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谭嗣同倡伦理变革的思想基础

<正> 谭嗣同是中国十九世纪末冲决封建“网罗”、尤其是冲决“伦常之网罗”的最勇猛的斗士。他的伦理变革思想虽然还充满着深刻的矛盾,其改良主义立场也在其中作梗,但他要变封建道德为资产阶级道德的立场却是异常鲜明的。他几无顾忌地批判封建纲常,热情倡导平等、博爱(相亲相爱)、自由的资产阶级道德,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可与后来的民主革命党人的立场媲美。他主张“冲决君主之网罗”,但他认为那是将来的事,而关于“冲决伦常之网罗”,他却认为这是当务之急,并希望以此作为变法的基础。他的这一鲜明的勇于冲决封建伦常网罗的特色,使他成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革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那么,谭嗣同如此明确坚决的伦理变革思想究竟建立在什么思想基地之上呢?     

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重要回合,在知识界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和影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是这一运动的倡导者,他们是代表当时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谭嗣同又是一直被誉为这派人中的左翼或急进分子,因为他既是主张流血变法的实践者,而他的政治社会思想又闪烁着民主革命的光辉。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中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由此可知谭嗣同的思想言论,为康、梁等人“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那末他们“所不能达”和“所不敢言”的是什么?这非他,就是谭嗣同激烈地反抗封建传统的民主思想和革命愿望。著名的“仁学”写成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不但没有象“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一样的印行,也没有在和谭嗣同有密切关系的“时务报”和“湘学报“发表。不难想象,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固然是洋务派和顽固派所震骇和坚决反对的,也是改良派所不能完全同意的,所以“仁学”至一八九九年在国外才有出版的机会,当由“清议报”印行时,还遭到康有为的干涉,而康、梁又竟擅自删改了其中某些反满革命的言论。今文经学大师、湖南维新派首领之一的皮锡瑞,至一九○一年看到“仁学”,尚惊为“骇俗之文”。可是改良派震惊和害怕的谭嗣同思想,却为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邹容、陈天华、吴越等人所继承和发扬,章太炎虽痛诋保皇党,而称道谭嗣同的“卓厉敢死”为革命道德。不仅如此,即在五四运动后的二三十年中,他那冲决“与虚空而无极”的网罗的精神,仍没有丧失它的战斗意义,陈伯达同志在一九三四年写的“论谭嗣同”,就不止是为了写历史论文,而是因为他的反抗封建传统的思想仍是现实斗争的武器。可是谭嗣同的思想,一般仅指出他的“革命倾向”或“革命因素,却忽略了他那曲折而显著的民主革命要求,当然由于他的政治实践,从在浏阳倡办新学开始,到喋血宫门,却没有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这是他的矛盾,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改良与革命两条路线的矛盾的反映。     

谭嗣同哲学的内在理路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之学”,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对封建名教（三纲五常）之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之黑暗性、残酷性、欺骗性的揭露和批判;二是直接用以批判封建名教的资产阶级民主学说;三是为反封建名教、提倡人之自主、平等确立理论根据,即建立一种哲学。谭嗣同所建立的哲学,就思辨逻辑讲,主要体现在对于“以太”、“仁”、“心力”这三个范畴的证明,故下面我们对谭嗣同哲学的阐述,也就重在揭示他如何证明这三个范畴。一 谭嗣同所建立的哲学,就体系的逻辑环节而论,是将“以太”作为最高范畴。“以太”是西方十九世纪流行的…     

奴隶主的代言人孔子怎样成为封建社会中的“圣人”

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一生为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奔走呼号。他梦寐以求的是恢复西周初年奴隶制的黄金时代,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又是封建社会中的“圣人”。把他抬高、尊崇的并不是他为之服务的奴隶主,却是取代奴隶主统治的后世封建主。在他生时,穷困潦倒,不为奴隶主所重视(至多鲁哀公称他为“尼父”),到他死后的若干年却时来运转,青云直上。对于这些矛盾现象如何解释?说他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当时真正的封建地主阶级还未出现,说他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则后世地主阶级对他尊奉的道理何在?情况虽然复杂,矛盾似难解决,但只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我们研究工作,也还是能够说明的。我认为,孔子是当时奴隶主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思想:一、始终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二、他要奴隶主改变一些统治方法;三、其改良主义主张,客观上符合日后地主阶级的要求。于是封建地主阶级择其所需,把孔子塑造成封建社会的“圣人”。     

浅析谭嗣同的信佛

谭嗣同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但又是一个狂热的佛教鼓吹者。尤其是一八九六年之后,他的维新变法思想日趋激进,其对佛学的钻研也步步加深。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呢?一个较为流行的看法是,谭嗣同一八九六年后的信佛是他“悲观厌世”的产物。本文的观点与此相反。谭嗣同一生的思想发展有两次较大的转折:一是一八九四年后彻底抛弃了封建守旧思想,主张“尽变西法”;二是一八九六年后研究佛学,在哲学、政治等方面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两次变化的客     

“冲决网罗”与思想解放

在中国哲学史上,有很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清末流血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思想史上敢于大胆解放思想的战士。 谭嗣同面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对中国人思想的钳制和束缚,他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口号,叫做“冲决网罗”。这“网罗”,就是封建的“三纲五伦”。他说:“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君主用它来桎梏臣下,官僚用它来统治人民,父亲用它来压制儿子,丈夫用它来束缚妻子,这种反动的纲常成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咒,一有触犯,便高叫:“是当放逐也,是当诛戮也。”谭嗣同深恶痛绝地呼喊人们起来“冲决”这“网罗”!谭嗣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他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他大胆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者,取之于民所以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他把君臣都看作是办事员,办不好事就“易其人”,撤换他们,这在清朝末年,是一种多么可贵的思想!提出这种冲决网罗的思想,需要多大的勇气!     

试析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的影响

<正> 谭嗣同思想受王夫之思想的影响,这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事实,唐才常说:“复生治易,专主船山,以其多发前人之未发”,①谭嗣同本人对王夫之素来推崇备至,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②并一再自称“闻衡阳王子精义之说”,③“为学专主《船山遗书》”,④“私淑船山”,⑤在他著作中引用、阐发或提及王夫之思想者,更不胜枚举。然而,王夫之思想对谭嗣同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究竟有哪些具体影响呢?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大多是从封建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谭嗣同思想也有个曲折的转化过程。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晚生而早熟,一登上历史舞台已无暇进行充     

论谭嗣同“仁学”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

一近几年来,关于谭嗣同的哲学思想,爭论颇为热烈。有人认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他“用‘以太’代替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所说的‘气’”;有人说他是唯心主义的,他的“‘以太’与‘心’、‘识’性质相同”;最近,又有人认为谭嗣同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他用‘以太’的普遍性质和客观性质来解释自然的时候,是唯物主义的;当他用‘以太有知说’来解释意识现象的时候,走到了庸俗的物活论,并通过灵魂不灭说而达到唯心主义。”因此,我们“既不能只看到前面而不谈后面,说他是‘杰出的唯物论者’;也不能只看到后面而不顾前面,说     

"仁--通":谭嗣同《仁学》的精髓与主旨

“通”———以通达、贯通、仁通求变通、运通、流通的思想,即维新变法的思想,而不是激进革命的思想———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精髓与主旨。希冀有仁慈的君主、清明的君主专制政治、仁通平等的封建伦理道德、通达流畅的社会经济文化运行境界,才是谭嗣同仁学思想的实质。谭嗣同秉承湖湘学派理学思想源流,希望朝廷存“仁心”、行“仁政”,从“匡扶社稷”的思想脉络来分析,谭嗣同依然是一个“吁天”的传统士绅。     

试论王夫之思想、行性对谭嗣同的深刻影响

<正>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杰出人物。他一生追求真理,并为他所确认的真理而英勇献身,故被梁启超誉为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他品行高尚,“卓厉敢死”,志行可观,故被公认为是用鲜血换取中国改革的第一人。造就这样一位维新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固然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家庭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因素,但纵观谭氏一生的思想、行性,不难发现,明末清初卓越的思想家王夫之对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尽管谭嗣同“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自从杨文会闻佛法,其学又一变”,但他如同王夫之那样,建立学说不顾“得罪于先儒”的推陈致新精神以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献身精神,却是那样始终如一,且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下面拟从四个方面分析谭嗣同思想、行性的发展状况,以见其所受工夫之的深刻影响。     

戊戌变法与改良主义

戊戌变法是怎样性质的运动?近年来颇有争论。有人认为是改良主义运动;有人则认为不是。持“不能称之为改良主义运动”的论者,认为列宁对改良主义进行过批判,而戊戌变法则有进步作用,说它是政治改良运动尚可,说是一次改良主义运动则不妥。认为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改革”,但不能叫“改良主义”;认为改良与改良主义不能混为一谈,改良是相对革命而言的,改良主义则是“革命的绊脚石”,它“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改良统统称之为改良主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运动?     

我对孔子的基本看法

现在关于孔子的讨论,基本上分为四派。①认为孔子是当时奴隶主贵族或封建领主在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他的思想完全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②认为孔子是当时人民群众在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他的思想完全是进步的,甚至是革命的。③认为孔子是当时的奴隶贵族或封建领主在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但也是个改良主义者,他的思想中有新的一面,但是这一面不是     

論譚嗣同的變法思想及其歷史意義

一、谭嗣同變法思想的淵源在十九世紀末期中国改良派所從事的政治活动和思想活动中,譚嗣同代表比较急进的一翼。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谭嗣同思想在某种程度内表现了唯物论的傾向,表现了对封建的旧制度、旧文化挑战的勇气。谭嗣同的这种变法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在当时构成改良派的组成份子,实际上都是和封建势力有相当联系的资产階級的代言人,他們不滿意封建統治,要求变法维新,却又站在和农民革命敌对的地位,并对外国帝国主义抱着种种幻想,这种观点也同样表现在谭嗣同的著作中。 譚嗣同的代表作品是‘仁学’,在‘仁學’中,谭嗣同吸取了关於①西方的哲学与科学部分:包括新约、算学(几何)格致(天文、地輿、全体、心灵)社会学;②印度哲学部分,包括华严,心相诸宗;③中国哲学部分,包括孔、孟、荘、墨以及司马迁、陶潛(淵明)、周敦頤(茂叔)、张载(横渠)、陸九淵、王守仁(阳明)、王夫之(船山)、黄宗义(梨洲)等人一系列的学说。据他自己说: ‘凡为仁学者,於佛书当通華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     

试论谭嗣同的社会伦理观

<正>谭嗣同的社会伦理观,是他的《仁学》中最重要,也最精彩的部分。他是中国近代史上,同西方的平等、民主思想来批判中国原有的封建伦理观,并提出自己的新伦理观的第一人。不仅如此,他还力求为自己的社会伦理观提出一种全新的哲学内核,找到一套能付诸实践的“人伦之方”。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上述三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正于研究《仁学》的朋友们。     

论谭嗣同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期,他接受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元气学说,以“气”作为天人关系的桥梁,实现了天人合一;后期,他接受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用“以太”概念改造儒学的核心——仁,再次达到天人合一。谭嗣同说,人在世界上有几件事不...     

论洪秀全思想的矛盾性及其成因

在洪秀全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民主因素与封建因素、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是相互交织的。例如:他反对儒学,但又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糟粕;他倡导平等,但又存在着严重的等级观念;他反对传统迷信,但又陷入了宗教迷信的深渊;他赞成选贤任能,但又带头搞起了世袭制度;他反对封建君权,但又存在着浓厚的帝王思想;他承认人的作用,但又宣扬万     

论冯桂芬的思想

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和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论述,曾经都把冯桂芬放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范畴里。但1956年王栻先生写的“冯桂芬是不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一文,认为冯桂芬的《校邠卢抗议》,“只能代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初步发展,因而改良派还没有从洋务派分化出来以前的思想”。这就是说冯桂芬的思想属于洋务派。因此近两三年来,有关论述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文章中,就很少看到冯桂芬的名字了。冯桂芬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虽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就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环节,特别是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发展的过程来看,他的思想体系到底属于洋务派还是改良派,仍不可不论。这里关系到如何理解一种思潮产生的最初形态。约在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交叉中,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两本引起人们重视的书,一本是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本是冯桂芬的《校邠卢抗议》;前者是向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后者是准备为清朝封建统治者采纳的政治改革主张。两者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主张学习西方、改革中国旧政的精神,却有相同之处。侯外卢同志曾经论证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是改良主义思想,颇有道理。但是洪仁玕是要求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革新,和冯桂芬要求清政府的改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要求革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谭嗣同“坐以待捕”原因初探

通过考察谭嗣同在维新运动中的权限问题,运用史料,对两个流行的观点,即“谭嗣同八月初三夜独访袁世凯”和“谭嗣同八月初九被捕入狱”,加以质疑,提出谭嗣同“坐以待捕”的真正原因,固然有为维新运动不惜流血的献身精神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当时客观形势促成的结果。     

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

朱元璋是元朝末年一支反元武装力量的首领,最后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对朱元璋如何评价,历来争论纷纭。近年来,有人认为,“朱元璋原是一位佃农出身的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后来蜕变成封建皇帝”;也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而三任,先是贫苦农民,再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最后是封建皇帝”;又有人认为,“朱元璋的一生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民革命阶段和向封建转化后封建帝王阶段’”;而吴晗同志早就认定朱元璋“最后背叛了农民革命”。上述种种议论,虽有些微分歧,但总的都认为朱元璋是一个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的典型人物。尽管也有人提出朱元璋领导的是封建统一战争,“朱元璋实际上充当了农民战争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结论为:“他对农民的起义斗争并没有作出什么象样的贡献”,但是,仍然把朱元璋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朱元璋是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论断。我们认为,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根据历史事实,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转化”、“蜕变”或“背叛”的问题;如果说他“背叛”,也只能说他背叛了农民出身的本阶级,而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     

梁启超视界中的谭嗣同

梁启超是谭嗣同生死相托之人,梁启超将谭嗣同称为自己“讲学最契之友”.由此可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在谭嗣同死后,梁启超最早对谭嗣同的思想予以宣传和阐发,并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刊发谭嗣同的代表作《仁学》.梁启超在介绍谭嗣同的过程中,既肯定自己与谭嗣同思想的契合,又将谭嗣同与康有为归为一派,在有意无意间加剧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关系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