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思考与青年培育——池田大作对鲁迅人学观的接受与实践

同为东方的两位文化巨人,池田大作与鲁迅先生都曾致力于对人学的思考和培育青年的实践,因而在精神上有着深深的共鸣.池田大作一方面非常赞赏鲁迅对于“立人”的思考和批判国民性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他也像鲁迅一样一直孜孜不倦地进行着“人性革命”的思索,并致力于教育和培养青年的事业.     

同肖红和潘梓年谈论鲁迅——摘自三十年代的笔记

1939年,鲁迅的友人在重庆一家电影院里隆重集会,纪念这位作家逝世三周年。重庆这家电影院里挤得水泄不通。发言的有反动的“CC”系头目之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潘公展,有共产党代表王明,有国民党左派邵力子等人。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鲁迅的几位好朋友,如俄国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女作家肖红等。我们商定了会面的时间。在重庆,第一个同我谈论鲁迅的是著名的政论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邹韬奋,他是我在1937年就认识的老朋友。可     

说《长明灯》

《长明灯》在鲁迅的诸多小说中以艺术手法新颖、富于现代主义色彩著称,同时也标志着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李大钊同志就对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工作者说:“鲁迅先生发表《长明灯》,这是他继续《狂人日记》的精神,已经挺身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多多指导青年工作”。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馈信息,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人李大钊如此重视《长明灯》,并且把它与《狂人日记》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分析,指出这篇作品对于青年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这对我们分析这篇小说、理清“五四”以后鲁迅思想发展的脉络,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鲁迅与韦素园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如何对待青年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对青年的那种全面的、无私的关怀,那种循循善诱、热情鼓励、严格要求的态度,直到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和巨大的教益。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实践,同时也正是对于王张江姚反党“四人帮”摧残、腐蚀青年的罪行的一种强有力的批判。鲁迅一生十分重视对于青年文艺战士的培育。他自己就曾经说过:“在我倒是一向就注     

论《摩罗诗力说》

本文试图从六个方面分析鲁迅的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一、题解与结构分析;二、鲁迅是怎样提出问题的;三、鲁迅从哲学的高度论证“反抗挑战”的“新声”必定要在中国出现;四、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文艺功能和特征的认识;五、青年鲁迅对“魔罗”诗派的崇高评价以及他对“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六、关于尼采哲学对青年鲁迅的影响。     

鲁迅对安德列耶夫的翻译及安德列耶夫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无论在文学创作史还是在翻译史上都是一个代表人物。其小说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力于他浑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对外国文化的广泛摄取。鲁迅本人也曾经具体地指出他受过安德列耶夫的影响,而这一影响主要来自他曾经亲自翻译的安德列耶夫短篇小说。     

鲁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

在鲁迅生前,许多进步青年真诚地把他尊为“导师”,也有不少共产党人由衷地把他引为“同志”,在鲁迅身后,不仅他的战友和追随者们又推崇他为“民族魂”,而且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知识界人士也深深地觉悟到:事实证明鲁迅是正确的,而自己则是错了;至于心同鲁迅相通的毛泽东同志,更是明确地指出:鲁迅是一切革命者的“榜样”。的确,伟大的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和光荣,鲁迅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     

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号起孟,他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4岁。幼年时期,他与鲁迅在一起玩耍;少年时期,他与鲁迅一同学习;青年时期,他与鲁迅共同切磋学问;成年后,又与鲁迅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鲁迅在1928年以后,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可是周作人在1938年以后,却由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隐士,堕落为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本文拟就周作人附逆思想的由来与发展作     

误读鲁迅:赞者的缺失——鲁迅《青年必读书》阅读札记

在鲁迅解读史上,《青年必读书》事实上成了所有试图全面解读鲁迅者必须面对的一个“结”。相较于反对《青年必读书》、反对鲁迅的观点而言,我们尤其应该警惕的是那种表面上对其表示赞同,实质上却滑向了反对者的泥潭的观点。这些赞同的理由由于对材料的隔膜、理解的偏差,等等,同样是对鲁迅及其《青年必读书》的误读。将《青年必读书》置于1925年的时代语境及鲁迅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观点的系统之中来进行读解,文章认为,鲁迅在文中所说的“要少——或者竞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是一种策略化言辞,而是他生命中痛苦的文化体验的外化。     

鲁迅与长尾景和

一九三一年春,鲁迅先生在黄陆路(现名黄渡路)“花园庄”旅馆避难时,结识了日本友人长尾景和。他们相处虽短,但彼此之间建立了友谊。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一九三○年,长尾景和来上海游学,当时就住在“花园庄”。次年一月十七日,柔石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捕,传闻将搜捕鲁迅。一月二十日,鲁迅全家就避居于“花园庄”,至二月二十八日返寓。在鲁迅避难期间,得到长尾景和的同情和关切。鲁迅向他说明:“我反对了蒋介石的政策,特别反对他的阴谋诡计和恐怖的政治,所以到处在追捕我,我的学生已经有很多人被捕了。”①长尾景和深切地感到鲁迅的伟大,并向他表示敬意。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鲁迅从生活、医学、文艺,一直谈到列宁和高尔基的     

肖红论

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鲁迅:《肖红作<生死场>序》 肖红(1911——1942)是三十年代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她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农村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她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个冷漠、趋时的官僚。父亲和继母对待赤贫的本家是冷酷无情的,纵使是亲戚,剥削起来也是从不含糊的。童年的肖红常常对佃户们的遭遇表示同情,她在自己的家里感觉很寂寞。在她孤苦的童年,只有老祖父带给她一点温暖、一点安慰。她是一个敏感而解事颇早的女孩子,从童年起就开始接触文学,祖父教给她背诵的似懂非懂的唐诗,她成年以后仍然记得。一九二九年,入哈尔滨市女子第一中学读书,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最喜欢阅读的是鲁迅、茅盾的小说和冰心的散文,开始了她对文学世界的探索。正当她庆幸自己离开了闭塞的呼兰县,来到了开化的大都市哈     

农业新思维革命——孙万鹏访谈录

最近,中国水稻所理事会副理事长,原浙江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徐万鹏,向记者谈了有关农业新思维问题,颇有新意。他说,党和政府对农业尤其是粮食的重视,无可挑剔。在毛泽东时期,他亲自领导制订了“农业八字宪法”、“农业发展纲要”,为农业发表的社论之多,难以计数。并提出了“以粮为纲”的方针。可是至今     

“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鲁迅与广东木刻青年

一九三四年十月三日是中国无产阶级美术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伟大革命家鲁迅精心编选、“亲手印出样本”,自己出资印刷的第一本中国青年木刻选集《木刻纪程》出版了。他在序文中热切地期望着这本集子“做一个木刻的路程碑”,愿“作者都不断的奋发”,“一程一程的向前走”,让木刻这个艺术武器在革命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翻开《木刻纪程》,全书二十四幅作品,除极少数几幅,大部分作者是广东青年。鲁迅高兴地向人们介绍说:“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他希望广东青年木刻团体能够     

从“曹操是一个英雄”谈起——学习鲁迅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一、战斗与杂感说“曹操是一个英雄”,这在今天已不足为奇。但在五十年前,当鲁迅先生第一个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①的时候,是要有相当的勇气的。一九二七年,是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一年。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发展壮大:这一年八月,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秋收起义,胜利进军井冈山,革命烈火方兴未艾,马列主义高照征途;另一方面,是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四·一二”     

鲁迅前期生命美学观

鲁迅前期的思想是以人道主义与进化论为基础的,他的生命美学观建构于此.他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表现出他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具有反封建的意义.他提出“生命的路是进步的”,鼓励青年在创造新文明中让青春焕发出美.他提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光”,“发扬真美,以娱人情”,对艺术的价值、意义从生命美学角度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观点.鲁迅前期的生命美学观与新世纪的人文潮流是相吻合的,对当今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鲁迅的“人间”心态与《伤逝》结尾的再诠释

《伤逝》结尾中的“跨出去”与“遗忘和说谎”体现出1925年鲁迅的“人间”心态。鲁迅对涓生的“要向着新的生路跨出第一步”是肯定的,不仅仅是鲁迅对青年的一种启示,也是他自己的“反抗绝望”哲学的外化行动。涓生用以救助自己的“说谎与遗忘”是一个非鲁迅式的命题,鲁迅以为欺骗自己是最为无益的,应该大胆地看取人生,不回避血泪。某种意义上说,“人间”心态亦成为鲁迅所独有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分。     

《朝花夕拾》里的人情美

提起鲁迅先生,人们便不由想起他那严肃、冷峻的形象.因为几乎所有的塑像和画像都把他创作成“横眉冷对”的模式.但其实这只是鲁迅先生形象的一个方面.不错,鲁迅对敌人是疾恶如仇,不留情面;然而他对人民,对革命青年,对良师益友,对亲人却是可近可亲,充满了爱,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他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我们从他的日记、书信、《两地书》以及一些杂文里可以看到他对老母是如何尊敬,对爱人是如何体贴,对孩子     

略论鲁迅对左联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它存在的短暂的五、六年时间里,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文艺思想,有力地回击和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作出了非凡的业绩和伟大的贡献。鲁迅是左联的盟主和领袖。左联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战斗业绩,是与鲁迅的领导和支持分不开的。冯雪峰曾经指出:“左联如果不是有鲁迅先生参加发起,有他的领导,那么它是不会有象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的成绩,也不会象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样子的。”这是从考察左联的作用和贡献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读鲁迅后期诗歌札记

以火一般的激情赞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讴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鲁迅后期诗歌思想内容的一个最为光辉的方面。这些生动感人的诗篇呼出了亿万革命人民的心声,唱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强音,是中国革命的壮丽诗章。鲁迅后期诗歌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有力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热情赞颂革命武装力量的成长,充分表现了鲁迅无限热爱毛主席,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革命立场和深厚无产阶级感情。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毛主席批判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制定了一条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路线。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鲁迅得知此消息欢欣鼓舞。自此他时时关注着毛主席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革命建设。一九三二年三     

“青年必读书”:文化错位与鲁迅的侧击

1925年由《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活动存在着逻辑谬误,“青年必读书”的命题涉及开列书单者的“身份”及必读书“适应范围”等问题,其背后是现代学院文化过于强势后造成的文化错位和扭曲.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重“行”轻“言”的文化立场,是对这种文化错位的反驳和批判；其对“中国书”、“外国书”貌似偏激的看法,也是建立在他独到的“行”、“言”文化观之上的.在新旧文化尚处于互相胶着的时期,新文化自身的分裂造成了文化界的混乱,出于新文化建设的考虑,鲁迅采取了较反常态的“侧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