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从“碎片”到“整体”:老年健康治理的逻辑与实践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剧。我国“健康老龄化”实践表明，“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在推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一理想图景的过程中，老年健康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时下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老年健康治理的主体碎片化、内容碎片化和过程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思想对解决我国老年健康治理碎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信息技术赋能的老年健康治理的优化应从如下三个方向展开：第一，深化合作，理顺老年健康治理的组织协调机制；第二，统一标准，完善老年健康治理的整合机制；第三，搭建沟通平台，重塑老年健康治理的信任机制。     

整体性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适用性分析：一个文献综述

整体性治理强调政府部门之间、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同与整合机制的综合运用,实现治理主体协同合作,为公众提供无缝隙公共服务。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及总结,整体性治理运作机制可归纳为协同信任机制和责任监督机制两种类型。就整体性治理的效用而言,它为治理路径优化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思维,为治理绩效评估提供了一种整体性框架,为治理风险规避提供了一种整体性工具。我们需要借鉴与运用整体性治理范式,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在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方面的转型。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合作治理嵌入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分析

现阶段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在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村民自主治理和传统的政府干预治理范式,但是这两种范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问题.合作治理作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方式具有其理论依据和逻辑契合点.因此,"政府-引导-农民行动-村委会沟通"的合作治理模式应该成为农村内源性环境污染治理的趋势,从而实现美丽乡村和宜居乡村建设.     

碎片化语境下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问题的复杂性逐渐普遍化,传统治理模式低绩效、无协调性问题日益凸显,分散、冲突的碎片化状态对社会治理现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走出碎片化的社会治理困境并避免社会秩序混乱和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国内学界对社会治理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性治理、网络化治理、协同性治理、包容性治理、PPP/NGO治理五个层面。通过梳理发现,在当前复杂的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下,仅依靠单一治理模式是无法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未来关于社会治理范式研究需要突破理论性探讨研究,确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思维;以多元治理视角为指引,发挥多种治理模式特色共同合作;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化探索,构建适应复杂性要求的全新社会治理体系,由此实现社会善治。     

征地冲突：治理碎片化与整体性救治——以N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征地冲突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来看,征地冲突的产生暴露了我国政府治理碎片化问题,即治理主体碎片化、组织功能碎片化、责任机制碎片化与信息数据碎片化。依据整体性治理理论,征地冲突治理必须注重“协调”与“整合”的逻辑,并通过治理主体、制度、组织、责任与技术五条路径构建整体性治理策略。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逐步严峻,受到社会高度重视.文章通过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成长、品行塑造、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共治理理论的思想,提出了从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个层面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系统治理对策.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互联网+”背景下的社会救助：现代功能、实践困境及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与“互联网+”的融合是推动社会救助工作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互联网+”社会救助主要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优势,以成本低、网络化、互动灵活性强等优势创新社会救助服务方式,实现社会救助的多元化、社会化、精准化和高效率。社会救助制度从应急化范式到民生共享范式的演进过程中,“互联网+”社会救助助力社会救助对象精准化识别、救助信息跨部门共享、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化、社会救助整体性治理,为构建社会救助的民生共享范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实现载体。然而,“互联网+”社会救助在发展中面临信息弱势群体、共享壁垒、信息安全及准入机制等需求表达、管理与协作、技术、资源等现实困境。因此,应更新社会救助理念,改进贫困识别机制,拓宽需求表达渠道;破除制度碎片化运行,优化社会救助资源合理配置,实现救助的制度整合;提升社会救助政策目标,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构建社会救助主体多元协同和网络服务机制,促进“互联网+”社会救助新发展,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整体性协同治理,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中国城市政府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突破——以上海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作为研究对象

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和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要求实现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以公共服务提供为主要方式的、以安全与和谐为主要体现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以往“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政府管理体制逐渐暴露出层级过多、效能低下、活力不足、公共服务能力较差等缺陷.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要求进一步减少政府层级、明确各级政府层级的职责和功能、强化条块之间的协调合作、激发多元参与主体的活力等,从而构建一个“层级合理、职能融合”的现代政府管理体系.     

我国社区治理模式探析

运用“理想类型”的型构方法,从“社区自理的效力”“社区治理的效果”两个维度建构了社区治理范式,并对“政府管制型”“政府主导型”“合作共治型”“社区自治型”四种治理范式进行了比较.认为：“合作共治型”是符合我国现实的社区治理模式,未来应从治理的社会基础、主体和行动机制等方面深化对社区治理的认识和理解.     

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我国乡村建设关键与浙江“千万工程”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在阐述我国乡村建设内涵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个重要关键,一是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引入市场力量;二是既要解决有效供给,又要重视有效管护;三是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配置。在阐释浙江“千万工程”实践及其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浙江“千万工程”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启示,即在农村社区人居环境建设和治理中,应探索建立“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也就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以及“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以充分发挥不同制度对行为主体在乡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和营运管护中的激励与约束作用。     

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动态演进、关键问题与路径选择

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也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语境中动态演进并持续深化的。在社会流动进程中,城乡要素配置失衡、乡村社会共同体解体、治理机制碎片化等关键问题亟须解决。推动新发展阶段乡村社会治理创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能恢复乡村社会的公共生态价值,也能改善城乡之间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新时代乡村治理创新要推动整体协调治理,实现村级治理范式的“嵌入性整合”,突破治理机制碎片化困境;要鼓励动态平衡发展,健全城乡要素互动的“联动性发展”机制,激活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要提升思想价值意识,通过“公共性赋能”强化村域自治,保障村落集体利益的多元供给,在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四川南部县A村合村并组实践的观察

合村并组不仅是村庄建制的调整,也是现代化中的乡村社会变迁,重塑着村民的生活半径。村民生活边界的开放与再塑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边界调整期的村民对合并村集体的认同感较低,公共事务的合意较难达成,致使村庄秩序分化。重构村庄治理共同体,是合村并组的重点工作。整体性治理的思路对于建设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发挥协调、整合、信任这三个机制的作用,能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和提高他们的责任感,进而提升村庄治理效能。因此,应优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有效回应合村并组带来的治理碎片化难题,实现社会安定和谐的总目标。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机制创新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是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该理论在主体认同感、协同整合性、信息化运用、公共服务终极目标等方面与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契合性.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居民自治存在制度自身缺乏整体性、主体间整体性协调不足、参与渠道不够畅通、整体性参与不足等问题.解决对策有:围绕“两委”以及“乡村”关系开展协调机制构建;围绕参与自治的信息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激励构建整体性参与机制;围绕传统道德习俗、村规民约、“微自治”构建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运行机制.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四位一体”：社区治理的“解放”模式

2012年5月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之后,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将开展社区治理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在社区构建了以“枉区党工委、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基本构架的“四位一体”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推进了“党政力量主导、治理结构合理、居民立体自治、社会资源共聚、服务网络支撑”工作格局的形成,走出了一务“解放”特色的社区治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