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变”学论纲

与实体范畴不同，“变”学主要侧重于属性、状态和活动的方面。但“变”又与实体范畴密不可分，与确定的实体相互依存并促成实体范畴的实现。“变”是一个开放和兼容的系统，是中国辩证思维哲学最根本的理论支柱。“变”有气、形、物等现象层面之变，也有道、理、心等本体层面之变。“变”是大流，是生生，是宇宙生成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的手段。生生不息，化旧开新是变的永恒的主题。故不了解“变”，就不可能真正把握好中国哲学     

宗白华美学与生命哲学

在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生命哲学思潮中 ,宗白华以美学独具一格。宗白华之所以选择美学 ,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偏好 ,而且是出于对生命本体的深刻认识。宗白华认为真正的生命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生动” ,而不是西方哲学中的“运动”。生动的本体是不可以由名言述说的 ,因此 ,他由哲学转向艺术 ,转向美学 ,试图通过文艺创作和美学散步 ,显示“不可捉摸”的生命本体。由此 ,宗白华一方面为审美、艺术找到了最自明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艺术、美学对哲学的特殊贡献     

意－象－言：意象哲学简论

意－象－言,是易道之全体大用,贯通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未发已发、本末源流、有无显微、性相体用,以同观之,莫非“意象”,故曰“意象哲学”。与此相应,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特质的诠释,既非“本体诠释”,亦非“现象诠释”,而是“意象诠释”。返之,意象哲学便是以易、道、心三者为本体之一贯的哲学,具有思维圆融性、结构整体性与形态意象性三特质的哲学。以史观之,意象哲学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诠释,是“无我”的、“史学” 的、主客二分的“照着讲”,是思维方式与诠释方法;以论观之,意象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重构与发展,是“有我” 的、“哲学”的、主客一体的“接着讲”,是哲学观与本体论。简而言之,意象哲学是以“意－象－言”这一思维－结构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意在揭示传统哲学固有之特质性,从而确立其主体性,彰显其民族性。     

论本体功夫思想的理论渊源

作者认为，我国宋明时期出现的本体功夫思想，有它源远流长的理论渊源．其中，本体功夫范畴与体用范畴相连，是宋明道学把体用范畴应用到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学领域的必然产物．而本体功夫理论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心性学说有关，是儒家心性学说发展演变到宋明时期的必然结果。此外，本体功夫思想还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在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既相排斥又相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论语》词类中的名动同形现象考察

《论语》名动同形词分两类,一类以动词为起始义,即动静同形;一类以名词为起始义,即体用同形。《论语》体用同形词在后代分化为六种不同类型。“名词活用如动词”说在范围上廓划不清。     

关于亚里士多德论本体与本体标准问题的初探

“本体”是哲学史上最常见,而又十分重要的一个哲学概念,其原意为万物存在的基础或支撑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第一个把本体(通译“实体”)作为哲学范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论述。 (一) 亚里士多德指出;“实在说来,从前,现在并且永远被提出的那个问题,永远是疑惑的主题的那个问题——即‘有’是什么?这个问题,正就是‘实体’(即‘本体’——引者注)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哲学家们并未专门进行研     

汉语词义引申中的体用类型及其相关问题

体用类型是指由名词引申出动词或形容词,这是汉语词义引申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过去未能揭示出这种类型,是它被概括在其它类型之中。它的提出,得到当代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与传统词义研究理论的启发。汉语词义引申中的体用类型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体用范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流行的"词类活用"说其"本用"与"活用"的关系很大部分都是建立在"体""用"的联系上。近20多年来,围绕汉语词义演变所作的理论研究,有一些是对词的非理性意义的关注,它们与汉语词义引申的理论不处在同一个平面。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用”的凸显:熊十力后期思想的向度

由“摄用归体”到“会体归用”,是熊十力“体用哲学”圆成逻辑。笔者认为:在熊十力后期思想中,一方面,以“心”为“终极本体”的宗旨并没有改变;另外一方面,理论重心则由“体”向“用”的转化、落实,虽无否定“本体”的意味,但更凸显了“用”的层面。     

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

体用,本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对重要本体论范畴,自近代张之洞力倡“中体西用”说以来,令人以体用衡论中西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各家竞和,歧义叠积,这对范畴的本来意义反而彰没不显了。本文简要叙述了中国哲学体用论的源与流,历史地展现了这对哲学范畴所特有的蕴涵,以期正本清源,还其本来面貌。     

论老子的“道”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生天生地生万物的总根源,是老子宇宙观的核心,也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道”是什么,它的性质怎样?是一个关系到老子哲学的根本性质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从古至今却有根本不同的说法。有把它诠解为精神性实体的,也有把它解释为物质性实体的;有认为是唯心的,也有认为是唯物的,众说纷纭。以至有人说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论李二曲以“本体”为基础的“适用”观

李二曲的“适用”观以“本体”为基础,其本体发用的前提是本体的确立及其在动态中磨炼的完成;本体发用的表现是将它作为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指导儒家外王事业;本体发用只有与知识能力等因素结合才能贯彻到形下之学;本体发用的极诣是回归“体用一源”的本体境界。     

“以人为本”的三重语境及其科学发展观视域

作为科学发展观价值核心的“以人为本”。是中、西文化的传统精华,也是马克思哲学的价值旨归,然而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语义特征。不同语境下的内涵差异造成了对以人为本的诠释上“人民,,拒斥“个人”、“人本”“物本”对立等观念误区,影响了对科学发展观的正确认知。只有理解三重语境下的“以人为本”．才能明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视域及其实践价值。     

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信仰”与“境界”——“以美育代宗教”命题精神再认识

“以美育代宗教”命题中包含着对信仰问题的深切关注，只不过在蔡元培看来，信仰所指向的对象并非现实世界之外的超绝世界，而是本身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与现实世界互为表里的世界。蔡元培的这一观念深受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从本质上说乃是渴望在人心中建构起一种高远的“境界”；但是，与传统境界论所倡导的回归心性本根的思路不同，蔡元培依托于康德、席勒的观念，提出要以审美为中介、以完善人性的恢复为基础来实现现象与实体的融合，其中彰显的乃是以席勒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人性哲学精神。心性哲学与人性哲学之间天然的异质性，使得蔡元培的信仰观念充满了矛盾，但即使是这样，“以美育代宗教”命题对中国特色的现代信仰建构以及“境界美育”观念的形成依然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代美育理论建设理应从中获得启发。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理性概念之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中国哲学理性观念的发展演变经历了分型确立、伦理化、本体化、整合化和转型化五个阶段。本文专题探讨了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即以“物理”标名而为自然理性，以“仁理”、“法理”标名而为社会理性，以绝对“天道”标名而为本体理性，以“名理”标名而为逻辑理性。这些理性类型规范和制导了中国哲学理性范畴发展演化的基本格局。先秦时期理性观念的建构与古代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密切关联，与伦理学畸型结合，这两点为其基本特征。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正余的吞吐成环及双向开掘——论方以智的体用观及其创新

在方以智的体用观中,余是体,正是用,并且二者可以互换,即"体用互余",这是对中国哲学"体用一源"与"体用不二"的继承与创新。体用互余始于"一分二",终于"二合一",中间经历交、对、反、克、生、代、错、综、弥、纶,包括反对六象十错综。体用互余的重要创新点还体现在吞吐与成环,以生生为基础:如鹅笼喻,以无声无臭之影为体,以覆帱持载之形为用,影吞形,形又吞影;如仁树喻,仁体生树用,树用又生仁体。吞吐与成环还可从"三"来讲:显冒、费均为用,密冒、隐均为体,方以智引入统冒、中均、公因、绝待等第三个概念,弥合体用之间的断裂,实现三冒、三均的吞吐合一。体用叠加"有""无",有体用超越至无体用,无体用又返回有体用。体用双向开掘:体向几、故等形上学发展,引发根本因的追问,追问生生之体;用导向致用,体现为实学精神。这两个方向代表了明清之际中国哲学发展水平的高度:前者以发掘本体的根本因为目的,预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进路;后者在明清实学思潮中独树一帜,是融合了阳明学之"无"所呈现的"即无而有"之实学,是"无用"与"致用"的融合。     

理学之"道"的审美意蕴

“道”是理学美学理论最为推重的一个本原范畴,它主要是指思孟学派所言的那种个体精神价值或人格理想。理学家认为,从美学意义上说,道是存在本身,气是存在方式,道之美,是道德律令升华为哲学本体的美,是哲学本体本在于道德律令的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文从道中流出”,“道”借助“文”这一载体呈现其空灵幽渺之美。