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犯罪的罪数形态五辨——以“大宝SOD蜜”为实例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所涉及的罪数形态主要包括牵连犯、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过程中又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专利或伪造商标标识的行为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从一重处断。非法制造他人的注册商标标识,又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该标识,成立牵连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成立法条竞合,两罪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符合想象竞合的特征。     

受教育程度与再犯罪关系研究——以监狱服刑人员为样本

再犯罪问题是罪犯改造面临的难题,受教育程度低是再犯罪发生的重要原因.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再犯罪的可能性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的1.3倍.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最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大幅降低.提升服刑人员的受教育水平对于降低再犯罪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服刑人员在被监禁期间的文化教育应当受到重视,应努力普及高中教育,鼓励开展大专及以上的高等教育.     

非法集资的入罪与民间融资的出罪——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法解释为视角

将刑法解释运用于罪状模糊且实践中有广泛争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中,有利于非法集资的正确入罪同时使民间融资得以出罪.此罪保护的法益-金融秩序的内容及重心,随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从强调监管到重视交易的演变.本罪的“存款”范围不限于一般的银行存款,但是吸收的资金必须与银行存款具有相似性.用于正常生产经营而非货币、资本经营是解释存款及变相吸收的关键.运用体系解释有助于将本罪与其他非法集资犯罪以及行政违法行为相区别.     

罪数判断的犯罪构成标准研究——以犯罪构成的法定性为出发点

关于罪数判断的犯罪构成标准,近年来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之所以会有质疑,并不是因为犯罪构成标准本身存在缺陷,而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抓住犯罪构成的法定性,因而对犯罪构成标准的理解不当所造成的.因此需要注意:作为罪数判断标准的是法定犯罪构成而非犯罪构成事实;是与刑罚相结合的具体犯罪构成而非抽象犯罪构成;不但包括一般规定的法定犯罪构成,还包括特殊规定的法定犯罪构成.判断犯罪构成的个数,必须抓住犯罪构成的法定性这一特征;同时,罪数类型判断也必须以"法定"为基准.     

非犯罪化的制度实现与风险控制——以侦查阶段为视角

非犯罪化是指在刑事立法或者刑事司法过程中,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再视为犯罪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实现方式的不同,非犯罪化可以区分为法律上非犯罪化和事实上非犯罪化。鉴于未来我国犯罪圈的适度扩张,法律上非犯罪化将前景式微,而事实上非犯罪化则为刑事司法的应然选择。当前,我国侦查阶段非犯罪化的实现路径较为局限,从而导致了实践中非犯罪化的"超法规实现"。未来应当在侦查阶段赋予公安机关以微罪处理权,适度扩大非犯罪化的裁量空间,并通过保障刑事裁量的参与性、注重刑事裁量的说理性以及强化刑事裁量的救济性等方面有效控制侦查阶段非犯罪化的潜在风险。     

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的保护模式及其反思——以隐私权的转型为视角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持能动的态度,采取将个人信息附属于隐私权的保护方式。然而伴随着隐私权的现代性转向,司法实践中个人信息的附属保护模式却遭遇了困境。无论从权利配置还是从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运作来看,个案裁决的救济方式都无法建构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框架。通过创设以私权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实现对私人信息在收录、使用、保存和管理等阶段的有效规制,并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无疑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应然路径。     

多元视角下的社会阶层和谐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社会阶层关系和谐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是社会持续发展、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保证。社会阶层的分化带来了利益的分化、调整和重组,也由此导致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变化。从社会资源流动和分配关系这一角度来看,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突出表现为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资源上的关系和谐。其中,经济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是社会阶层关系的决定性力量,而经济利益关系的代际传递和发展无疑会受到社会各阶层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影响。     

理性看待刑法——以刑法与犯罪的关系为视角

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刑法受犯罪复杂性、司法资源有限性和自身谦抑性等因素的制约,对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是有限的。因而必须理性地评价犯罪与刑法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发挥刑法的调控功能。     

相邻关系之补偿问题研究——以行政行为的介入为视角

行政行为介入时如何保护和补偿自然人利益,是困扰我国民法相邻关系制度之一大难题。理论上,由于处于行政法与民法的交叉地带,往往被学者所忽略;立法上,可依赖之法条不仅数量匮乏且存在赔偿、补偿不分、补偿客体不明、补偿标准模糊、补偿类型狭隘等缺陷。此背景下,本论文以行政行为为切入点,研究相邻关系补偿问题之理论前提、立法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劳动关系建立的法定主义方式——以解释论为视角

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劳动关系的建立至少存在两种情形是用意定主义方式无法解释的,双方合意并不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唯一方式.究其深层次原因:劳动关系不仅仅是债的关系,这就为劳动关系建立的法定主义方式奠定了基础.以法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的不合理规定在现实中的体现,另一种则是现实中的不合法行为在法律中的反映.至于罪犯劳动的问题,无论以哪种方式,罪犯都不能建立劳动关系.从立法目的上来看,我国应当遵循以意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为主,法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为辅的协调模式,追求意定主义方式建立劳动关系的极端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的建立管窥——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研究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本文旨在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考察，管窥其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之实现状况，以资镜鉴。     

关系叠加视角下的村寨制政治形态——以西南传统侗族村落社会调查为基点

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了原生形态的原始公社制、次生形态的村社制和再生形态的家户制三种形态。在1949年以前的传统时期,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存在一种介于村社制与家户制之间的村寨制过渡形态。在关系叠加视角下,村寨制中的家既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体现着血缘关系;又作为纳税单元与国家、作为构成单元与村寨建立起双重地域关系。由于西南地区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相对于国家而言,家户对村寨的依赖程度更高。村寨基本单元孕育了以村寨地域关系为主导的双重权力结构、双层规则体系和村寨主义价值取向,形成村寨共同体的自治传统。村寨制政治形态是西南特殊地域下传统国家成长进程中的阶段性产物,也是村民自治发源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并运行较好的重要基础。     

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哲学解读——以产品责任案件的审理为视角

美、德、法三国法官自20世纪以来在产品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尝试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限制,减轻或免除原告对于生产者被告的过错进行证明的负担,以对既有的合同法与侵权法规则的缺陷予以弥补或克服,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相应历史时期内各国主流法哲学思潮的影响。     

论刑罚配置对罪名择定的回应——以一例财产型犯罪的厘析为视角的分析

犯罪与刑罚是刑法体系之两大范畴。学界普遍认为两者之间是制约与被制约关系。基于该观点,在产生具体案件的定性归位疑难时,通常采取由罪及刑的研究路径,即以具体危害行为本身样态的解构为视角。刑罚则退隐为犯罪成立之后自然解决的下一步程序。然而,在犯罪与刑罚的互动关系中,刑罚量的均衡施加对危害行为的犯罪性质界定起着积极的反向回应制约作用。本文试图采取由刑及罪的分析路径对其进行投石问路地具体推演,以期对学界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犯罪结果与大陆法系客观处罚条件——以我国刑法第129条规定为视角的考察

犯罪结果具有相对确定挂,其基本内涵是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造成严重后果"这一要件,不能用大陆法系客观处罚条件理论来解释,它属本罪的犯罪结果,因而我国现有犯罪论体系完全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客观处罚条件理论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不相契合,不能盲目引进.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以东亚模式为视角

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一直是儒学研究中未解的难题。儒学似乎为近现代中国承载了过多的重负。其实 ,儒学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 ,之所以未能成为延续传统的活力源泉 ,其原因不能只从自身来找 ,还应着眼于儒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与中国社会制度结构之间的历史交互作用过程。从社会大系统结构看 ,中国儒学有三个特点 :一是地域的原发性 (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承性 ) ,二是“大一统”的文化特性 ,三是文化整合性。中国近代 ,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有效领导 ,儒学也没能围绕现代化目标进行积极有选择的转换。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现代化步入正轨 ,儒学也再度恢复生机。总结历史经验 ,我们仍应对儒学保持认真反思的态度     

关系叠加视角下的家支制政治形态——以传统彝族家支社会调查为基点

民主改革以前,彝族社会在缺失国家直接统治的状态下,长期通过家支的方式来组织奴隶社会,由此产生家支制度。在关系叠加视角下,彝族的家支社会既存在基于财产关系对立而产生的奴隶制,又因血缘家族关系的延续与放大而缓和着对立关系,形成等级分化基础上的家支共同体,从而形塑着家支内部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分离又双向依赖的双重性政治形态。家支作为一个独立的行动单位,通过双向的家支权力结构、双重的头人权威来源以及互依型的权力义务关系,建构出稳固的等级身份制度,成为彝族社会公共权力与统治秩序的稳固基础。直至民主改革后,这种双重性的政治形态才因外部性国家力量的逐步介入而发生根本变化。     

渎职侵权犯罪实证研究——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视角

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徇私舞弊,妨害国家正常管理活动,致使公共财产或者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渎职侵权犯罪规定在我国<刑法>分则第九章,共计23个条文,42个罪名.     

政府与NGO信任关系研究——以"合作式治理"模式为视角

在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并非仅限于政府组织,它需要最大限度地吸纳NGO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政府与NGO以相互信任为基础实行"合作式治理".在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基于理性选择,政府应该通过建立一系列信任机制来监督和约束NGO的运行,而NGO也应该在自身建设、利益追求等方面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一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实现政府的良治与善治,并为社会和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