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编纂思想略论

梁启超撰著的《戊戌政变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作者将对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辩证认识,熔铸到《戊戌政变记》的撰著中。在编纂思想上,作者确立了具有比较系统和严密的指导思想,即确立“史迹集团”,以扩大纪事本末体的记载范围和强化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确立“以传记之法,来改造纪事本末之体”,重视伟人在纪事本末中的作用;重视史论,阐明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观点和看法。《戊戌政变记》在编纂方面的实践,表明它是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的代表作。     

论张(之洞)梁(启超)交谊与交恶

张之洞和梁启超均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他们先是相知和相互倾慕,维新运动促成了二人携手合作,建立师生交谊和相互借重。但由于学术门庭、文化观及政见等歧异,又引发了矛盾论争,戊戌政变后相互交恶、反目成仇,笔墨之战延续数载。考察二人的交谊、交恶及其原因,不仅可以领略戊戌维新时期的人际关系和学术论争,也可引发我们对《戊戌政变记》的重新审视     

梁启超的求“新”意识与晚清标“新”小说的肇端

晚清有一类特殊的小说现象——标＂新＂小说,其肇端实为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这篇小说的诞生与梁氏长期以来的求＂新＂意识密切相关,这种意识不仅体现在其理论中,也表现在实践上,是时代要求的反映,又推动了社会思潮的转变。《新中国未来记》的创作酝酿已久,在小说变革接近临界点时刊发,是＂新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亦开启了标＂新＂小说的创作风潮,并对这类小说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意思是说,中国人做了四千年“天朝大国”之梦,从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后,开始被唤醒了。甲午战争究竟是如何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呢？     

论梁启超的史剧观——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为了"振国民精神",极力宣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成为清末民初第一位勾稽史实、探索《桃花扇》创作主旨的学者。与孔尚任自己的评点本《桃花扇》相比,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批注范围和批注内容上都围绕史实展开,反映了极具梁氏色彩的史剧观。     

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饮冰室诗话》的编辑特色

《饮冰室诗话》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后在《新民丛报》上开设的文艺类栏目之一，是梁氏文学救国论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民丛报》上具有重要地位。基于文学救国的立场，《饮冰室诗话》在组稿对象、组稿方式、稿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及同时代的诗话、词话相比具有独特魅力，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和个人特质。     

宋伯鲁维新思想探略

宋伯鲁(1853—1932),陕西省礼泉县人。自幼饱读经史,一八八五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职。一八九六年补授山东道御史,此后为掌山东道御史。宋伯鲁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的维新人士,曾积极参与变法维新运动,对戊戌百日维新的发生起过极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中对宋伯鲁作过如下评价:“屡上奏定国是,废     

“笔锋常带感情”——《谭嗣同》的写人与叙事

高中语文课本第二册《谭嗣同》这篇课文节选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记述了戊戌变法中的杰出人物谭嗣同入京参与维新变法,在变法危机中力挽狂澜以至失败壮烈牺牲的全过程。它反映了戊戌政变的部分历史面貌,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在记载史实的基础上,具体细致地描写了人物的精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塑造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所以又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是一篇较好的传记文学作品。     

读《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

正晚近以来,梁启超于政治、学术影响之大,贡献之夥,著述之众、流风之盛,时罕有其匹。故而梁启超及其政治、学术等诸多方面成为后此各时期的研究热点。然而,是不是梁启超的政治史、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价值已然被人们充分认识了呢?当然不应该这样说。一方面,研究者视野、意识方面的遮蔽始终是一种不容易克服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研究者研究范式的转捩亦相当重要。就梁氏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贡献而言,就必须重新认识。当然,作为持续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后来者对梁启超的研究如何置喙,则关乎作者的学术敏锐性和学术积累的厚度。近读陆信礼博士的新著《梁启超中国哲学史研究评述》(中     

谭嗣同的史学思想

作为戊戌变法时期富于哲学气质的思想家,谭嗣同力图糅合古今中外的思想学术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史学思想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进化论的历史哲学、唯意志论的历史动力论和“民史”思想构成了谭嗣同史学思想的主要面貌,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

史学界一般将谭嗣同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或改良运动左派人物,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谭嗣同是一位典型的改良主义者,其根据有二:其一,谭嗣同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其思想均未越出康有为的变法轨道;其二,在1898年之后,惟有梁启超才真正继承了谭嗣同的思想,而将谭嗣同奉为旗帜的革命派,其主张与谭的思想只是"形似而实不是"。革命派扬嗣同而抑康梁,不仅是对康、梁、谭个人之不公,而且也混淆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真实界限。     

从近代湖湘文化看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

近代爱国主义是对古典爱国主义的提升。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与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孕育和推动了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近代爱国主义产生、发展、成熟的三个阶段。魏源、谭嗣同、黄兴等三位湖南人,就是这三个阶段的杰出代表。     

论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经济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影响重大。其维新变法的主张及生利分利、振兴实业、货币、利用外资等经济思想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就是对今天的社会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的现实影响。     

谭嗣同就义精神的文化解读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本可以逃走存活,但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为了唤醒国人,他甘愿流血牺牲,于是选择了从容就义。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只是体现了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君子人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佛教“无我”境界的证悟。他用勘破生死、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践行近代“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智慧在近代历史转型中的积极性。     

关于戊戌变法的几个问题

评述了建国后史学界对戊戌变法运动的几种观点,辩析了戊戌变法作为改良主义运动具有两面性。但它所起的历史作用是进步的,它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本质。我们应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去理解维新派在变法中的软弱性。     

戊戌后康梁谋刺慈禧太后新考——以梁铁君案为中心

戊戌政变后 ,康梁仍时刻盼望返回朝廷 ,依靠皇权推行改革。而太后的存在使他们的目的不能达到。为此康梁于 190 4年派出以梁铁君为首的暗杀团体入京谋刺慈禧。梁铁君在国内活动近两年 ,清廷立宪呼声日高。梁铁君因向康有为提出放弃刺杀方针 ,不久梁铁君突然被捕。袁世凯等人非常秘密地处死了梁铁君。由于朝廷宣布预备立宪 ,康梁没有因梁铁君死而失望和疾愤 ,而是从此放弃刺杀慈禧的方针 ,希望通过合法政党活动实现自己政治主张     

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与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

晚清时期,由于现实的危机和西方民族主义理论的输入,清王朝的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梁启超戊戌维新后一度在是否采取民族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动摇不定,1903年访美归来后,他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在革命排满思潮风起后,梁启超与革命派展开激烈论战,他将革命派的汉民族主义称为小民族主义,而将自己的合中国境内诸民族的民族主义称为大民族主义。实际上,梁启超这种大民族主义不过是由于西方民族主义理论本身的偏颇而采用的一种修辞,其实质是＂国家主义＂。中华民国这一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表明国家主义的认同模式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更好选择。     

进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作用

进化思潮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经历了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五四”前后三个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进化思潮成为变法的理论基础;辛亥革命时期进化思潮成为民主革命的理论根据;“五四”前后进化思潮异彩纷呈,一些先进人士由进化论转变为历史唯物论,并使历史唯物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国报”思想与《清议报》的停刊

《清议报》是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海外的重要机关报,它的停刊,根本原因在于梁启超办报思想从办“一党之报”到“一国之报”的变化。“一国之报”要为“国民公益公利”服务,《清议报》已经无法承载梁启超新的办刊理想,火灾则为停刊另办提供了契机。梁启超的“国报”思想,始于戊戌维新时期,吸收了近代国家思想,在《清议报》时期逐渐形成。庚子事变后,梁启超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和政府“不足与图治”,加速了梁“国报”思想的成熟。梁实现新的办刊理想的愿望更趋强烈,最终导致《清议报》的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