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治理——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以协调、整合为核心内容的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养老保险的碎片化治理提供了思路。文章运用希克斯对新公共管理问题的批判,分析了我国养老保险的碎片化问题,提出了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路径。     

从“碎片”到“整体”:老年健康治理的逻辑与实践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剧。我国“健康老龄化”实践表明，“健康老龄化”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的手段和途径。在推进和实现“健康老龄化”这一理想图景的过程中，老年健康治理的碎片化问题是时下迫切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基于老年健康治理的主体碎片化、内容碎片化和过程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思想对解决我国老年健康治理碎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信息技术赋能的老年健康治理的优化应从如下三个方向展开：第一，深化合作，理顺老年健康治理的组织协调机制；第二，统一标准，完善老年健康治理的整合机制；第三，搭建沟通平台，重塑老年健康治理的信任机制。     

经济法视域下循环经济政府治理“碎片化”分析及化解

循环经济有别于传统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是系统性、全面性及综合性,但是实践中,在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循环经济治理呈现出了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即在不同功能的机构之间缺乏协调一致,沟通与合作上存有障碍,致使政府服务和政府管理不到位、绩效低下。当我们面对循环经济治理"碎片化"这个棘手的难题时,需要运用经济法上政府与市场互补、公私部门理性整合的系统性思考和理性权衡策略,基于整体性公共治理视角进行化解。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良好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是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传统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面临发展的多重困境。传统公共行政模式下的公共服务供给呈现出供给差异化、总量不足、质量较低的特点。新公共服务理论力图通过服务导向来转变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转变,实现城乡服务对接,保护农民利益。     

从“碎片化运行”到“协同性供给”: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之进路

互助养老虽为农村养老新模式,但当前整体运行状况不尽人意,其症结在于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以"条块分割"等为特征,在身份、区域、运行等层面,呈碎片化运作之势,具体表现为认知难以产生共鸣、养老资源零散化、政策设计失衡、服务运行地方化、养老需求偏好与服务供给目标偏离等,直接影响着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供给效率的提升。据此,可从需求、资源、供给三个维度设计出"3个动态链接+1个良性循环+多个优化结果"的碎片化整合思路,以指导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协同供给机制的建构。在整合思路指导下,从完善政策设计、优化主体关系、创新服务方式、建立瞄准机制等层面来建构具体、可行的路径,以实现农村互助养老服务从"碎片化运作"走向"协同性供给",从而打破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碎片化运作格局,全面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服务能力与供给效率。     

从动员型管理到“内发-协作型”治理:非遗保护的范式转换

国家制度与民间社会的有效协调是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借助微观视角,聚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认为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制度优化,要超越“国家上下贯通”的既有逻辑,一方面需不断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和法治生态,另一方面要充分赋权并激活传承人为中心的组织化建设,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的“内发-协作型”治理机制。     

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营销渠道行为与治理研究分析范式的转换:从二元分析到网络分析转换的路径与挑战

学界已认识到将一个二元渠道关系从其嵌入其中的渠道网络中隔离出来进行研究无法完全解释渠道成员的行为与治理战略的过程与结果,因而在渠道行为与治理研究中从传统二元分析转向网络分析是渠道理论演化的一个必然方向.以现有研究文献为基础,归纳了从二元分析转换到网络分析的三条路径,即三元渠道网络分析、自我中心网络分析和全网络分析,并讨论了每一种转换路径中相关理论与研究方法的适用性.最后,从网络结构变量测量、多层次网络分析和文化与制度等情境要素与网络分析的结合三个方面讨论了对渠道进行网络分析的若干挑战,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协作”到“合作”: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共治模式创新趋向

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种风险因素急剧增加,农村社会进入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后工业化阶段。近年来农村中的生态环境污染和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凸现,政府与社会各方合作共治成为必要。然而,农村治理实践表明:在高度复杂性、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政府行政主导的协作治理模式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需要转变为主体平等的合作治理模式。构建互信合作治理模式,不仅需要树立平等共享的理念,健全制度体系,还需要完善合作机制,大力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从“精细化”到“精准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逻辑转向

“项目进村”是国家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变量,也是重塑国家资源分配体制的重要渠道。现行资源下乡体制下,乡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构筑了一整套“精细化”的公共产品分配、管理和输送体系。这在确保国家意图高效率投射乡村的同时,也因过度技术性的流程把控削减了对乡村实际面向的关照,从而出现产品供需脱节、服务目标替代、内生服务能力削弱等“公共服务弱化”的意外后果。对此,厘清涉及“需求识别”“定向配置”“长效管理”等价值的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逻辑,对改善“项目进村”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时下乡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不仅应推动现有服务资源供给评价方式和多元参与模式的改良,也应促进公共服务数字赋能和内生机制的革新,实现“过程精细”和“结果精准”的有机结合。     

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范式转换及其内在逻辑

自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身体美学”的学科提议始,相关的知识生产便呈逐级递增之势。舒氏“身体美学”思想恰如身体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性“事件”,不期然地联结起了传统与当下两种不同的身体美学研究范式。如果说舒氏身体美学及其之前的身体话语研究是对西方美学中身心二元对立传统的解构与超越,那么后人类时代的身体美学研究则是对身心统一的技术化践行与反思。因此,从“身体美学”到“后身体美学”的转换,从根本上说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变革,即由在二元论框架内展开的以思辨为主的知识言说方式,向科技与人文大融通的“反身性”言说方式的转变。这种身体美学研究范式的位移,更新并重塑着我们的知识地图,让我们对“自然人”与“技术人”的本质有了更准确的把握,也为当下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性路径。     

和平与发展:从“两大问题“到“时代主题“——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都与时代条件密切相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邓小平理论产生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是那一时代的"两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政治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是其三个显著特点.     

村级“八大员”制度: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项创新探索——以南平市村级“八大员”制度为例

以福建省南平市实施的村级"八大员"制度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该制度作为一项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意义,阐明该项制度的内在运作机理及其服务功能网络状况,从公共服务功能、互助服务功能以及市场化服务功能3个维度详细解析了村级"八大员"制度的服务效能,揭示了村级"八大员"制度是对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有益尝试,并针对目前村级"八大员"制度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难题,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从“硬管理”到“软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乡村治安问题研究

治安工作的实施状况是判断一个国家治理能力成熟程度的重要依据,治安治理的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国家与社会在互动情境中的相互赋能与增权,是乡村治安系统得以持续和有序发展的内在机理。本文在帕森斯的AGIL功能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组织结构-资源配置-意识形态”的乡村治安系统分析框架,探析在国家与社会强弱关系发生变化进程中乡村治安发展的历史推动力与内在逻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治安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本文将乡村治安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国家统合社会”“国家社会互嵌”“国家社会共强”三种模式,提出在乡域社会打造“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着力实现乡村治安从“硬管理”到“软治理”的转变,推动实现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合作、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从“帕累托最优”看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与需求

提供公共服务是国家、政府最基本、最常见的职能之一，也是政府之所以为政府的原因。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是考量基层政府绩效的维度之一，与之相对应，农民需求的满足度是维度之二。本文以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原则为基点，指出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两者间的偏差，同时提出了以“合作共治”来达到一种帕累托改进，最终建立和完善覆盖率高、效率高、公平性高、农民满意度高及契合农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从“统治”到“治理”:城市规划管理的深度转型

改革开放后,土地权属日益社会化,城市可开发土地总量日趋减少,面对空间规模与空间权属的双重约束,我国城市规划管理被迫转向与土地权利主体的博弈,从而发生从统治到治理的深度转型。深圳率先遭遇该双重约束的倒逼,城市规划管理在权力体系、政府角色、治理技术与事权划分上均呈现出深度转型的态势。在转型过程中,城市规划管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如城市增长联盟的壮大与社会公平、治理技术的调整与依法行政、公众参与的增长与治理效能等之间的一系列矛盾日益尖锐,未来应通过倡导公平的政策取向、加快改革创新与制度供给、深入推进公众参与等途径实现城市善治。     

再论“文字上移”: 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近期观察

接续《“文字上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乡村教育的新趋向》一文,文章考察了近5年来中国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新进展,并通过一个华北区域的案例,展示了布局调整的运行逻辑及其对于几个关键社会群体的深度影响.研究发现,农民的离土趋向与政府的土地财政是驱动“文字上移”的双重动力;离土趋向与土地财政构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格局的一体两面,尽管国家最近出台了关于规范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相关意见,但其在实践中的真正转折点还得依赖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运行趋势.     

从“共同体方法”到“联盟方法”:欧盟治理的新发展

以超国家性为特点的共同体方法,近些年来,特别是欧债危机以来,面临日益增多的压力,受到了各种质疑。而以强调政府间协调行动为特点的联盟方法却在应对欧债危机的过程中得到了加强,并逐渐成为欧元区以及经济货币联盟治理的主要模式。欧盟治理从传统的共同体方法向新的联盟方法的转变虽带有应急性的特点,但却不是临时性的安排,而是体现了欧盟治理发展的新趋势。     

从“科层式供给”到“合作化供给”——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个案分析

就经验层面而言，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街区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主体，或者由政府先将服务分配给其代理组织——单位，然后再由单位直接分配到个人。这种基于政府科层体系的供给机制可称为“科层式供给”，其特征是供给渠道的垂直性和单向度性。在街区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甚至缺失的困境下，寻求可能而可行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便有了必然性。个案研究表明，目前的街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已经从原来建立在行政权力基础上的“科层式供给”趋向于街区组织在资源交换基础上的“合作化供给”，并达成共同治理或共同生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