上“人”的高度     

“现代”对“传统”的“曲解”——从《木兰诗》到电影《花木兰》

电影《花木兰》通过对《木兰诗》的现代改写,呈现出新的历史语境下想象战争和爱情的独特方式,从而完成了对木兰故事从喜剧到悲剧的现代重构。木兰形象的再解读和不断重构折射出不同时代的人们理解和诠释现实的方式不同。     

《河图》《洛书》是古天文数字图形——揭开“河洛”文化的秘密

<正>我于1992年在开封召开的“周易与北宋文化研讨会”上曾演示过一个“直观天文仪”,并有一个“中国神秘文化根系表”。认为中国神秘文化的总根是古“天文”,并由此生出三大文化主干:八卦系统、历法系统、五行系统。其中《河图》《洛书》(下简称“河洛”)也在此根系之内。当时学者尚不注意。这里我将揭开它的秘密,以昭示天下。 “河洛”保留在道家经典《周易参同契》里。“参同契”的秘密全在“天文”,而“河洛”则是用数字图形表示天文的符号系统。道家用天体运动比喻炼“丹”内容,即丹精运行轨迹。 《河图》是表示“斗建”与“日缠”的数字图形,亦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天文状态符号(古人以为太阳绕地球公转)。《河图》分内层外层,内层用“生数”,外层用“成     

“意象诗”与“意境诗”刍议

中国传统诗学贵意象.早于六朝时期,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的《神思》篇中,就率先揭橥了意象的概念,说“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并认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他用《庄子·天道》中轮扁斫轮的典故,说明作家创作时务必依据自己头脑里的形象挥笔写作,正象轮扁斫轮时总是依凭脑中车轮的形象操作一样.“窥意象而运斤”,作家的构思、创作离不开意象;所以有人提出,诗歌的创作过程是“意象思维”过程.     

汉魏六朝诗文中的“陇首”意象及其文学意蕴

陇首是关中与西北的天然阻隔,其独特地理位置与文化意义使“陇首”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意象.汉魏六朝时期是“陇首”意象的形成和丰富期.两汉典籍中的“陇首”还多是地理意义的称引,但已经开始赋予了更多的文学和文化意蕴.《陇头歌》丰富完整了“陇首”意象的文学意义,并凝结为一个文化符号.南朝文人运用“陇首”意象表达人生、生命的无奈与悲怆,其边塞诗的创作奠定了唐代边塞诗高峰的到来.     

林语堂与西方“北京形象”话语的互动

自13世纪以来,西方“北京形象”在“理想化”与“妖魔化”之间不断变迁。林语堂笔下的“北京形象”打破了西方“北京形象”话语霸权,解构了神秘的或带有恶意的“北京形象”。《京华烟云》描摹了北京的历史大事、精神气质、风景名胜、文化观念以及民俗生活,塑造了一个多姿多彩的“动人的北平”形象。在《京华烟云》的基础上,《辉煌的北京》进一步展现了北京古老的辉煌、丰富多彩的民众生活及其精美的艺术,展现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老北京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